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刘铁国 男 遵化县铁厂镇铁厂村人，抗战时期参加工作，解放后任遵化县劳动局局长；
记录人：王建志 男 时任遵化县政协文史委干部，后任遵化市人大常委会科长等职，现已离岗；
记录时间：1986年6月15日
我原名刘山，是遵化县铁厂村人。1939年，在党组织的启示和抗日救国的思想影响下，我与本村张子伯、刘树功、刘喜等几个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情报站。为了体现“铁心抗战建国”的坚强意志，就以“铁”字做排行，把“抗战建国”四个字分别做为我们四个人的名字，这样，我们都有了化名，从那时候，我化名叫“：铁国”。
1940年冬，经区委书记亭讯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因汉奸告密，敌人指名道姓的要抓我。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冀东党的负责人苏林燕同志通过内线联系，把我安排在东旧寨敌人区团分部，担任区团教练，同党组织秘密联系。
从此，白天我身着戎装，腰挎指挥刀，耀武扬威地在区团士兵面前发号施令；到了晚上，我就乘敌人不备之机，将敌人地武器装备、人数和活动情况出来转交给党组织。当时，许多区团为虎作伥，跟在日伪军屁股后烧杀抢掠，而我手下的区团由于掌握在我们手里（许多大小头目是我地下党员），很少外出讨伐，即使出去了，也只是敷衍了事地应付差事，以掩日伪军的耳目，可是，时间不长，引起了遵化城内总团团长董策三的怀疑，他对手下人说：“东旧寨的区团很可能通八路，要不昨没啥活动呢（指外出讨伐）？”他亲自带人来到区团部，派人暗中监视我们。对可疑的人进行刑讯逼供，梁屯的王家户因被董怀疑，给打得死去活来。这样，整个东旧寨区团部闹得乌烟瘴气。
几天后，区团部文书汪润忠悄悄来到我的住处，着急地对我说：“刘教练，赶快转移吧！”
我吃惊的问：“怎么，有情况？”
“昨天，董策三对我说：‘看刘教练也是八路，过几天把他也抓起来审查审查。’看来他开始怀疑你了。”汪润忠把董策三对他说的话从头至尾对我学说了一遍。
他走后，我急忙给苏林燕同志写了一封信，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我很快接到了他的指示，让我马上到金牛寺去找他。见面后，他说：“你的情况我了解，敌人已监视你了，我已经给你办好了，还是做情报工作。回去后别人要问你干什么去，就说请假回家，然后到军分区二股（专门负责情报工作）找到郑其久同志，具体工作再由他和你详细谈吧。”说完，又交给我一封信，我接过来回到区团部，按苏林燕同志的嘱咐简单料理了明面上应处理的一些事情，就急忙拿着那封信去下峪一带找到了郑其久同志，他很高兴，把我安排在第四分站，并担任站长。这个站共有三位同志，除我以外，有夏各庄的刘万川和北店村的一位姓高的同志（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负责搜集我县铁厂以东、迁西野鸡坨以西、丰润县王官营以北一带敌人的各种活动情况。如：“各据点敌人总数、武器装备、兵员成份、籍贯、外出讨伐的方向、目标等。搞清后向中站汇报，转给军区，以便我军不失时机地消灭敌人。为了把情报弄准，我们时常不分昼夜地跟踪敌人，随时打扮成农民、商人，以此隐蔽自己，巧妙地周旋在敌人身边。
1942年冬的一天，我在丰润县庞庄找到了这个区的区长安平同志和他的通讯员，准备同他们一起在这一带活动几天，了解这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上水路村，考虑天色已晚，就住在了一个姓张的地主家。这个家伙一见我们就点头哈腰，热情的招待了我们。可是，那天后半夜，当我们仨睡得正香甜时，忽然，外面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我们被惊醒后，只听外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我们急忙穿衣下炕，刚走到屋门口，就听房顶和院墙上有敌人走动，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这个屋里有八路，抓活的，别让跑了！“八路快出来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
情况十分紧急，看来敌人是冲我们来的。原来，那个家伙乘我们睡觉时，向附近王官营据点告了密（后来被我方镇压）。于是，我们一面顽强地向敌人射击，一面急忙点火销毁随身携带的文件和地图。当时，我们手里拿的都是短枪，子弹又少，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坚决同敌人血战到底，决定子弹打光后，就拉响仅有的两颗手榴弹，让敌人跟我们同归于尽。不一会儿，我们仨的子弹只剩几发了，安平同志说：“来，把手榴弹弦抻出来！”通讯员生气地说：“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你说昨儿办好？”安平同志问。
“昨儿着也得先让敌人尝尝咱们的手榴弹是啥滋味儿啊！”
“好！我们俩就看你怎么办了！”安平同志说。
