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
那还是35年前的1955年末，在农业合作高潮中，一个由我们10名荣复军人（人称“四十勇士”）带头兴办的民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诞生了。我们这个社座落在县城西北古长城脚下的西下营乡，是个由城里、东关、西关、桃园、杨庄子、东沟、西沟7个自然村，原有的18个初级社联合升转的高级社，拥398户，2000名社员，58，000多亩耕地。
回顾解放前，这里是极为贫困的山区，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掌握在27户地主、富农手里，有357人给地主、富农当过长工，31户常年依靠讨饭为主，11户卖掉了48名亲生儿女，22人冻饿而死，63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惨遭敌人杀害。家家过的是牛马不如，苦不堪言的悲惨生活。
这里又是冀东的老革命根据地，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1938年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有150名多热血青年参加八路军，走上了英勇杀敌的战场，留在村里的青壮年武装民兵，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作战200多次，消灭日伪军18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武装了自己的队伍。解放战争时期，这里的人们积极地发展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斗争了封建地主，土地还了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真正获得了翻身和解放。
1947年，为保卫胜利果实，又有120多名青壮年组成了“翻身连”参军、参战；还有一部分青年参加了县远征担架队，在支援“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立下不朽的功勋。
建国前后，一批荣复军人陆续回乡，他们牢记党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心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大目标，积极投身到农业合作运动中来，个个成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带头人。1952年带头办起了全乡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又带头办起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1955年末，我们40名荣复军人又带领广大群众，将18个初级社合并创办成了一个高级社，这就是民主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我们这些荣复军人，带领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来，全乡的农林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和改善。从1952年办初级社到1958年“人年公社化”短短6年的时间里，确实使这个穷困山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初级社第一年的1952年，全乡缠住亩产146斤，比解放前的单产翻了一番，人均收入40元；到1954年粮食亩产提高到207斤。尽管粮食不断增产，但仍需国家供应口粮27万斤；1955年粮食亩产提高到269斤，还缺粮18．5%万斤；1956年由于办起了高级社，彻底解放了生产力，在广大荣复军人带动下，社员群众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打井、修渠、积肥、运粪，向大自然开战，当年发展水浇地1824亩，使粮食跃升到437．2斤，第一次抽掉了缺粮帽子，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7万斤，社里还存有24万斤的储备粮；1957年，生产持续发展，秋收分配时每人每年平均分粮465斤，每人平均分红106．3元。再加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人均生活水平达127元。贫农社员杨占起，一家4口，1957年应分865元，除去粮、棉、柴等实物折款外，净分现金506元。广大社员都为合作化后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而欢欣鼓舞，人们交口称赞我们“打仗是英雄，生产是先峰，战天斗地是勇士，合作化道路上的带头人。”“四十勇士”的称号就是这样叫出来的。
由于我们40名荣复军人在合作化运动中，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不畏艰难，敢斗敢拼，使民生高级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占领了一个一个的“高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和改善。对此，党和人民曾给了我们这些荣复军人很高的荣誉；1956年12月，我代表大家出席了省和全国烈军属荣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和国家领人的接见。
