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日军侵占冀东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艰苦困难年代。我认为，最艰苦最苦难的，还是1941年夏至1944年底日军推行“强化治安”的时期。从1941年6月开始至1942年8月，先后有五次“强化治安”。这以前有六次“扫荡”。日寇1940年冬开始挖沟壕、筑堡垒、搞集家并村，沿沟壕敌人的据点、岗楼林立，夜间敌人沿壕沟来回流动。这时，上级对日伪斗争的部署是：有人民群众就有领导干部，干部要坚守岗位，县干部不离县，区干部不离区。从第一次“强化治安”开始到1943年夏季，干部损失惨重，丰、遵联合县全县300多干部坚持到1943年的只剩下30来人，有个区20个干部(包括通讯员)就只剩下一人。
我们官庄是个大村，有1000多人口，是抗战的堡垒村，几年来已被鬼子杀死数十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鬼子据点重重包围之中，北面十五里的县城是鬼子军营，又离长城鬼子划的无人区很近，西面十二里堡子店是鬼子大部队，南面五里是道家口炮楼，有一排鬼子把守，东面七里牛毛口炮楼，是鬼子为了保护遵化至唐山市的交通要道，每三市里建一个炮楼。
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从l938年14岁那年开始在官庄村当儿童团长，除读书外就是组织全村百名儿童分十个路口，轮流站岗放哨，盘问行人，送鸡毛信等协助抗日政府和部队做了很多大人都难已做到的事情。十六岁以后，我任青年委员，到了1942年底，年满十八岁那年任官庄村民兵中队长(百户以下小村是民兵小队)。我们的任务是来了大部队帮助搞后勤，打起仗来抬担架，运送伤员，晚上在我们十几个带有步枪的民兵掩护下组织广大民兵破坏大马路，把敌人要通汽车的马路挖成一道一道横沟，使鬼子寸步难行。再就是破坏他们的通信线路，他们白天架线，我们晚上砍，搞得日本鬼子白天晚上不得安宁。所以我这个民兵队长就成了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下定决心要干掉我。
下面就讲述我三次死里逃生的痛苦经历：
我第一次死里逃生，是在1943年秋。日本鬼子搞大扫荡时，一般规律都是拂晓前包围村庄，因此我们村里主要干部都是晚上去南山山洞里过夜，天亮看到农民出村下地上山时，没有发现敌人，才下山回家吃早饭。但狡猾的敌人改变常规，等我们下山回家吃早饭时，突然把村财粮委员陈谦和我家两个院子团团围住，如狼似虎地把我们两人抓住，五花大绑，有数十名鬼子端着刺刀将我俩押送到前街西头郝连勋家(地主)大院，分头开始审讯，一定要我们两人交出给八路军保存的小米和军鞋，如果不交出来，就要杀头。陈谦在前院一个大坪里受尽各种酷刑。
我在房子里，几个鬼子军官和一个姓金的翻译官，以及十几个鬼子端着刺刀的枪对着我，还有七、八个汉奸、特务对我进行各种酷刑，要我给他们去找八路军的小米和军鞋。但是我始终一口咬定“没有”、“不知道”，翻来覆去就是重复这两句话。最后把鬼子气得要特务们抬来一条很大的长板凳，几个人我推到长板凳上，面朝天两手分别绑在板凳前两条腿上，双脚也绑在板凳上，然后又有两个鬼子骑在我身上，鬼子军官坐在我头顶前面，金翻译站在我身边，要特务提一桶凉水灌满一大铜壶水对准我的嘴就灌凉水。开始我憋住气，让他们灌不进，时间长了我还是憋不住了，一出气就灌进去了，连着灌了四、五壶水，肚子涨得鼓鼓的。这时他们又强逼我交出军粮和军鞋，并且威胁说如不交出来，就捅死你，若交出来就放你回家。但我仍然又重复那两句现话：没有、不知道。把鬼子气得大喊大叫，又开始灌凉水。这时我心生一计，对翻译官说：你们放开我，我带你们去取小米和军鞋。这时鬼子高兴，马上放开我，群鬼子特务跟在我的后边，要我带路，我就出了地主大院带领敌人一直奔我自己家里。一进门我就喊：“妈妈，他们要我交出八路军的粮食和军鞋，如不交出来，就用凉水灌死我，我们村子又没有军粮和草鞋呀，怎么办呢?妈妈你就把咱们那口袋棒子(玉米)和我那两双又没穿过的新步鞋快交给他们吧’’。我妈说，好好，你们只要放了我儿子，我都交出来给你们，求求你们快把我儿子放了吧。鬼子们一听，上当了，气得直跳脚，冲上去把我妈妈推倒在地拳打脚踢，然后又冲上来打我一顿，又用绳子把我绑起来，拉回原地。