通讯员一听很高兴，他迅速把一个空瓶子扔了出去，“当啷“一声砸在了堂屋地的锅台上。外面的敌人一听，更加嚣张了：‘八路手榴弹是假的，他们没有真的！走，进去抓活的！”随着话音，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连忙打开一颗手榴弹盖，用牙把弦咬断，用力甩出门外，“轰隆”一声巨响，一股浓烟从外面扑进来，他说：“赶紧往外跑！”我们立刻乘着烟雾，勇猛地冲出屋门，外面一片漆黑，敌人被手榴弹炸得正忙于找隐蔽物，我们三人乘此空隙，冲出大院，穿街越巷，直奔村外。等到敌人清醒过来以后，我们早已冲出了重围。
我们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不仅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好主力部队的“眼睛”，还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机智勇敢的消灭敌人。
1943年夏末，一天我们得到了我县北部的一些治安军向南出发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我和黑亮同志一起来到遵丰两县交界的九山岭，隐蔽在大路东边的高梁地里。前两天那一带下了一场大暴雨，浇得到处泥头糊脑。“雨后日头雪后风”，一个最热，一个最冷，偏巧前一个让我们遇上了。那天，太阳好像一个大火球，烧得人心急火燎地难受，特别是藏在一人多高的高梁稞子里，真和闷在蒸笼里一般，憋得我们俩直喘粗气。但是，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我们俩以最大的毅力坚持着，没出一点儿响动，一会儿，一队治安军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前面还有一个班的伪军手持着刺刀的大枪，耀武扬威地在前开路。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敌人，聚精汇神地数着过去的人数。数到最后整好是四百名敌人，我们俩刚要起身离开，忽然，发现从北面又过来一个伪军，倒背着枪，歪带着帽子，走路一瘸一拐的，看样子是脚有毛病掉了队。只见他走着走着离开大道，钻进高梁地，冲我们走来，走了几步，就解开裤带扒开裤子蹲下了，原来他是想大便。我想，这真是“送货上门”，就给黑亮同志使了个眼色，他也会意了。霎时，我俩跃身而起，如同猛虎扑食一样冲了上去，那个家伙立刻吓呆了，没等醒过梦儿来，就成了我们的俘虏。黑亮同志一手将他的左胳膊拧到后背上，一手堵住他的嘴。我一手拧住了他的右胳膊。他还想顽抗，我使劲一摁，把他摁了个嘴啃地，他仍没有投降的表示，两条腿乱蹬扎，我们也就毫不留情。黑亮同志骑在他的后背上，双手可劲儿摁住了他的后脑勺，我急忙从他身上取下刺刀，顺着他的肛门用力往里一插，然后上下左右一搅和，他连吭也没吭一声就见了阎王。我们就把他的一支马四环步枪，一条皮带，一把刺刀，一袋子弹统统背在身上，带着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和这些战利品胜利转移了。
在搜集、侦察情报过程中，有时还担负着上级交给的各项通讯任务。
1943年底，军分区情报股股长郑其久同志奉上级指示，把这一带的我方情报人员集中在迁遵两县交界处的32岭，进行纪律整顿和业务训练。第二天晚上，我和同志们正在一起学习，郑久同志把我从屋里叫到外面，郑重地对我说：“铁国同志，根据侦察，情况又有了变化，敌人收集了大量兵力，准备对我们这一带进行大扫荡，这里有一封急信，需要立即送给驻在西张庄的我方部队十二团二营，让他人马上转移，可是送信的路上有两道敌人的封锁线，必须闯过去才能及时送到目的地。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危险，经领导研究，考虑你方法比较多，只有你才能完在，你看怎么样？”
我想，完成这个任务确实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是共产党员，越是艰险的时候，越应挺身而出。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上级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从他手中接过马缰绳，跨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匹战马就出发了。
转眼向西走了10多里路，来到阎家峪村北，突然，西南方向的山包上传来了敌人的喊叫声，未出领导所料，西南山上正住着敌人。敌人好像听到了马蹄声，就“啪、啪、啪”地向我开火，枪声越来越密。我很清楚，这就是必须闯过去的第一道封锁线。于是，我扬起马鞭，狠打一下马，马跑得更快了，只听耳旁呼呼直响，如同离弦之箭向前飞去。
这时，敌人的轻重机枪也“哒哒哒”地响起来，子弹飞蝗般地向我飞来，我从阎家峪庄北向西闯过去，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一鼓作气，继续猛冲，直奔周家铁庄。刚冲出二里多远，周铁庄西南方向的山上也响起了敌人的叫喊声和更激烈的枪声，这就是必须闯过的第二道封锁线。这时，天已发亮，敌人大概看见了我的身影，各种枪弹一齐向我射来。最危险的时候来到了，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伏在马背上，一边催马奔驰，一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只要我一落马，就先把那封信嚼啐吞到肚子里……
