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把我派到日伪据点里当差，明着为日本人做事，暗地里为我党和八路军开展工作，白天给敌人跑着跑后，夜晚为抗日工作更忙，摸敌情、通情报、贴标语、撒传单，保护我方工作人员，为我方输送武器弹药，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头脑稍不冷静，露了马脚，就会蹲监、坐牢、甚至杀头。然而，为了杀敌救国，早已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今天，我还能活着，而且过着这样和平幸福的生活，真是感到幸运。
一、党指引我走上抗日路
1938年旧历8月，古镇铁厂安插上了日本据点，当时全村的父老乡亲无不恨之入骨。那时我正是青年，正在苦无报国良策之际，一天晚上，我村刘瑞荣交给我一封秘密信。当时我很惊奇，打开一看，落款是本县（当时丰滦迁联合县）区委谷福（原名徐珍）。内容是要我明天上午和他见见面，地点在我村四里外的岭东杨家坟。次日吃完早饭我按予定的时间地点，背了篓子、拿着镰刀，扮作拾柴模样，先找到刘瑞荣（当时他家住在岭东的山沟里），在刘瑞荣的带领下，在杨家坟与谷福见面了。一见面，谷福同志就给了我非常亲切的感觉，他握住我的手说：“袁影芝同志你好，来咱们坐下谈谈。”开始问过了我的家事，谷福同志也作了自我介绍，接着给我讲了鬼子进送以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和我党联合所有爱国同胞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同时对我的抗日报国思想给予热情的表扬和奖励。他说：“抗日救国光靠某一个人的热情和勇敢不行，必须靠策略，靠全国的老百姓联合起来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等道理。我听了以后，心里感到非常豁亮。快要分手时，谷福同志叫我等待机会，准备在敌人据点里给我找个差事，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我当时很愉快地答应了。过了一个多月，一天给日本当警察的霍登伦（丰润县霍庄人以后才知是本县的地下党员）把我叫到一边，传达谷福的指示，要我替他当警察，他因家里老人有病离不了家不干了。于是，把我领到巡官面前给我作了引见，巡官叫我接霍的手，继续管理伙食。从此，我开始走上了抗日救国道路。
二、牢记党的重托，积极开展工作
我当上日本警察以后，不几天借一个大集的机会，谷福同志在铁厂大街上乘人多糟杂之际，交给我四项任务：一是随时掌握敌人动向；二是及时传递准确消息；三是照顾好我方被捕人员；四是给我方输送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我都一一记下了。临走时为我起了化名叫镇东，并通知我有事可以和克东（即板城村高贤同志，当时为本县的情报站站长）同志联系。
为了更多的掌握敌人情况和尽可能地骗取敌人的信任，于是，在敌人的面前装出一幅机灵、殷勤的样子，不管份内份外的事，只要一吩咐我就立即去干。开始，我看警局每天收各村送来的情报（那时候敌人规定各村每天都要有专人来据点送报告，内容是你村有元“八路”，有多少等）都是叫警察高旺去管。因他抽白面（即吗啡），时常误事，我就跟高旺说：“你要是没空收，我替收去，他很高兴，对我很感激。我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到，各村送来的情报没有一个敌人说实话的，所以我就通过收情报，经和各村的报告员起联系，后来彼此都熟了，经常通过他们往外通些敌人的情况，他们也利用送情报的机会向我传些消息，就这样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了方便，打开了门路。
三、为我方输送武器弹药
1938年刚入冬，有一天，我接到谷福同志转给我的一封秘密信，要我设法弄几支大枪和子弹，交给克东同志。为此事我想了好几天，用什么办法把枪弄到手，又怎么送出去？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用我的警察身份，主动接近管弹药库的警备队员徐少余，因他是本县大寨人，开始我叫他老乡，后来就跟他套近乎叫他大哥，他有一口吸大烟（鸦片）的嗜好，钱老是不够花，这样，我就把家里的附物卖掉，时常借给他一些钱。后来他跟我说：“兄弟你借给我这么些，我用啥还你呀。”这时我已了解这个人不怎么太坏，我就跟他说：“哎！咱俩是老乡，何必说外道话，大哥别挂在心上，小意思，大哥不是外人，我跟你说句贴心话，咱们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当差，现在外边八路军闹得这么厉害，咱们也得留点后路啊，给八路军办点事也名得将来吃亏。”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你想怎么办呢？”我说：“咱们给八路军弄几支枪不就行了吗？”他寻思了一会说：“要是被日本人发现咱们可就没命啦。”我说：“你就把枪库的门给我打开，其余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他说：“可以。”就这样我俩先后三次从库房弄走七九式大枪13支、子弹若干发，都是深夜用破军衣裹好先扛到我家，然后再把枪捆在高粮秸里，以卖秫秸为名驮出去，子弹都是装在粮食口袋里，以卖粮食为名转出去交给克东同志。
