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王玉华 女 遵化县刺梅花峪村（现属兴隆县）人，抗战时期堡垒户；
记录人：李永春 男 原遵化县委党史研究室干部，现已离休；
记录时间：1986年6月15日
我的娘家在长城北面的贫困山区刺梅花峪。我7岁那午，母亲有病，没钱买药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死去了。随后我就跟着父亲以讨饭为生。旧社会一个穷人，又失去了母亲的管教，哪还有梳洗打扮的条件，因而长了两只大脚片子。再加上很少穿鞋，磨成一层厚厚的老茧，就是踩在石头渣子、草根子上也不理会。这在封建社会是被人家笑话的，可在抗日战争中跑起路来，却多亏了这两只大脚片儿。
1939年，我和遵化县北下营村李文清结了婚。那时他是北下营的办事员。李运吕、包森、李春光等领导同志经常在我们家住，我在他们的教育下，渐渐地懂得点儿革命道理，领导上对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看我又能干又有智转，就动员我为党多做点工作。
1941年秋天的一天晚上，杨区长(名字不详)郑重地对我说：“经过我们了解，你是位好同志，想分配你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为我们专程送信。”又说：“你们这儿是山区，是抗日根据地，附近敌人据点多，送信很危险，但不管环境多艰苦，也得把信及时地送到我们的人手里，不管受到多大打击，也不能泄露八路军的秘密，为了保密，你就叫王玉华。凡遇有‘王玉华’三个字的信，你就送到北沟何继青那里。杨区长的嘱咐我牢牢地记下。找从小没念过书，可“王玉华”这三个字却学会了。
这一年秋后有一天， 日头压山了，转来了第一封带有“王玉华”字样的信件。我又高兴又紧张，拿起摘莱用的笼筐，边走边想，如有敌人翻笼筐怎么办?后来，看见道上有几块半干的牛粪，灵机一动就返回来，拿起粪箕子把牛粪拣回家来，轻轻地把牛粪硬盖起下来，挖个糟，把信放进去，又把硬盖对成原样。把装有信的牛粪放在粪箕子里，然后掺上点草秣子，伪装抬牛粪的，背着粪箕子向北山沟走去。精神越紧张越出事，走到树棵子旁，扑楞楞飞出一个山家雀，了我一跳。一定神，心里说：不怕，不怕，可是心口还是通通地跳得厉害。走到山根下小河沟时，邻村大石庄的孟宪发上山回来。他问：“二嫂!这晚了还上哪儿?”我用编造好的话回答：“今年柴火少，趁做熟了饭的空儿，我到北山看看，顺便拣点牛粪留烧炕用。”支吾过去，急忙向北走，直到完成了任务。路上拣了一粪箕子牛粪背回来，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道眼多了，胆子也大了。
1942年夏末的一天傍晚，又转来一封鸡毛信。我知道鸡毛信是紧急标志。我忙把信缝在兜肚里边，拿着笼筐就向北走去。从道旁揪点爬豆角、谷子穗作样子，走到山根下，见北面过来一个背粪箕子的壮年小伙子，他贼眉鼠眼地东瞅西看。我心想：侯家寨、半壁山都有据点，特务密探多，得留点神。我表面上装做没事似的，从他身旁加快脚步走过去。他站住之后问：“你是哪庄的，天这么晚上北山干啥?”叫北下营的，到山坡看看早谷子熟了没有。”“你这年轻人，说话很机灵，是妇女主任吧!”我心想，要糟，软了更露馅，我站在高处反驳说：“哟!年青人，还死耗子似的，天啥时候了，还不快点走。”我正说着，他来到我跟前截住我，说：“回去!这么晚了不能进山。”我知道一回去，鸡毛信送不成了，还得找麻烦，仍坚持往北走。他看我不听话，伸手打了我两个咀巴，我连哭带骂，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刻，庄里的戴福顺下地回来了。我一看见他，心想得救了，忙走到他跟前，向他哭诉说：“我要上北山看看庄稼，这个人不让去，还动手打人，这么不讲理!”戴福顺说：“你这是干啥，年青青的，别不讲理。她是我前院的侄媳妇，家还有两个小孩。抽工夫下地，有什么不对。你要是不行好事，我豁山老命去……”这个人一看我五大三粗，旁边又有个半大老爷子，闹下去没他多少便宜，便就坡下驴地说：“我说天黑了，让她回去，免得遇上坏人，不听拉倒!”说着话向侯家寨方向走了。后来，听说他是侯家寨的特务，被我们政府镇压了。一场凶险，风吹云散，心里还是不塌实，忙对戴福顺说：“二大爷，帮人帮到底吧，往北送我到山根下，我到那边看看就回来。”我巧妙地把这封信压在取信点的大石头底下，然后和戴福顺一起回家了。