1958年春，中共唐山地委，唐山军分区和河北省委、省军区正式命名我们为“农业战线上的四十勇士”；同年秋，我代表40名战友荣幸地参加了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60年春又被北京军区党委命名为“四十勇士”。之后，我们的代表，还多次出席县以上的各种表彰大会。由于我们在办社进程中，是按照军事建制，坚持劳武结合、平战结合的民兵营，还曾出席过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并先后接待了五大洲22个国家和地区军政代表团的参观访问。
勇士大会师
全国解放后，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由于人口多，劳力少和缺乏牲畜、农具、种子、肥料，生产上遇到很大的困难，也有的户因遇天灾人祸，重又卖掉土地。可是，一些劳力强、懂技术、会经营的户，又重新富裕起来，又购进土地，雇工劳动，在庞大农村很快出现了两级分化。
为此，党和政府及时提出了“组织起来，丰衣足食”的口号，引导翻身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这些荣复军人，在部队受党的长期教导，受到过血和火的洗礼，人人有一棵愿为实现共产主义献身的赤心，我们最听党的话，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当我们听到党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以后，立即行动起来，分别在各自所在自然村，联络战友和贫下中农，创办互助组和初级社，带领群众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1952年秋，复员军人吴荣阁，联合吴凤、吴森、吴珍等复员军人和13户群众，办起了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起老吴来，人们都知道，他是“四十勇士”中参军最早、年龄最大的老同志。他是在1938年冀东农民抗日大暴动时，由给地主扛活当长工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在战争年代，他曾经只身潜入遵化堡子店日伪据点掏窝抓捕过铁杆汉奸姚巡官；赤手和日军小队长搏斗，担任过冀东地方兵团六区队的中队长，1950年因病复员还乡。回乡后，因积极组织农业互助组、初级社，被人称为“老坚决”。老吴的初级社刚办起来以后，一没有办社经验，二没有能当会计的文化人。没办法，他只好社长、会计一身担。这对于从小给地主放羊、参军后才在部队学会几百个字的老吴说，真是个天大的难事。可这并没有难倒他，他坚决做到了认真学文化，积极推广先进经验，曾步行到县内各社去学，向报纸刊物学，经常找本村的小学教师去问字，学习怎样记账和算账。
在老吴办社的劲头正旺时，1953年春天，社里突然出现了风波：七户较富裕的社员觉得入社不合算，声明退了社，他们拉走了牲畜，带走了农具，群众情绪不稳，议论纷纷，连自己的哥哥、弟弟也不说好听的，闹哄着“散了算啦！”为这事愁得他几天吃不好饭，几夜睡不着觉，眼瞅着方园脸瘦下去一大圈儿。当他找到区长、区委副书记请示解放办法时，得到的却是：“散就散了吧！办不了社就办互助组”，不凉不热，不咸不淡地回答了他。回来后，这个20多年来在和敌人拼死拼活时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老八路”，竟然趴在炕上哭了一场。他不怪领导不支持，只怪自己不争气，他为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伤心。当天晚上，几个不散社的复员军人和社员，聚集在吴荣阁家里共同商量继续办社的事。共产党员吴凤说：“我是复员军人，任何时候都听党的话，跟党走……。”
年轻的复员军人吴森说：“他们不干，咱们干，认准的道就得走到底！”社员吴方、吴灿、吴彬、吴占香也愿意坚持办下去。听了大家的话，吴荣阁兴奋地说；“你们放心，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把社办到底！他们走了，咱们接茬干，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社办下来了，秋后分红的结果是；社里平均每人130元；而退社单干户每人平均不足70元，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在全乡树立起一面旗帜。
在吴荣阁同志的劳动下，乡里其它6个自然村的荣复军人，也都积极行动起来。1953年，东沟村的石恩荣、高升带头办起了初级社；1954年，杨庄子宋宝，下营城里的白似玉，西关李宝顺、王云山等5名复员军人，又先后办起了5个初级社；1955年，西沟霍洪全、霍洪文，东关张连普、周子明，桃园的林久荣等，又办起了4个初级社。到1955年冬的农业合作化潮时，全乡7个自然村的18个初级社中，就有11个是荣复军人带头办起来的。