由于这匹马习速奔驰，终于闯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西张庄，找到了我军12团2营，我把信交给营长，他看完以后，激动地对我说：
“同志，你辛苦了，这封信真及时。敌人准备大扫荡。为摆脱敌人，司令部命令我们立即转移到长城以北，咱们这就一起出发！”
我随着部队刚走几步，就觉得下嘴唇好像马蜂蜇了似的疼，我急忙用手一摸，原来闯封锁线时受了伤。旁边的同志发现了，吃惊地说：“同志，你受伤了！”
我风趣地说：“可不是，还给留了个‘纪念’。”这句话把旁边的同志都逗乐了。
1945年，我被派到遵化县城关区情报站，并担任站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驻扎在城内的伪满洲队拒不缴械投降。为了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内人民群众，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清遵化城内及其他附近各处敌人的兵力布署、明碉暗堡及地理情况，以便为解放遵化城提供情报。那时，我打扮成一个卖梨的小贩儿，挑着两筐梨，出没在古城周围。有一天，我和同志们在小草店村（情报站所在地）听到了丰玉遵联合县县委委员、县支队付政委杨勃，进城与伪满洲队头子陈天玺谈判被陈无理扣押的消息，正当我们无比愤慨之际，军分区的通讯员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这里，交给我一封信，并极其严肃地说：‘任、李二位首长指示，必须让站长褚卫同志（当时我化名又叫褚卫）明天亲自进城交给陈天玺。“（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信是军分区司令员任昌辉、敌工部长李春光二位首长写给陈天玺的通令信，警告他们立即释放杨勃，投降我方，不然，就用武力解决）。
通讯员走后，同志们议论开了：“褚站长，这个任务可真艰巨呀。”“陈天玺心毒手黑，啥事都能干出来，前去送信，恐怕危险太大。”因此，有的同志主张叫老乡将信捎进去。我说：“既然首长叫我，我只能坚决服从，绝不打折扣。”同志们见我执意要去，都替我捏着一把汗。
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情十分激动。明天，就要只身入虎穴送信，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也可能一帆风顺地回来，也可能陷入魔掌，与同志、与亲人永世诀别……。进城送信，是领导交给的重要任务，我就是豁出命也得前去完成。但是，还有许多心里话需要向领导，同志和家中的亲人说一说。于是，我提起笔，写好了给任昌辉、李春光等领导同志和家中亲人的三封信，从好坏两个方面估计了形势，并且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同时，还提出了自己对情报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第二天早晨，我把这三封信交给站里的同志，嘱咐他们：“我如果明天没有回来，就说明我有了意外，你们就把这三封信送出去。”然后，穿上一身新草绿色军装，戴上军帽，打上裹腿，就与同志们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来到县城南关路口，敌炮楼上的哨兵大声喝问：“站住！干什么的？”
“送信的。”我不慌不忙地回答。
“把信拴在石头上扔进来！”
我从容地亮出一封信，对那个哨兵说：“不行，这封信我得亲自面交给你们的陈司令。”
那个哨兵见我说得很恳切，忙说：“你稍等一会儿。”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副官，问明我的来意，就领我到南街会合成的北厢房里，他对我说：“你就把信交给我吧。”
我说：“那不行，首长一再嘱咐要我把信亲自交给陈司令。”
他说：“你交给我就等于交给陈司令了。”
我见他态度很诚恳，就让他把信带走了。我在那里等了四、五个小时，他没有得到音信，我非常着急，
敌人扣押我是小事，我最担心的是见不到陈天喜的回信，怕首长着急。
到了下午两点多钟，那人回来了，对我说：“陈司令已见到你们的信了，他让你们明天上午到城东北的张家坎取信。”
我问：“你们什么时间让我回去？”
“研究了，让你马上就走。”
我想这个任务总算完成了，心里非常痛快。从会合成出来，大步流星地走出城门，直奔小草店。同志们见我回来了，离老远就迎上来，心里都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不顾劳累，又奔向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岳各庄，向任昌辉和李春光等首长汇报了送信的全部经过。他们惊喜交加：
“啊！你回来就好，我们很后悔叫你送这封信，陈天喜阴险狡猾，我们都担心你也被他扣押。”
我说：“甭管昨儿着，只要让他见着首长给他的信，他扣押我也不要紧。”
首长听了我的话，拍着我的肩膀微笑了。
第二天上午，我军在约定地点接到了陈天喜的复信，使我方从中得到敌人妄自负隅顽抗的消息。从此，我军拉开了武力解放遵化城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