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连宽，是遵化县新店子镇西峪村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现已办理了离休手续在家安度晚年。前半生细历的风风雨雨，大部分记不清了，惟独1942年被押到东北当劳工的前前后后却怎么也忘不掉。
（一）
我小时候家里穷得出了名，弟兄三人有两个当长工，全家数我小，受点宠爱，舍不得让我扛长活，也得打短工。家里是缺吃少穿，还经常跑敌情，提心吊胆地过活。日伪到处烧杀抢掠，日子过得没啥盼头。本村的高庆国，在八路军十三团司令部当通讯排长，驻在娘娘庄。我心一动扔下锄把找到他——当了八路。我没念过书，怎么教我打旗语也弄不通。又把我分配到一或一连当战士。八路军成天爬大山吃小米虽然艰苦，可战士、干部如同亲人，心情却十分愉快。
1942年春节，正月初二，在京五营召开一、两千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夜间出发到沙坡峪。一亮天在毛家厂南山和日本人接上火，一发炮弹在我前边爆炸，我右腹挂花。醒来时躺在担架上绕过遵化、大寨、大老峪、康各庄、刘备寨南山到鲁家峪东峪，在八路军军区医院经过两个月的调治，伤势渐轻，已能拄着棍子走道了。
当时环境紧张，医生告诉轻伤员，可以自己熟悉地形，遇到敌情，躲入北山狐仙洞（现更名为烈士洞）里。狐仙洞可大了，很长的一串洞子，第一个洞能容10几个人，第二个洞能容50—60人，第三个洞能容70—80人。农历三月开杏花的时候（
鬼子摸上来了，特务喊话：“快出来投降，不然打枪啦！”谁也不理会那一套，鬼子往里边打枪。战士们躲在岩石后面，鬼子拿来毒瓦斯打了几管，警卫战士昏死过去。我和一个常胜部队的、一个青英部队的伤员拿起警卫的枪继续抵抗，又打死六七个鬼子。鬼子气疯了，加剧放毒瓦斯，我们三人也被熏死过去。等醒来后，睁眼一看，已躺在洞外左上方，两条腿被绑着。日头压山前，山下传来号声，鬼子把我们三人腿上绳子解开，押到鲁家峪大庄。
一天多没吃着饭，也觉不出饿来。
4月18日过堂，对穿军衣的问问是什么部队就完了；对穿七个扣子便衣的，认定是八路军的地方干部，一边拷打一边追问有关八路的消息。折腾的大家没有个主心骨，有的哭天抹泪。
郭翻译（是听狱卒招呼知道叫郭翻译）良心发现了，小声告诉我们：“死不了，得去东北当劳工”。果不其然，过了三天（
（二）
老鬼子讲完话，每人发一双胶皮鞋、一条小被，把150多人押上闷罐，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钟下了火车。从人们吵嚷中得知是抚顺附近的千斤寨煤矿。后来得知：全矿1300多人，一部分老工人多是山东来的，新工人大部分是从关里抓来的劳工。
一进矿，来四个大把头，每个领去40—60人不等。给我们明确了严格纪律，发了饭卡，然后由每个老工人领走3—5人。我和同时被抓来的青英部队战士李英和被治安军抓来的3人（一个南马各庄的马俊才，一个是洪水川的，一个是河北庄的——已记不清他们名字）被老工人领到第九排大统子房。房里对面大炕，住15人左右。每个炕有一名炕长管理生活。
第一天由日本鬼子领着坐煤罐下窑去看看，第二天把头领着从人行斜道下去参观，第三天正式上班。矿工们两班倒，加上走路时间每天工作约14小时。老工人不是推车就是放炮。新工人一律用小簸箕似的铣往溜子上铲煤，不一会儿就累得一身汗，刚一直腰，头子就连踢带打，要是碰上鬼子用小鎯头敲你脑袋，不死也得带伤。
老工人的灯不亮了、打眼的钎子秃了、放炮用的黄泥没了，都叫新工人去取。几百米深的矿井，一尺半高的台阶，上下一次得40分钟，累得人出白毛子汗。一回，把头叫我下井底取黄泥，途中有的巷道太窄得爬着过。回来时天棚塌下来了堵住巷道，我只好扒开巷道再过去。把头嫌我时间太长，不问青红皂白打我两嘴巴。我分辩说是扒巷道耽误了时间，可把头骂道：“那你不会快点扒！”真是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下班时老工人坐镐车，我们得从人行道往上盘。