我自己是1955年3月因病结束了10年军队生涯，戴着一次大功、一次三等功和两次小功的荣誉，抱着建设好家乡的美好愿望，复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西营乡桃园村。回村前，满以为在自己参军这10年中，经过土改、复查，又办了初级社，家乡的穷困面貌一定会有很大改变。谁知，回来后的现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这个80户的小山村，办起了3个农业社，因思想不统一，搞得比较松松垮垮。其中的一个社是商贩掌握实权，打着社的旗号，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生产设计划，各户想种啥就种啥，想怎种就怎种，农业社只是块空牌子。另一个11户的小社，买了两辆胶轮车，专门到京、津、唐贩卖鸡蛋、粉条等货物，由于违反工商管理政策和偷税漏税被没收罚了款，结果全社平均每人负担外值230元，社员们气愤地说：“要照这样搞下去，把地都卖了也还不起这笔帐”。第三个社是由30多户较富裕的中农户办起来的。因入社时财物作价不合理，秋后分红有人又认为吃了大亏，整天吵吵闹闹的。面对这些情况和问题，加上村干部本身的问题也不少，既不想管，也管不了。社员们一个个怨声载道。见我刚从部队回来，都愿意向我倾诉。但当我把听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自己的想法告知比我早回来的战友张士和、许满等人时。他们却说：“不行啊！村里比不了部队，我们刚回来时，也想帮助村里做工作，可就是干不下去啊！”接着他们又讲了村里党、团支部力量软，挺不起腰来，不能给群众排忧解难，一堆事实。
当时我想自己是一名复员军人，共青团员，在部队受教育多年，哪能袖手不管呢！要管就不能单枪匹马的去闯，而是要团结依靠先后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战友，要取得区、乡领导的支持。于是，先找到几名复员军人反复地对他们讲：“我们受部队教育多年，对社里出现的问题，不能不闻不问，要团结起来把社办下去。”这样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大家表示：拿枪的敌人都没怕过，还怕这点落后势力吗！
一天下午，我怀着紧迫的心情来到管辖我们的堡子店区委，向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受到区委书记程振兴同志的鼓励和支持，要我先回村发动群众，提高觉悟，组织骨干，等待区委派工作组来整党整风，解决问题。不久，整党工作组真的进驻了我们村。我联合复员军人和积极分子，配合工作组清理和更换了村社班子，改组了党支部；共产党员王福华被选为党支部书记，经过社员自愿组合，把原来的三个社合并为两个社。通过选举，我被选为桃园一社的副社长。同年秋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们这些荣复军人多数出生在贫苦家庭，又经过部队的教育和战争的考验，思想比较先进，工作积极，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骨干力量。可是从办社的实践中体会到，荣复军人都分散在各村、各社，只能单枪匹马，不能发挥整体的作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荣复军人的组织，定期集中交流思想和工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便带头办好社。我们这一想法和要求，得到了县委驻乡指导员张耀凤同志及联村总支书记的同意和支持，在西下营乡建立起全县第一个“荣复军人学习站”。
我们这个学习站，由总支书记亲自兼任站长，两名荣复军人为教员。规定农闲半个月，农忙一个月上站集中学习一次，主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对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以及党中央、省、地、县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文件，联系本乡、本社的实际进行认真地研究和讨论；同时，针对不同时期，每个同志的思想、工作状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放下包袱、解开疙瘩、积极办社的目的。
在部队曾经任过连指导员的霍洪全同志，复员后回到家乡西沟村，曾心急如火地想把社办好，把家乡建设好，但因与两名区里派来的干部拌了嘴，顶了牛，从此便消沉下来，对社里的事不闻不问，被人称为“海外天子”。在学习站上，我和吴荣阁与他促膝谈心，终于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积极抓好社里的事，后被社员选为高级社副主任。复员军人吴珍是吴荣阁的弟弟，因为办社的事整天怪话连篇，处处找茬，经过学习站上的耐心帮助，有了很大转变，后被选为村支部书记，成为领导办社的坚强骨干。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学习站的基础上，为便于荣复军人之间随时交流思想，开展互帮互学，又以村为单位建立了7个荣复军人学习小组，做到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避免了矛盾的发展。
困难挡不住
我们民主高级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成立后，摆在面前的困难就象正月十五的花会—一挡接一挡，40名荣复军人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集体的智慧，依靠广大社员的支持，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夺得了办好高级社的新胜利。
头一道关，就是缺乏资金关。高级社建起来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制定生产计划，研究增产措施，发展农林牧生产。这就需要添牲畜、购车辆、买种子、进化肥。可是当时社里的账面上只有现金3角8分。没钱难办事，怎么办？一时间干部发愁，社员不安。为了发动大伙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渡难关，我们把这个问题拿到“荣复军人学习站”上，一连讨论两天。大伙激动地说：“王国藩靠三条驴腿能办社，我们有三毛八分也一样能办社”。