1942年旧历9月27日清早，我正要出去送信，忽听鬼子伪军联合大讨伐，包围了罗文峪一带村子，庄里的老乡告诉我：“嫂子，快把假纂(发髻)梳起来吧!这回讨伐面可大了，没处藏没处躲的。”当时我想，这封信怎么送出去呢?街上伪军按家搜查，赶着人到戏台前面听讲话去。我只好一手抱着刚一生日的儿子，一手领着闺女，向人群走去。在拐弯处，遇见六个特务押着刘永生老爷子走过来，刘老头已被打得满身是血，眼眶子都打肿了。特务问刘水生：“她是不是妇女主任?”刘永生说：“我看不清了。”特务 随手给我一枪把子:“看你的纂是假的，准是妇女主任。”又给我一枪把子。
正在拷打我的时候，特务们一转眼，刘永生不见了。他们拽着另一个青年吴景常到九仙庙里去找。我一回头，看见一个同情革命的老头儿。我立刻把怀里的信拿出来放在他的岔裤里，小声说：“表姐夫，这信藏好，想法交给何继青。”我是跑不了啦，急忙脱掉外面的褂子，揪下假纂，塞在孩子的破褂子里，钻入了人群。
敌人从供桌下面翻出刘永生来又是一阵毒打。然后拉着他找我。我虽然变化了装束，还是被认了出来，我仍坚决不承认是妇女主任。伪军们说：“承认不承认也是你，今天是你当妇女主任最后的一天!”推推搡搡地把我押到下营的南门外。伪军们从起早围庄，又诈唬了多半天，已经疲乏了。十几个伪军把我围在当中，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我正思谋着怎样摆脱敌人，忽听南边响了一枪，吴景常被日伪军开枪打死了。我想今后再不能为革命送信了，死了得给老李家留一条根呀!正想着刘树山的奶奶走过来了，我想把儿子交给她。就用手指指咀，装作要水喝。老太太找个碗舀了一碗水走过来，伸手递碗时，不料脚尖碰着了伪军。伪军醒来大吼一声说：“你他妈的还想跑！”我连忙说：“你们围着我往哪跑!孩子半天水米没沾牙，向老太太要口水喝。”伪军不由分说，抡起枪连打我六枪把子，直到现在腿上还有伤疤，一阴天就疼。太阳偏西了，伪军们个个大小包袱围满了腰。忽然，东南方向响起三枪，这下子敌人乱了套，集合的笛声“嘟嘟”乱叫。纷纷跑步集合，在营城外整队出发。
围着我的伪军，一听到集合笛声扔下我，找队伍集合去了。我赶快走开，藏了会儿，看敌人走了，马上回到家里。回家一看，家里不象样了：院子里一片鸡毛，十几只母鸡被拔了毛拿走了。玉米，小米撒了一地，屋里的柜盖子敞着，整齐点的衣服被子都没了，破衣裳、烂补钉满屋都是。我心一横，心想汉奸日本鬼子只能剿我的东西，剿不了我抗日的心。
当年的11月18日，敌人划定我们这一带为无人区，在“无人区”住的人家都得限期搬走。我们家被迫搬到孤山子集家“圈里”。在从北下营搬走之前，领导上指示我，要观察据点的动向，及时地给八路军送情报，我家堂叔二大爷王凤山思想反动，在据点里是维持会的副会长，和敌人常来往。一天夜里，我偷偷地躲在他家附近，只见三五个伪职人员从他家出来，一个伪军说：“让咱们准备车，驮子，又要到口里讨伐去。”另一个伪军急忙制止他说：“嘴严点?别瞎说……”我心里一惊，到口里讨伐，老百姓又要遭殃，我找到可靠的亲叔父写了一个简单的情报，用黑布一裹扎在头发里。第二天日头偏西，我带着情报刚走到栅栏门口，王凤山拦住了我：“大丫头，天快黑了，下地不许可了。”我说：“粮食不多，找点山货好混顿饭吃呀！不大时候就回来。”“要是骗我，咱们全家可都没命！”“我是你侄女，还骗你?”“你偷着上口里我可不让。”“二大爷放心吧，我不给你添麻烦，还要你多照应呢。”他还是千叮咛万嘱咐叫我早回来，他怕吃挂落，当时我可恨透他了。出了“圈”的门口，先顺大道走，到了路远人稀的地方，一下子钻入野地，顺着人看不到的坎子根下，飞快地走起来。绕到长城缺口处，悄悄地爬过去，又急忙钻入草棵子里。十二里的路程，我绕绕跨跨走了两个多小时，好容易找到了原定的情报交接点，将情报放在一块大石底下，天色已大黑了才往回走。“无人区”里遍地是野草，道路不明又不敢出响动，怕惊动了敌人，还不时遇到野兔子山雀被惊起，弄得我提心跳胆。只好钻一截草地，找一个高岗隙晾高，辨别一下山头和星星，端正端正方向，继续钻草棵儿。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一路上不知栽多少跟头。临近孤山子圈上时，怕惊动了日本人和伪军，把鞋脱了，光着两只脚丫子走。因为路难行走得急，石头碴子、荆棘茬子把我的脚都扎血殷了，我咬紧牙关继续坚持，小半夜了才绕到孤山子，顺一处石坎子爬过“圈”的围墙，轻轻地推开家门。我闺女正叨咕呢：“ 妈昨还没回来，老天爷可保佑她呀!”我说：老天爷保佑我，妈回来了！”
从1941年秋开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经我手送出去40多封信，我都按领导上讲的完成了任务，一次也没失落过。时间过去了，40多年，专程送信的生活还记得很清楚。曾经一起战斗过的老领导经常看望我，还给我一个“堡垒户”的光荣称号。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