干12小时的活儿，累得直不起腰、迈不开步，真是走一步挪一步。一次，我也偷着坐上镐车，刚一露井口，矿警就过一为打我两个嘴巴。生活更苦，早晚饭是三个“一”：一碗粥、一个窝头、一块咸菜，午饭是两个窝头一碗没油拉水的青菜汤，星期日把两个窝头换上两个馒头，算是改善生活。这没滋拉味的饭菜只能维持半饱，要是不上班还卡饭。
累一天向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儿一样。长尾马的虱子马上爬过来，用手一抓旮脂窝准能捞着几个。虱子没吃饱呢，臭虫又从墙缝钻出来，用手一捻拈满一手红血。天一黑，蚊子又飞过来叮你。唉呀！虱子、臭虫、蚊子分上中下三层咬你，纵管咋累也难入睡，实在困乏了，好容易眯眬一觉，炕长又招呼上班了。
卫生条件很差，传染病流行。得病更可怜，没人理，没药治，有的眼角子都长蛆，只有至近同伴给以照顾。有的人还没断气，炕长就长搭出去，有的病人还眼望着要水喝，新工人不忍心同伴儿这样蛎惨的离开人世，留一碗水饮饮他。炕长从后面猛踢一脚说：“还灌啥？”死人的事天天有，矿上有10几个木匠工，专门破木板做小包斗子，留着处理死人用。
我们宿舍北面不到50米就是乱葬岗子，埋的死人被狗扒开啃，北风一吹，腥臭的死人味十分难闻，起心地恶心。工人每月28元满洲币，只发给本人一半，另一半小头子做抵押，满一年才发给你，再加上七折八扣和伤风败俗的事，实际上钱是拿不到手多少的。人们从那悲惨境域中编个顺口溜：“一到千斤寨，就把行李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与其说是矿工，倒不如称为“叫化子”。
这人间地狱的生活，连一天也不想呆下去。和我们一起来的李英患病走不了，马俊才被治安军烧的大半个身子没有皮，吃饭是我们三人的工钱合在一起用，如果丢下他俩，岂不送了他俩的命，患难的生活把我们连在一起，比亲弟兄还亲。平时给他俩买个瓜果梨桃浆养身子，盼望他俩能走道时再想办法。
（三）
逃跑是冒很大危险的。矿门口有两个执枪的矿警；半路上有人往回抓；人地两生口音不对逃跑不容易啊。一旦被抓回来，交给管勤杂的高丽人，把你推倒骑在腰上，使劲往上搬肩膀子，就听爹一声妈一声的叫唤；要不就是给你两个大拇指拴上电线，一开电门，疼得昏死过去，直到你清醒后，数嘴再也不跑了，这才通知小头子领回去。尽管被折腾的十分虚弱，还得照常上班挖煤。
为了逃出苦海，我们做了计划：首先是攒路费，平时不敢乱花一文钱，实在不想饭吃了，买节稍瓜大家尝尝，其次是把逃跑的道打听明了，盼着青纱帐起来再跑。李英、马俊才身体慢慢恢复了，条件具备了。上夜班时，我们五个人常假装看戏，溜出矿区，有意识地打听去关里的路线、标志和沿途的伪机关。在日常中少说话，不流露出有不满情绪。
出头的日子终于盼到了。1943年7月我们已积攒了78元满洲币，归途也打听明白了。我们如同机械人的生活，记不起日子，只是看月亮观气温知道是七月初。头天晚上，我们五个在矿区外橡树林棵子底下冒充乘凉做了缜密计划。先让两个“病号”初愈的傍晚溜出宿舍，藏在约定的橡树林子里。我们三个身体壮实的按时下井。挖煤工人是谁完成定额谁可以先走。
我们下井三下五除二干完一班工，趁夜深人静上了矿井，悄悄卸下镐头，拎着镐把当柱棍，走到矿警老远的地方就脱下掉底的鞋，故意一瘸一拐的呻吟，走到矿警跟前央求说：“崔先生给我们找节绳拴拴鞋，脚扎了走不动。”崔矿警横我们：“这么黑哪里找？”另一个矿警说：“怪可怜的，地上有绳子头布拉头。”他俩把枪一戳猫腰从地上摸。河北庄的大个子和我几乎同时抡起镐把砸向两个矿警，他俩一声不吭就倒下了。我拣起林枪扔在栅栏外的树棵子里，
我三人箭一般跑出矿区，到约定地点与李英、马俊才汇合。急速跑过一个大山梁和一个小山梁，约摸走出15里路。天也快亮了，前面山洼有三间小草房，一个老头正搂土要垫圈，看样子是个善良的穷人。我一个人走上前叫声老大爷，他一看我黑脸花子衣服，扭头回去要关门。我拉住他央求说：“老大爷，我们是从关里抓来的劳工，想问问回关里去的道”。他说：“你是关里银（人），怪可怜的，你吃点儿末子（玉米粥）快跑吧！”我看他没有歹意，就招呼他们四人跟老大爷要点水喝，要了一盒洋火。老头指点说：这条沟七里长没人家，沟门有个大屯子，再往西南走。知道这条沟没人家，就放心大胆地走小道，当露出屯子时，就藏在棒子地里。夜静了摸到村头路南破破烂烂第二个门，再一听屋里两个老人捣杈子：老头说今天咱们猪吃食了。