我们把这个问题拿到“荣复军人学习站”上，一连讨论两天。大伙激动地说：“王国藩靠三条驴腿能办社，我们有三毛八分钱也一样能办社。”我们决定一方面靠从“山上取”，另方面号召大家集资。老指导员霍洪全第一个报名，把复员时部队发给他的生产资助金600元，全部投向社里。勇士之一的吴森，也把准备盖房的200元钱，交给了会计。接着，你30元，他50元地聚集起来，又加上社员投入的现金，合计集2，000余元。复员军人张连普、孙玉合、胡茂林、林久山等分别从自家拿来了玉米种和豆种，带动社员们也主动向社投种，很快备足种籽4，000多斤。加上上山打柴的收入，顺利地解决了无钱少种的大难题。
其次是艰苦劳动关。我们这些荣复军人，虽说多是苦孩子，都有一定的劳动基础和技能，可是因为参军多年，南征北战、枪林弹雨、爬冰卧雪，落下一身伤残或积劳成疾。因适应不了军旅生活才解甲归田、复员还乡的。参加家乡的生产建设，仍需经过一番艰苦的磨炼。被称为“无脚英雄”的一等残废军人孟凡瑞，堪称身残志坚，通闯劳动关的典范。他是在1948年解放天津战役中失去双脚的。伤愈出院后，谢绝了部队领导安排他去荣军教养院长期休养的照顾，坚决请求回乡参加生产建设。
1950年冬，他带着一双假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党和政府及本村的乡亲对他十分关怀，劝他安心疗养，生产生活上的事有国家和乡亲们全包。但他却说：“一个革命战士，应该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我虽然失去了双脚，但有双手，还有一颗身残志不残的红心，我一定能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再一次谢绝了对他的优待。他勇敢地选择了比常人更加艰苦的人生道路，开始了用残疾之躯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的“战斗”生活。经过艰苦的磨练，摔了无数次跟头，终于学会了带着假肢在山坡上行走、担担、锄地、薅苗、收割等多种农活。
栗树串枝修剪是我们山区板栗之乡的主要农活，它要做到力量、技术、技巧的统一，即使手脚齐备的人，学起来也并不那么容易。对于孟凡瑞这个有手没有脚的残废人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但他望着满山满坡栗树，想着如不及时修剪，就会光长树不结果，得不到收成。他横下一条心，纵有千难万难也要攻下这项技术难关。开始，他戴着假肢上不了树，不戴假肢磨的伤口流血干不了活，几次试验，都失败了。这时他想起苏联飞行员马烈西耶夫，失去双腿后，仍然能够重返蓝天，我就不信不能上树剪枝。于是，他参照电讯兵用脚扣爬杆的原理，再举起长长的钩镰操作、修剪。后来，他又多次锻炼，学会了“游竿”的技巧，这棵树的活干完了，用钩镰钩住另一棵树的树杈，纵身一游就到了另一棵树上，减少了抓树的次数，提高了劳动效率。经过艰苦锻炼，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剪枝能手。“无脚英雄”的美称在全乡、全县传扬开来。
当1952年农业互助合作初起的时候，他考虑自己还没能掌握全部农活技巧，怕给别人添负担，没有报名。1954年学会了修剪栗树技术，才加入互助组，并努力为同组户修剪栗树。当年，他被选为村民政委员和乡人民代表，参加了村、乡两级政权建设工作。当年秋后，互助组转为初级社，他除积极参与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收益分配落实兑现工作外，还主动向社里投资，把自己85元的优抚金交给了会计，解决社里困难。国家供应的粮食有几户没钱买，眼看就断顿了。他又是雪中送炭，把手中仅有的200元钱拿了出来，帮助这几天户买回了口粮，解救了燃眉之急。
孟凡瑞同志这种身残志坚，学英雄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其它荣复军人，个个闯过了艰苦劳动关，个个成了生产建设中的铮铮铁汉。
拜老农为师，渡村了不懂技术、不会管理的第三道难关。我们这些荣复军人，多数是给地主、富农放牛放羊或扛小活出身，参军后又主要是习武练枪，冲峰打仗的，不用说农业新技术，就连什么季节种啥，什么地性适合种啥都不通经儿。为了这事，使我这个当社主任的陷入了苦苦的深思，感动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究竟该怎么办呢？我从初级社时的一件往事中得到了启发。
那是1955年夏收之后，在一块麦茬种啥的问题上，和老农王永宽发生了争执，他说：“这块沙性地适合栽白薯”；我说“为了增产还是应该种玉米”。两人争执不休，只好在一块地上种了两种作物，等秋后再见分晓。秋后时一结算，白薯折粮比种玉米多产408斤，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拜老农为师，请老农当参谋，解决了自己不懂生产技术，体现了社员参加管理民主办社的精神。当我把这个想法提到管理委员会研究讨论时，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当即决定了：（1）社干部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学习和掌握农业技术，向乡农业技术站的技术员学习，向有经验的老家学习；（2）从各生产队聘请20多名老农当参谋，协助管委会管好农业生产。