一进地主大院，一眼就看到一群鬼子，四条大洋狗围着财粮委员陈谦同志，把他全身上下衣服都扯光了，面部的肉都撕得只剩下骨头，肠子散落满地，血留如注，惨不忍睹。当时我心一横，想到前天我俩给十三团大部队准备的两千多斤小米、几百双布鞋只有我俩知道，现在我的好同志陈谦同志你前边走好，我郝全后面就跟你来。
见到那个场面之后，鬼子就把我推到原来的屋子，把我按在板凳上，又按原来的办法灌凉水，并大声喊叫，如不交出军粮草鞋，你就是陈谦那个下场。这时我肚子灌的水就要炸开了，两个眼珠子就要突出来，我心一狠。生不如死，就开口大骂：“金翻译你给日本鬼子干坏事，是大汉奸，我要杀掉你全家，我要挖到你的祖坟。’’气得鬼子和金翻译火冒三丈，要特务们用浸水的毛巾对准我的鼻子嘴一捂，我当时感觉轰的一声，什么知觉，什么痛苦都没有了。
后来从上午九点多钟到下午四、五点钟我才慢慢开始听到从远到近，声音从小到大，似乎有人哭喊我的名字，接着从口里吐出很多水。等慢慢的苏醒过来之后才知道到下午两点多，敌人认为我死了，就连人带板凳一脚踢翻在地，一群鬼子灰溜溜的滚回城里去了。想要的东西一无所获。从此我深深体会到死并不可怕，做人只要是为正义而战就无所畏惧，死算什么。
第二次死里逃生是1944年冬。在一个严寒的夜晚，大约九点多钟，二区的区长李子林同志带领区政府全班人员和造手榴弹的一个小厂子人员共四十多人在区小队武装掩护下，进驻官庄村南小街靠南山比较近孟家大院。区长就派人把我叫去，指示我带领武装民兵配合区小队同志搞好站岗放哨。因为当时正是鬼子疯狂扫荡的时候，．我为了保护好区政府同志，就在深夜四点多钟与小队长商量，把步枪交给他。我空手作为普通农民的样子，出门到野外，查听有没有敌人的动静，并要他在高处看着我的一举一动，以便作好对付敌人的准备。
就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我跑到村外一两百米的地方爬在地下，右耳贴在冻地表面，可听见几百米之外人的脚步声，以便判断有没有敌人来包围住村庄。我听了几分钟之后，没有发现敌人动静。因正处冰天雪地之时，天气太冷，我家就住在孟家大院对面，于是我跑到家里，穿一件羊皮袄之后就边走边扣扣子，刚要向孟家大院转弯时，冷不防敌人从后面抱住我的腰，心想不好了，刚要大喊，敌人来了，我尚未喊出生时，就有两只手用大毛巾堵住我的嘴，抱住我脑袋死死不放。于是我两脚就乱蹬想挣脱快跑，这时三个人上来抱住我的双腿，三个人把我高高抬到村边离孟家大院两百来米左右一条水沟里。这时我发现整个村子都被鬼子包围了，到处都是鬼子，沟边上架起好多机枪，对着孟家大院和整个村庄。他们把我上身的衣服脱掉，用刺刀顶住我的胸膛，问我昨晚来了多少八路军，住在哪条街，说出来放你，不说就捅死你。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没听说来八路军呀，我家就住在那个胡同里，是开豆腐坊的，我早起是去李大叔家借驴磨豆腐的。这时敌人就用皮带抽我，用枪托打我、吓唬我，用手指指着孟家大院说：那个院里有入路军，你不讲，等一会儿，我们搜出八路军来，就用刺刀捅死你。但我非常沉着，一点也不害怕，还是用那几句话对付他们。这时敌人就用绳子用力绑住我的双腕使血液不能流通，几十分钟后我双手变成了乌黑色，失去知觉，全身上下痛得要命。
正在这非常危机之时，鬼子集合号从村子的东北角的方向吹响了，一个鬼子军官骑着大洋马过来，要他们给我松绑，穿上棉袄重新把我捆上，让我跟在马屁股后跑。到了村子东北角集合点时小鬼子军官就对那个鬼子大军官说，捉到一个八路军。而后我听不懂他们又讲了些什么，就押着我向西南方向出发。这时我妈知道我被敌人抓住了，就跟着敌人后面边走边哭边喊，叫敌人放了她的儿子。这时鬼子对我妈连踢带打，打得她都爬不起来了。然后敌人带着我往南阁老弯进发，11点多钟到那个村子后把我捆在大树上，敌人就去吃饭。饭后敌人边走边抢东西向敌人据点堡子店进发。离据点二、三里路，就有几百个鬼子端着刺刀站在大道两旁迎接，说什么抓到一个八路军。