老太太说：比昨天好点，吃的不多。一听这家没年轻人，就轻轻地敲门说：“老大爷，我们是关里被抓来的劳工，问老大爷一个道，请你修修好！”老头开门说：“多可怜哪，顺这往南走，全是小道，一天多的路可过沈大铁路。可别进屯子，有人抓。抓一个劳工保甲长奖二斗（50斤）秫米”。随后又给我们一盒洋火嘱咐说：“饿了，烧包米大豆吃，我没有现成饭，每人吃一个煮包米吧”。从此，我们白天看日头，夜间看北斗星，总是钻庄稼地，饿了吃润头（高梁玉米的黑穗）困了背靠背眯一会儿。吃润头吃的拉不下大便，这个罪可难受了，只好用手往外抠。听到火车声，知道方向对。碰见一个下地的农民，说这是沈阳和朝阳之间。我们藏在庄稼地里，等黑夜时，一辆火车开过去，我们趁这个空隙穿过铁路，快走10几里就倒下休息。天黑时又走，傍亮时，有人下地，我们走上前问道。他说：“这儿离锦州三里了，安全了，过了铁道没人抓了，不用藏。赶上吃饭时，谁家都给一碗。”这一听，心亮堂多了：可出地狱门啦！先试探着要饭吃，又试探着住店，开始过上人的生活。一天，过锦州西18里的紫金山村，我们住在杨家店。记不清走了多少天，从月亮的圆缺出没判断，这一千多里路走了20天左右。因为趴露天地，湿漉漉的，再吃不着营养，我长了一身疥，脚穿不了鞋、手牙子长浓泡，钻心地痒，只好先休息两天。为了混饭吃，我们给杨掌柜的脱坯。
第二天，锦州北大营的日本兵在这里训练。中午把枪架在店门口，去铁道边河沟洗澡。我一看到枪，心里就痒痒，要是在关里，抄起枪就跑；可这是“满洲国”，不能轻举妄动，想到这时又后怕了，万一暴露身份，这一道的罪不是白受了吗？疥又不见好，心里着急。一边脱坯一边琢磨：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只好留下我一个人养病让有道眼的河北庄人带他们三人逃命。一提，他们怎么也不肯。我说这是什么时候，逃出四个人总比都受罪强，我好了也想法子跑，大家终于被说服了。我们清理钱财，我把47块满洲钱交出来，用五个凑一起不足一百元当路费，并指出他们绕道青龙进关，奔建昌去遵化。一至青龙就找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那就有依靠了。
分手实在难割难舍，留下我一个人给杨掌柜打杂。杨掌柜的房东是店后面的大庙和尚，老和尚看我是关里人，干活又实在，就商量给他去做饭。老和尚姓孙，是关里滦县孙堂庄人，道号然起。大徒弟死了，二徒弟不守佛规，被他撵走了。只有一个徒孙，道号叫自贺。可他常去外讲经做佛事。庙里关公、马王、释迦牟尼三层大殿，东西配房。
诺大的寺院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得领配给，清扫庙堂是够他招架的，盼望着有个老实人做帮手。我到庙里来，他很满意，给我一床旧被。我早晨做一盆秫米饭，吃一天。除此外就是打扫殿堂、往佛灯里添油，隔三跳五的去双阳店领配给。两个月过去，没出一点儿错，老和尚考验到我诚实，就把外部的钥匙交给我，还给我点零花钱。平时没事老和尚和我谈天，劝我看破红尘出家好。我为了安然地栖身也就答应了。让我先带发出家（没受戒），起道号叫自绪，是他大徒弟脚底下的人。从此就教我“大然咒”。
过了1944年春节，疥好利索了，可进关卡太严了，手头又没钱，只好慢慢地等机会。双阳店警察署长是紫金山村的大地主，是老和尚的把兄弟。他每星期六都回家，准时到庙里与老和尚下棋、做佛事。我看到机会来，殷勤地侍奉他，让他给起个“出国证”。到中秋节前我攒了20多元钱，“出国证”也办下来了，我谎称探亲坐火车进关。到山海关验了证、兑换了货币，就到了唐山，绕道大王庄回到老家。
回想起来，做劳工一年零二个月，逃回的路上辗转、停留也是一年零二个月。1944年农历八月十三我回到家。在庄东头小河边看见叔伯二嫂洗衣服，我一招呼“二嫂”，她扔下衣服就跑，嚷嚷说活见鬼了。消息很快传到我家，老妈妈怎么也不信，早听说我死在外头了，逢年过节在庄头给我烧纸。等我进院子，我招呼“妈”，她也不答理，直楞楞地看着我。等我落下眼泪，她也哭出了声，“是宽儿回来了”。一下子我们娘俩扑在一起。
住了两天，听说六区队在西边住着，我辞别了老母亲去投奔八路军，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