四、砸死特务李维祥
1939年春，我村据点的特务经常只身到村边老乡家进院诈财、搞女人，为非作歹，闹得百姓惶惶不安。我们警局有责任维护社会治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去小西街（铁厂村的一个小自然村），巡逻查夜回来，走到小西街庄东头碰见一个叫李维祥的特务，在紧追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奔我跑来，跟我说了一句话，又急忙往前跑，这时特务正和我走个碰头，我认准是特务李维祥，乘四下无人之际，顺手抄起一块石头，朝他的后脑勺砸去，只一下子就把这个特务砸死在路口。我迅速从特务身上把枪摘下来，就地找了一名地下党员张长友同志连夜把死尸埋在村外河沿边。几天之后，把枪交给了区小队长常志一同志。
五、营救我方十二名被捕同志逃出魔掌
1939年5月，一天，鬼子出发回来，从莫屯抓来十二个人，押在警局。当时我一个也不认识。第二天我向送情报的人打听才知道，那个白镜子的年轻人叫靠山河，是我方县大队的教导员；另一个黑脸有胡子茬的是我方的县大队长，叫高秀，是莫屯村的人。当时敌人对他们看得很紧，翻译官和日本队长时常来警局查监审读，不让给他们饭吃。我看着很可怜，于是我就借管伙出入方便的机会，买些鸡蛋煮熟剥去蛋皮偷偷地送给他们充饥。过了一些日子翻译官和日本队长佐佐木说，叫他们给皇军当兵卖命，发给他们每人一支大枪，两发子弹。开始他们谁也不答应，后来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想出去，不如假意答应下来，等待机会，我想法把你们送出去，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带走十几支枪。”这样他们就假意答应下来，过了一个多月，我听说鬼子又要出发，我想，办法有了，事先通知他们做好走的准备，然后给区小队写了一封紧急信，叫他们在刘庄打接迎。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趁巡官们打牌之际，我把他们领进路西鲁孟林的院内，从鲁孟林的后院挑开铁丝网送他们悄悄地过河，临走时我告诉他们，我已踩好了路线，从小西街村西奔刘庄找陈玉贵，区小队在那里等着你们呢，就这样把靠山河、高秀等十二名同志，安全营救出去，带走了大枪十二支。次日早晨出发前翻译官不见了他们，去问巡官，巡官说：“他们不是集合去了吗？”后来又问我，我说：“今天我还没出院呢没看见他们。”
六、深夜只身贴布告撒传单
1939年夏季的一天，板城村我情报站站长克东同志，给我送来一张抗日政府的布告和几十张传单，要我当夜贴在日本守备队队部门口并撒发在大街上。这是难度大，时间紧，扰乱敌人，镇慑敌人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不容迟延。于是，我回家打了一包浆糊，装在衣袋里，把布告按上下顺序卷好（把报尾卷在里边，报头卷在外边）连同传单揣在怀里，到深夜两点左右，假作查岗、巡逻维持治安奔了日本守备队队部门口，当走到离岗楼不远的地方、我停住了脚步听了听，四处任何响动没有，只有从岗楼里发出来鼾睡声，这时我悄悄蹑足前进，走到队部门口南面的大石牌坊跟随前，从衣袋里抓出一把浆糊先抹在牌坊的石柱子上，然后把布告轻轻地从上而下展开贴好按实，趁鼾声未止，迅速潜步离开，顺大街往北走，边走边撒发传单，顺利地完成了这桩重要任务。就是这一张贴在守备队部门口的布告和撒发在大街上的几十张传单，给鬼子和伪军震动不小。次日清早全城戒严，说夜间城里来了八路，鬼子和伪军紧急集合，逐家逐户的清查，整闹腾了一天，结果连一个八路也没有抓到，鬼子和伪军受了一场虚惊，累得精疲力竭。
七、护送八路军警卫连长脱险
1939年旧历7月14铁厂大集，经常活动在我们这一带的八路军四纵警卫团团长陈群同志的警卫连连长邢玉德同志，来我村了解敌人动向，快到中午时分进了“信记饭庄”，想用午饭，刚一进门就与特务队长人称铁杆汉奸的霍起章相遇，邢连长机警地退出门插入大集的人流之中，这时我赶集正走到“信记饭庄”门口，他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已知道出事，我转身跟随在邢连长身后，把他送出西门，这时邢连长才来得及跟我说一句话：“碰见霍起章了。”我说：“不要紧，趁大集人乱快奔小西街，从小西街庄西插入青纱帐奔刘庄。”结果，把邢连长安全送走，当霍起章纠集特务们奔西街追捕时，邢连长早已走远了。
八、施计谋告倒铁杆汉奸霍起章