到了鬼子据点后，鬼子就把我交给伪满军看守，把我关到一个空房子里，吊到墙壁上，两脚不能落地，全身都麻木了。这一夜不知有多长，想到天亮后不知道要受什么刑罚，但又想到区政府全体人员没有被鬼子发现，他们也没有掌握我是八路军的证据，心里就坚定了信心。大概到夜间一、二点钟的时候，那个站岗的伪满队员问我：你是不是八路军。我说，我不是，我是早上出村借炉被他们抓来的，现在我已一天多了，没吃没喝，全身都麻木了，你给我把绳子松松让我脚落落地，就会好过一点。他说：“我也是被日本鬼子抓来的，我给你松松绑吧。”还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伪军官就来查岗，发现我两脚已落在地上，那个伪军官上去给那个伪兵两个耳光，又重新把我吊起来。
好不容易盼来天亮，到八点多钟的时候就进来了七八个鬼子和伪满队员，押着我到鬼子军官那里去受审。上面坐着一个鬼子军官和一个翻译，两旁站着十多个如狼似虎的鬼子。开始问我是哪里人、姓什么、叫什么、家里有什么人。我把家里的情况讲述了一遍。接着，又问我，你早晨为什么往村外跑，我说我没有跑，我是到李家借驴磨豆腐，被你们当作八路军抓来的。最后那个鬼子军官对翻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然后翻译官对我说，皇军不打好人今后见到皇军不要跑。并说放我回家，把绳子解开就让我走。这时我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心想等我走出大门时他们是不是从我背后打我一枪，我半信半疑的，边走边回头，看是不是有端枪的鬼子在后面跟着我。当我走到大门口时，就看到我村的沈保长等几个人，他们对我说：你不要怕，我们是来保你回家的。并告诉我说：“区长说你很坚强，抓住我的那帮鬼子是负责包围村庄的，另外有一队鬼子是负责进村搜捕八路军的，村子五条街从北到南，搜了三条半街，天就亮了，还好，没有到南街，集合号就响了。敌人没有发现区政府的人，他们40多人已全部安全转移了，并要我们连夜带着钱买通翻译官，把你保回来。”这十我才真正放心下来。从头天五点钟左右到第二天10点多钟，前后有二十八、九小时，我滴水未进，也没吃过一粒米，也没有解过大小便，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时至尽日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恩议。
我第三次死里逃生。由于我经历了以上两次苦难的经历，担心事不过三，所以我曾经多次向领导，特别是向我的顶头上司武装部长、民兵大队李凤秋同志(与我一起南下后任郴洲地区气象局长，已去世)提出特别要求，到区上或到外地工作，理由是我已经暴露了身份，不便于在本村坚持工作了。但他总是说：“官庄村大、人多、情况很复杂，汉奸、特务在县城就好几个，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让谁干?不要怕，坚持干吧，我给你换个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还是新的呢。”因为我从小就爱玩枪，所以就很高兴的答应继续坚持干下去。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下山摘桃子，这时住在县城的敌伪军和汉奸特务，最怕八路打进城去，所以这些家伙更加猖狂。原来跑到唐山、天津、北京的大地主以官庄逃亡地主艾平春为团长的还乡团杀回遵化县城，与伪敌军一起到处追杀村干部，反攻倒算，搞得人心惶惶。大概在1946年的春节前几天，我们几个主要干部(那时我已任村主席)认为就要过年了，今年不要上山躲藏了，伪军也该过年了，估计不会出事。虽然这天晚上没有上南山，但在家还是放心不下来，所以半夜过后我就醒了。大约早上四点左右，我听到大街上有人走动我当即起身，没有惊动家里任何人开了堂屋后门，又随手关好，躲藏到后院驴棚大木槽底下。我刚一躺下，就听到一群伪军和还乡团打开堂屋前、后门和对面东西两间屋子，大喊抓住郝全，硬逼我父母把我交出来。但老人都说儿子没有回来。一个伪军在天还很黑的时候，走到驴棚前就小便，差一点尿到我的鞋上，我连气都不敢出，他们到处都翻过了，也没有发现我，于是他们向前街走了。
