冀东人民提起包森同志，首先会想到他开辟洪山口抗日根据的功绩。那是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后期，八路军西撤时留下的包森支队，为了扎根冀东，坚持游击战争，包森同志选定了洪山口一带的长城沿线作为根据地。经过艰苦创建，终于成为冀东游击区内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洪山口，在遵化县城东北40余里的长城南麓，东与喜峰口毗邻；西同马兰峪的清东陵相对；南下数十里系通往东北山海关的公路；北靠兴隆县的五指山区。地处崇山峻岭，起伏连绵，沟壑交错，森林密集，又距敌据点较远，还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和东北关东军战区的间隙。加之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曾经积极参加1933年的“长城抗战”和支援冀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孙永勤的抗日民众救国军，确是开展抗门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当1938年7月，包森部队攻下佛爷来据点之后，就带领陶水忠、姚铁民等27名勇士来到洪山口的三道沟村，住在曾经参加过孙永勤抗日民众救国军的寥金柱家里。经过调查了解，研究分析了有利条件，最后决定创建这块根据地。包森支队长先在南部的松棚营召开干部会议，专门商定建立根据地事宜。并及时报请河北省委和冀东区党分委，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一则要求派些党政干部来协助工作；二则向南北扩大活动范围，狠抓政权建设。由于工作得力，宣传有方，革命队伍不断扩大，几个月就增加到200多人，一年以后，竟达1000多人。根据地也逐渐扩大到方圆100多里远，完成了创建根据地的任务。
在创建这块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包森同志带头坚持采取了六项得力措施：
扩大军事力量。包森同志一是向敌人营垒中要人、要武器，连续拿下佛爷来、药王庙等据点，并打了几个伏击战，收容了耿兆红、余得胜等十几名人员，又获取了大量枪支弹药；二是收编抗日大暴动后西撤和被敌人冲散的零散队伍，如兴隆县兰旗营的年焕兴、邓文彪，迁西王寺峪的王永凤等几股暴动队伍，都编入他领导的二大队和三大队。洪山口的方占魁参加孙永勤的抗日民众救国军失败后，重聚人马，仍然坚持杀富济贫、搔扰日伪军，也让他收编起来，一致抗日。这样到8月中旬，部队就由原来的40余人扩展到1000多人。
建立民主政权。包森同志在冀东区党分委的领导下，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抓紧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先在思想、条件较好的寨主沟、尤山口等村成立了救国会、农会、以及青年报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培养出象廖金柱、廖金富，郑启明。刘永震、王洪臣、王国福等一批思想坚定进步、工作积极认真的骨干力量。不仅把他们吸收到党内，又被选为党、政干部。此后，又在三道沟、洪山口、松棚营、南城子等村发展党员40余名，建成7个秘密党支部或党小组。随后，便在这块迁(安)遵(化)兴(隆)3个县的交界土地上，建立起第一个联合政府。由包森同志的副官，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姚铁民担任县长；任命了区委书记和区长；并选拔吸收一些抗日骨干和开明绅士为村办事员、武装班长，使得附近的23个村庄建起了秘密村政权。1940年1月。晋察冀边区冀东办事处对这个政权组织予以承认，还派一些干部来支援配备力量。
扩建武装组织。包森同志早在陕北和晋察冀边区工作对，确认农村青年中的骨干力量必须得到发挥，要成为部队的后备兵源，能够拉得出，用得上，打得响才行。于是便在农村青年报国会中组建武装报国队。其成员为青年报国会中的骨干分子，一定符合军人条件。为了开展好这项工作，他抽调邓文彪小队，配合区武装队长张会及地方干部谭永振，孔昭，温达、安良等人到各村组织青年开展政治、军事活动。并在洪山口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召开大会普遍推广。
抓好统战工作。包森同志深深懂得民众的力量和作用，他在创建根据地中，高举抗日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了敌人。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同一些较有名望的上层人物接触，有时召开座谈会或进行访问，联谊，鼓励大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物出物。如大块地的温玉坤，洪山口的王仕举等开明绅士，就曾被推选为村办事员；南城子的知名人士刘树森不仅献出一些积蓄，又让侄子刘文和担任情报秘书，被敌人杀害后，继续送儿子刘文明参加情报站工作；遵化城内在“家礼”(属于青帮)的贾明、经常四处宣扬教义，发展帮团，社交范围很广，他拜贾明为师，行弟子礼，后来，贾明从城里为八路军搞到许多枪枝弹药、布匹鞋袜等军需名。同时，他又下力争取伪警官兵，扩大队伍，开展工作．曾与半壁山警察所长卢奎礼和倒流水警察所长年焕章建立单线联系，暗中委以职务，在敌据点建立情报网。另外，包森同志对一些土匪，采取教育争取和严惩不贷的办法。一方面加强阶级和我军宗旨教育，可以收编的收编；另一方面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坚决除掉。1938年11月包森同志得知遵化城北的一股土匪作乱，立刻率五大队平剿，抓捕骆玉海，王金城等18名首恶分子，押到桃园村的朝阳庵召开万人大会处决一些，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
宣传动员民众，包森同志深知，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的伟力，是建立根据地的基础。他在开辟洪山口根据地中，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坎上。他不论走到哪里，一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党的有关政策，让人民群众有了新的认识，并教群众大唱革命歌曲，开阔人民胸怀，增强民众的斗志；二是用实际行动感染群众。他为了区别于其他军队，坚持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说话和气，待民亲热。日子不多，这里许多老百姓都熟悉了他，习惯地称他为“老包”。他率领的部队每到一处，都吃住在老百姓家里，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敌人多次拆，烧百姓的房屋，他总是发动群众，及时帮助修好。当禅林寺村100多户人家的房子被烧后，他向群众们讲：“乡亲们不要怕，敌人给烧了杨木檩子，咱们换成松木的，保证让大伙儿过好冬。”果然在他和其他领导的努力下，按时让全村百姓住上了新房。
加强联防建设。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在无现代通讯设施的困难情况下，包森支队长建立情报站。紧紧依靠地下党组织，以各村的党员为骨干，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参加，各村建起秘密情报站和情报点，形成了村村有联防，区区有交通，以便及时发现敌情，传递信件。村里设置“消息树”，为传递情报起到一定的作用。1938年冬，包森等领导干部在洪 山口钟兴邦家召开秘密会议，被敌探得知，当夜兴隆县三道河据点调集附近300多个敌兵包围了尤山口。正在村外山头上放哨的邹庆发不慎被敌逮住，生死关头，上前推倒了“消息树”，自己虽遭杀害，却使包森等干部得以安全转移。
包森同志在1938年7月至1939年12月间，先后攻克三屯营、洒河桥：小水泉等20多个敌据点，歼敌数百人，战绩居全冀东之冠。并为1940年鲁家峪、腰带山和盘山根据地的创建，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又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使其星火迅速燎原于冀东大地。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