高级社为了搞好生产管理，发展生产力，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分段包工和定额管理的办法。在包产指标的确定和各项劳动定额的制订等方面，有经验的老农确实起到了参谋作用。比如1957年包工包产时，开始就在第五生产队“卡了壳”。队长硬说他的地种高产作物不合适，只能种谷子、豆子、小杂粮，包16万斤产量达不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王永宽、邓文臣等15位老农出面，随着队长来到田间地头，根据地性逐地确定种杆作物品种、单产、总产，结果由原来定的包产16万斤提高到18万斤，队长心服口服。1956年根据老参谋王永宽的建议，在河滩地上改种29亩水稻，头一年虽遭风、雹灾害、水冲沙压，但仍产稻谷7，500斤的好收成。为了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我们还将高级社的收支预算，交给李义、田德存等老农审核，并按他们的意见削掉了不必要的开支近4，000元。
这样，不但荣复军人们学到了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充分发挥了老农献计献策的积极性。老农周喜庭说：“现在是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办，照这样办不下，高级社肯定越办越好。”
1957年，我汲取了1956年对新技术一知半解瞎指挥造成棉花减产的教训，干脆带上铺盖跟乡技术站的技术干部龙瑞林同志住在一起，每天晚上虚心地向老龙学习新技术，这一年在老龙的指导下，我亲自包了一块试验田，同时设置了对照田，对秋季实打实收一过秤，试验田比对照田每亩增产玉米120斤。我这一招，就把全社群众种植科学试验田的劲头给带动起来了。
克服强迫命令，树产民主作风，这是我们荣复军人闯过的又一关。几年间，广大社员从实践中对我们这些营利军人深有体会；“坚强、勇敢、为了工作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公正无私，一心为大家办事”，“有一棵滚烫的心，，发现社员有困难，宁可自己受屈，也要尽力而为”。这就是社员给我们总结出来的特点，因此连年选我们当干部。可是社员也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说我们说出话来就是命令，动不动就发火，闹的干部、社员提心吊胆。一次我们到六队检查农活，老远就看见队长吴玉跟一伙人收拾自家的房顶，等走到跟前，却不见吴玉在场。正在纳闷，就听到有社员小声说：“吓毛了。”这句话刺痛了我的心，反复琢磨着，自己脱离群众竟到了这种程度。这时，我回想起在春天种棉花的时候，六队社员没按社里规定的操作规程种植，我到那一看就火了：“别种了！吴玉你要做检讨！写反省！秋后要是减了产，由你包赔！”一串连珠炮把他给打懵了……。这回又让我看到不领着社员下地，给他家干活，短不了又得劈头盖脑“克”一顿，急忙溜走了。通过这件事，我们心自问：人是复员了，在部队养成的命令式的作风还没有变，不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往往以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对待他们。错误地认为，不这样就没有权威，就压不住阵脚。忘记了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背离了毛主席一再告诫的“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的教导。愈相愈觉得问题严重，愈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和社员群众，于是，做为党支部副书记，我在一次党总会议上，主动做了检讨。另一名总支委员霍洪全同志也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打这儿以后，我俩又在党员会上，社员代表会上主动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表明克服缺点的决心，我还专门找到吴玉队长，向他当面道歉。
能否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是荣复军人办社过程中闯过的另一道难关。1956年我们办高级社的第一年，经过荣复军人，干部、社员的辛勤劳动，增施肥料，除虫灭草，庄稼长的黑绿，丰收在望。不料，突然遭到一次特大雹灾和两次风灾，高杆庄稼折的折、倒的倒、棉花、花生、白薯的叶子全部砸光了。30亩水稻全泡在水里，经过逐块核实灾情，预计全社要减产粮食50万斤，社员情绪低落，干部心里焦急。面对这自然灾害的袭击，勇士们的回答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组织社员能扶的扶，需绑的绑，抢数一颗是一颗，抢救一垄是一垄。秋天，坚持“精收细打，颗粒还仓”的补救办法和“农业损失副业补，地里损失山上补”等措施，竭尽全力实施抗灾。
秋收还没扫尾，老八路吴荣阁主动承担了率领以荣复军人为骨干的打柴队二次出发，到长城以北30多华里的大山上打柴100万斤，补回因灾减收粮食50万斤的损失。
这塞外的高山对老吴来说是非常熟悉和亲切的。因为这里正是他当年打游击的战场，那半山腰间的两间草房残墙，曾多次做为连队的宿营地；那房前的石碾，曾由游击键儿们推着它，把晒干的树叶轧碎，再对上点粮食熬粥喝；这石碾盘又是老吴和中队指导员给战士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讲台，大家经常集中在一起唱着“我们的血最热最红，是光荣红军的传统……”的军歌。在日本侵略军的“三光”政策、强化治安、制造无人区等血腥统治面前，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这些熟悉的道道山谷，条条小溪，如今又故地重登，怎不叫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上山后的第一天，老吴就站在碾盘上讲话了：“这山是宝山，抗日打鬼子帮过我们的大忙，现在搞建设，它也得出点力，咱们要让它拿出100万斤干柴！帮助新生的高级社战胜遭灾的困难。”随后，大家拿起镰刀，背架，分头行动起来。