这时天开始麻麻亮了，我想敌人再回来怎么办?我又心生一计，从驴槽底下钻出来，跑到后菜园一个储大白菜地窖上面，掀开浮盖窖门上稻草，连楼梯都没来得及用，一头钻到菜窖底下，躲在一排大白菜后面。正在这时，我就听到地面上跑来好多人，我心想一定又是二次来搜查了。没有多久他们就跑到菜窖上，一脚把浮在菜窖门上的稻草踢开，打开窖门，这时天已大亮，他们伸头望窖里看，都是大白菜，没有发现什么，就把我父亲五花大绑起来押走了。
等敌人出村以后我才得知，农会主席高老大、治安委员宋武、财粮委员李树林和我父亲一起四人都被抓到县城。这次行动的伪军投资就是官庄村逃亡地主、还乡团团长艾平春。时过两天，这个坏家伙就派人传信，限我三天内去县城投降，否则就杀死我爸爸。我马上要传信人告诉艾平春，他全家老小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如果他要杀掉我的爸爸，我就杀掉他的大儿子，我限他五天之内把我爸爸放回来，否则，我就把他儿子抓起来。时隔三天，也就是遵化县城赶大集那天(南方叫赶场)，三位被抓去的村干部都被那伙杀人不眨眼的伪军还乡团推出西门当众砍头，并把头悬挂西城门楼上示众三天。到五天头上，他们才不得不把我父亲放回来。所以，我认为对敌人必须以牙还牙，对一个中国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在敌人面前，宁可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求生。
以上就是我三次死里逃生的简要经历。说到这里我还想告诉同志们，对我最大的安慰是：以上我所说的陈谦、高老大、宋武、李树林那四位英勇牺牲的好同志都被政府宣布为烈士，他们的家属也都受到了政府的优待；还乡团长艾平春为首的汉奸、特务、伪军头子都被政府镇压了，无一漏网，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但也有使我想不通的地方，虽然在对敌斗争中，我作为一名革命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一切，我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晨溪、怀化一些造反派对以我被敌人抓住过为由，说我是大叛徒。这些造反派联合起来，于1976年底，从黔阳地区来到长沙把我楸回晨溪、怀化，经过数十场大小会批斗，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硬要我交待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人都被敌人杀害了，你为什么活着，敌人为什么要放你出来，你都干了哪些坏事，又是怎么混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对这些问题，我怎么解释也是有理讲不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组织专案组，搞外调，有七八个人到河北遵化官庄村，用七八天的时间逐一核实，其结果还是证明，我所交待的都是实际情况，查不出任何问题。后经原黔阳地区第一副书记、原任副省长刘亚南同志亲自批示：“郝全是一名好同志”。1969年底才把我解放出来。以后又经刘亚南同志提议报省委同意，1970年2月把我分配到阮陵县工作。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刘亚南同志在我最困难时，对我真诚的帮助。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