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45年间，侵华日军在河北遵化县马兰峪南大村建立了一所学校，名叫东陵学院。提起这所学校，附近的老年人都知道，它是由日本人千叶弥次郎一手主持建立起来的，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境内灌输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的一块阵地。东陵学院历时五年有余，到“八·一五”日本投降，东陵学院才随之宣告结束。
一、组建阶段（由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一九四O年六月）
1936年，伪冀东兴隆县政府（机构设在马兰峪）在陵区内建立八所短期小学，分别设在南大村、东沟村、西沟村、太平桥（复兴村）、裕大村、定小村、新立村和金星村（学田村），学制一年。当时，我被安排在南大村任短期小学教师，只有一个班。日本人千叶住在南大村后，首先把南大村短期小学改为初级小学，扩展为两个班。
1939年冬，东陵办事处（专管看陵的机构）秘书郝省吾和原马兰峪小学校长王作新按照千叶的意图，在南大村小学招收了第一个中学班，学校定名为东陵学院。开始，只设有日语、满语（即汉语）、数学、写字等课程，以后逐渐增设经书、体育、音乐，共计七科。日语由千叶的老婆担任，汉语聘请马兰峪小学校长周兴兼任。日语和满语课本是伪满出版的，数学课本是伪冀东政府出版的。
二、发展阶段（一九四O年七月至一九四四年七月）
1940年7月，东陵学院除继续招了新生外，同时，把南大小学并入学院。这时，东陵学院共辖有三个初中班、两个初小复式班。小学有学生八十人，初中学生近百人。学校占地十亩，内有教室十五间，办公室五间，工友住室一间。一些教学用品、器具都在办公室的一角存放着。这时，学校的行政大权全在日本人千叶的手中，教学工作由沈十洲负责，总务工作由东陵地区管理处的职员赵纯如代管，赵是南大村人，随千叶一同上下班。
1942年暑假，将原南大的两个初小复式班改为单级单式四个班，马兰峪女子高小学生毕业，经多方动员，全都升入东陵学院，约二十人。同时，又开设了两个高小班（伪满称之为国优），小学扩展为四个班。千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为了使他的孩子既不失掉日语课，又能学到汉语知识，又开设一个特别班。学生是经过选拔的，除南大和东沟村以外，又由兴隆泉、惠大村选了一部分。对路途远的孩子，每天有东陵组合的大车负责接送。1942年，又在裕大和学田两个村建立了分校，招收和接收一至四年级的学生，两校共十个班。教师由学院毕业优秀学生担任。到1943年，又招收一个女子速成班，选年龄较大的，一年学完高小课程。学习科目：日语、汉语、数学、音乐，日语、汉语并重。这时的东陵学院，共有初中班三个、初中女班一个、初小班四个、高小班二个、特别班一个、女子速成班一个，另有两个分校十个班。全校总计二十二个班740名学生。
至此，整个东陵地区的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阵地全部把握在日本人手中了。班级多了，亟待解决师资和房屋问题。日语教师由千叶的两个妻侄女（石原多贺子、小石原）担任，又聘请当地有名的学者如裕大村的孟佐权、定小村的刘云圃、石门的潘晏如、南大村徐韵清，分别担任语文和经书教师。后又经郝省吾介绍，由北京聘请一名数学教师，名叫索志中，这是一位唯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体育教师由曾经任职警察署长的赵可成担任。此外，还聘请了王鉴章夫妇、王福庚、张西俊、李印来、马逸安和第一期毕业生中选拔的十人，担任教师。校舍问题，强迫南大村大街以北的住户搬家，只给一点儿搬家费，分别迁移到东沟、兴隆泉、马兰峪一带，有的投亲靠友，有的流离失所。学校经费，都由东陵地区管理处负担。
学校班级多了，规模大了，相应地要进行修建。首先改建一个大礼堂，原来邵家大院有高大的北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有走廊相通，南面有垂花门。学校利用这个建筑结构，加造上盖，用木料架起，上盖茅草，改建成为一个简易大礼堂，开会或集体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同时，又用沈家的房子，开辟了图书馆，供师生借阅。学校又设立了医药部，备有各种药品，但多供日本人享用，师生有病很少得到医治。
1942年，在学田分校附近，开了一块稻田地（约二亩），做为学生学农基地。栽种期间，多由高小以上学生轮流劳动。此外，还办了一个毛纺厂，由女同学参加劳动，全是手工操作，先是用钢刷子把羊毛捯细，捻成线，再织成毛料。这两项生产，全由学校管理，学生出力，但所得余利，师生所得无几，绝大部分全由日本享用。
这一阶段，由于教师学生曾多，逐步建立起一些规章制度。学院由院长全面负责，下设训育和总务两处。训育主任由过去当过警察署长的赵可成担任，他对学生的管理，动辄辱骂体罚，学生敢怒不敢言。总务处由赵纯如兼任主任，另设一名事务员，叫阎汉章，是学院第一班毕业生。
教师有备课、考勤、请假制度，每周有两小时的业务研究，解决备课中的疑难问题，由孟佐权老师主持。学生建有出勤、成绩考核制度以及一些简单的奖惩制度。
1942年，第一班中学生毕业后，东陵地区管理处为了拢络人心，灌输奴化思想，组织了满清遗臣、社会名流和一部分毕业学生去“新京”（今长春）参观，曾受到了伪满洲国主要官员的接见。当时，社会影响较大，这对收拢人心，宣扬大日本的教育成绩起了一定作用。
三、衰落阶段（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日军第五次强化治安刚刚结束，我地方武装力量又壮大起来，使敌人感到威胁很大。我地方武装袭击了马兰峪伪兴隆办事处和伪满新立村警察分驻所以后，千叶预感到江山不稳，于是，在暑假期间，不许教师分散回家，集中到南大村集体食宿，名曰暑假集训，实则害怕教师和我地方工作人员联系。然而，由于革命形势的影响，即使在集训期间，学田分校教师王文奇还把我方传单藏在自行车车把内，带进南大村。当时学院慌乱一阵，经多方查找也未找到线索。此时，千叶越发感到形势逼人，于是，把教师分解为两种人两种对待。对原来教师，表面尊重，暗地监视；对新毕业学生分配为教师的，表面十分严苛，但又视为心腹，并做为统治学校的耳目。
这一段时间，千叶虽然仍旧身居“宝座”，但他已经感觉到，学院已是前途渺茫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变化，抗日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德意法西斯相继投降，形势一天天好转。在中国这一敌后战场上，日寇屡屡受到我军严重打击，连千叶本人，也未能幸免。1944年夏，千叶在马兰峪明盛客栈，正宴请满清遗老及社会权威人士，当场被我地方武装击毙。千叶死后，院长职务由日本人羽生代理，不久，又由伪满派来斋藤任院长。总务主任见形势不妙，主动辞职，携带家小，回东北辽宁故乡去了。1944年暑假，未能招生。到1945年，我地方工作人员，经常活动在裕大村一带，并和学院教师有了联系。李西庚老师乘机将一架望远镜暗暗带出学校，交给我方；管医药部的刘士权曾多次把药品秘密送给我方。至此，日本人已自顾不暇，自然难以插手学院行政了。1945年“八·一五”，日本天皇接受菠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人一手操办的东陵学院也随之解散了。
东陵学院仅仅维持了五年零九个月，两任院长。学校兴旺时期，教师多达四十余人，中学生近百人，小学生三百余人，不包括学校。中学共招生五次，三届毕业生，共四个班。日本人在中国办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忠实于他们的亡国奴.但是,事与愿违，解放后，很多毕业生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民族觉悟提高，成为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