打柴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吃在山上，睡在又透风又漏雨的破草棚里，有时夜间下雨，淋湿了被子，整夜睡不着急，第二天爬起照样干。他们开展比劳动、比学习、比纪律、比意志，看谁打柴最多，贡献最大的“四比一看”竞赛。一直在山上干了三个月，直到大雪封山才撤出“阵地”。最终统计，勇士们共打干柴120多万斤，葛条6万斤，卖款1．5万元。留在村里的荣复军人们，带领社员从齐腰深的水里打捞出30来亩粳稻，冒着风雨抢收了6万多斤粮食。后又对庄稼精耕细作，精打细收。尽管因灾减产，但每亩单产仍达到437．2斤，比1955年初级社时增产20%；加上打柴的收入，每个劳动日平均分红1．58元，有92%的社员比上年增加了收入。
我们这些荣复军人最大的特点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认准社会主义方向不回来。当我们刚刚告别1956年，跨入1957年之际，社会上的一些人利用我党整风整社之机，煸动一部分社员“闹缺粮”、“闹退社”，这股歪风也波及到我们社。为此，我们根据上级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精神，在乡党委的领导下，团结带动广大社员开展了今昔对比的活动。
经过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稳定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情绪。大家认识到组织起来办高级社，就是挖穷根、修富路，高级社头一年就增产增收，以后的日子就象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要比一年好。在大家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揭发检举，原来是两个富农分子和个别富裕中农说什么：“够不够三百六，就等着挨饿吧！”“高级社搞打井开渠是瞎折腾、白搭钱”。他们挑拨社干部之间的关系；还哄骗个别孩子多的社员户到社里闹事，说自家粮食不够吃，让社里给养起来，要把孩子交给社里，等等。真相大白以后，对两名不法富农，进行了大会批判，依法管制了一名，拘捕了一名。从而刹住了歪风，捍卫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激励了社员生产积极性，这一年全社打井24眼，修水渠3道，迎来了高级社第二个丰收年。
1957年10月，我出席唐山地区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明确了要想使高级社巩固和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而发展生产又必须设法改变生产条件，把原来一家一户办不到的农田水利建设、山地建设搞起来，才能充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党总支和管委会经过学习讨论，作出了趁冬闲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向荒山开战的决定，并依照军队建制和军事行动的办法，组建了以荣复军人为主的“百名专业水利民兵连”，由在部队任过排长的王贵山当连长，党总支副书记李玉任指导员。在他俩的带动下，这支连队高举着红旗，带着扩音机、图书、板报等开到东山沟，搭棚宿营，埋锅做饭，揭开了山区水利建设的序幕。
这支连队以班、排序列组建，党、团组织齐备，劳动、生活有严格的纪律，有固定的党、团活动日，坚持劳武结合，按时作息，又开展必要的学习、文娱、体育活动，在劳动中开展比数量，比质量、比安全的三比竞赛，并有明确的奖惩办法，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在荒凉的大沟里挖水平沟8200丈，鱼鳞坑5100个，使山下600多亩耕地免遭洪涝。沟沿、坑边点种粮食作物，一年多收粮食15万斤。
随后，山脚下打响了第二战役，仅用8天时间，就挖好3条45丈长的河道，控制住夏季山洪泛滥。确保30亩稻田免除水淹。
寒冬到了，冰雪盖地，我们水利连利的勇士们又一次拉上山坡，开始了更艰苦的治山治水战斗。在“天寒地冻石头硬，比不了我们的决心硬”的口号鼓舞下，苦打硬拼。复员军认高升的手脚冻坏，连长让他休息，他就是不肯，他和大家一样比着干；担任排长的复员军人吴森，带领全排，肯啃“硬骨头”，哪里最难往哪里冲；复员军人宋宝，头次上山每天挖鱼鳞坑7—8个，这次每天挖13—14个。大家是越干越有劲，劳动效率越来越高，成果越来越大。先后3个月，园满完成了本年度的治山治水任务，为下年度的绿化荒山和增产丰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当年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充公寻显示出我们这些荣复军人，不负党的教导，不负解放军大学校的造就，带着战场的征尘硝烟，跨上建设家乡的阵地，为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谱下令人难忘的篇章。
（本文为王佐民同志的回忆文章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