1939年旧历8月底，邢连长安全转移不久，他给我来信，要我在十日内除掉这个铁杆汉奸霍起章。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给老百姓除害，我用了一个反奸计。一天夜间我写了一封控告特务队长霍起章殴打乡、保长、报告员和敲诈民财的假信，次日把花姑娘（日本队长佐佐木的私妓）霍玉茹叫到鲁孟林家里，我对她说：“这有一封八路军的秘密信，叫我交给你，让你设法除掉霍起章，送信人还叫我给你带话：如果你不管，就拿你是问。”他们还说：“如果你要是把我露出去，你也不用活命，你看着办吧。”我把信递给她，我就快走开了。回来后，一方面通知各村报告员近两天不要来送情报，一方面我又找到佐佐木队长说，这两天没人送情报，怕霍队长打他们，跟他们要钱花，不敢来了。也不知道花姑娘霍玉茹用什么办法，不几天就把霍起章和四岛翻译官的家给搜查了，从他们俩的家里抄出十来包（柳条包）准备票子；查后把他们俩一块发配到东北小壕子煤矿当劳工去了。后来听说日本投降后霍起章改名换姓在小壕子开小药铺，到1952年镇反时，被我政府处决。
九、为我方运送子弹大米
1940年旧历
十、通情报全歼治安军一个营
1941年旧历5月，伪治安军三团驻防我铁厂村。随团部驻防铁厂的是该团的二营和三营（一营驻刘城子）。这两个营虽然同团部驻在一起，但比前两次驻防的治安军，纪律松弛，战斗力差，反共亲日却十分坚决，对当地百姓的骚扰敲诈更凶，老百姓痛恨欲绝，强烈要求我当地党组织除掉这群害人精。这年6月的一天，板城村情报站长克东给我转来一封急信，要我在三天内摸清这两个营武力和出发的时间、路线等详细情况，为除掉这个营作好准备。我又以治胃病为名去团部卫生所找所长王小希（他是唐山人，待人比较和气）看病要药，顺便了解些情况。一进门见他正在收拾药箱子，我说：“你装这么多药干啥？”他说：“明天一早跟二营出发。”我说：“三营怎么不去？”他说：“三营留守就二营出发。”这时他把应带的药品药械已经收拾好，就给我看病，然后给我包了药。我接过药以后，当时倒了一杯水吃了一顿，又和他聊起天来，他很健谈，从身世家事又谈到国事，从对时局的看法又谈到双方兵力对比情况。这样我和他谈到夜十点来钟。通过他的停火协议话已完全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情况。我说有空咱们再聊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出发呢，别耽误你休息，说着我就走了。他把我送出门时，大街上已是漆黑一片，鸦雀无声了。我走出不远，轻轻地叫开一家老乡（老关系户）的大门，要了一张白纸，把刚才了解到的出发时间、二营的武器装备和从甄庄奔范庄、平台、娘娘庄、党峪三天后从北道奔大老峪、范家岭、杨庄、温庄、旧寨回来的行动路线写好，插上了鸡毛，第二天趁大集的机会，把信转给板城克东同志。结果回来改了行动路线，从新店子、岳各庄、奔徐店子、西张庄、大寨、石桥头回来了。可是我八路军十二团二营接到情报后，早已埋伏在石桥头以南至旧寨以北的公路两人则的树林子和青纱帐里，当尖兵过去，快到旧寨时，伪军大队人马已全部进入埋伏圈，这时公路两侧一齐开火，一个个手榴弹在敌群里开花，密如飞蝗的子弹象长了眼睛直向敌人的队伍射去，伪军还未来得及组织全面反击，就全部缴械了，这场战斗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全歼伪治安军一个营。打死打伤一百多人，缴获撸杆炮（掷弹筒）一门，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三百三十支，当把生俘的伪营长和日本教官当场处死后全营举手投降了。过了两天我军在高拔岭村召开庆功大会，特地请我参加，部队首长和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们一齐向我道贺，说镇东同志为老百姓除害立了一大功。
十一、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旧历三月初的一天，本县区委书记谷福同志给我转来一封秘密信，邀我第二天上午在岭东杨家坟见面，有要事找我。次日上午我换上了便衣，去岭东找谷福同志。见面后，他和我同坐在一块坟前的大石头上。他说：“镇东同志，你二年多来为抗日救国做了很多艰苦工作，为人类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表彰你的工作成绩，要求你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经区委讨论同意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员，你有意见没有？”我说：“我没意见，感谢党对我的信任，不过我想我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以后还请区委多指教。”谷福同志说：“好吧。”他递给我一张毛纸油印的入党志愿书，当时叫我填好，按了手印，然后他领着我向党宣了誓。临别他又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今后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更加努力工作。”我握别了谷福同志，带着满怀喜悦心情回到伪警局。
1941年旧历8月15，驻铁厂的伪军据点撤到大寨，根据组织上的指示，我撤出了敌据点，被安排到支队工作，一个多月后，组织上又从县支队把我要回来，在村担任武装班长，继续为我党做地下情报工作。
（本文为袁景芝口述，李美山整理；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