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毕文恒，男，遵化县东上庄村人，原遵化县文教局离休干部；
记录人：李永春，男，原遵化县委党史研究室干部，已离休；
记录时间： 1988年8月25日
我叫毕文恒，遵化县山里各庄乡东上庄村人，现离职修养。回顾我的一生，苦辣酸甜都有，但最苦的要算被捕去日本当劳工的那一段事。
1944年，我在遵化县抗日政府民政科工作，因病回家休假的路途中，正赶上满洲队讨伐，敌人就强迫我给他们带道。刚到朱官屯就碰上了认识我的伪军区团长王树，他向伪军们说：“这小子是八路，捆上他。” 于是，我被捕了，押入遵化监狱。
过了旧历年的一天，一个军官样的人拿着册子高喊“犯人”的名字，出来一个捆一个。我心里琢磨：今天可能是我抗日到头的一天了。我偷着数着，有下院寺的白振民、西留村的尉广林、米庄子的米荣奇，康各庄的胡永海等56人。我们被敌人押着走到阁上还往南走时，心里有些纳闷：杀人不是出西门吗?怎么还往南走?
后来，过了柴王店、界山口，到了玉田县亮甲店住下，天色已经黑了，“犯人”们一住下都躺下不动了。敌人只好找来大车，把我们拉到唐山日本人的看守所。这时，就听有人小声嘀咕：糟了，那个鬼子是常昭，原来是落在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手里。不用往好处想了。
看守所就象下到十八层地狱。十几丈长的笆篱子好几排，装六、七百人。屋里对面木板铺，当中一个人行道。白天每五个人一排，面对炕沿坐着，不准说话，不准打瞌睡。晚上睡觉，勉强挤下翻不了身。一天两顿饭，每天两个红高梁面的窝窝头，三片罗卜咸菜，没有碗筷，用手拿着吃。可能是由于虱子的传染病，好好的人，头天晚上还说话，第二天七窍出血就死了。每天死二、三十人。“犯人”们轮流着值日，捆死尸，拣人粪。几天以后，黄瘦的脸变得又脏又黑，只有两只无神的眼晴还有点亮。一个个真象五道庙子里的小鬼。
有一天，西留村的尉广林偷偷地和我商量越墙逃跑。我说：“墙高，上面有电网，跑不了。”他说：“我看了，空房子里有大板，可以搭在电网上边跑过去。”我说：“不行，弄大板有响动，让流动岗哨听见就没命；即使跳过去也得摔死。”尉广林思索了两天，又对我说；“我又想出了办法，房根下有锹镐，咱们挖个墙窟窿逃出去。”我说：“冻天冻地的，刨墙有声音，一时半会儿也挖不透，不能蛮干找死!”挖窟窿逃命的打算又放弃了。
不时又有“犯人”送进来，大概过了20多天，看守所里“犯人”满了。大约在旧历二月底的一个大起早，日军把我们用绳子拴成一长串，押送到火车站，装进闷罐拉到塘沽，装上轮船驶向日本。
在船上没心肠观赏海上风光，倒是满怀离家别国之感，加上晕船呕吐不止。没几天，我左边的尉广林因为上火生了病，发高烧直说胡话；我右边的米荣奇得了急性肝炎，身上和烧纸一个色。头天晚上，他还说话，第二天一摸身上冰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我赶快向押船的日本人报告，领来一张席裹好后，两个人抬着扔到海里。望着沉入海里的米荣奇的尸体，我们的同胞就这样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家心情十分沉痛。
经过15天的航行，船在日本的下关码头登陆了。后又坐火车、轮船，到了日本北海道的夕张县煤矿，成了日本的华工。
夕张县煤矿的规模不大，有500多人，只有少数日本人在井上指挥。我们进矿前有200多名朝鲜人下窑，后来被陆续送来了300多名华工。华工们被单编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住在另一座楼上。
矿上一天三顿饭，每顿每人给三个小窝窝头，都是橡子面、草籽面或树皮面做的，有时也掺点豆饼面。虽然肚子饿得发慌，但咽不下去，只好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汤往下送，可吃下去了，又解不下大便来。真是整天盼着吃饭，见到饭又发愁。生病了没人给治，病重不能干活时，还要少给一个或半个窝窝头。
矿上的设备不先进，只有运煤是吊车。矿工上下井走低矮的斜井人行道，不仅要弯腰还得扛坑木。饥累折磨得矿工们身体非常虚弱，扛坑木下井时经常有人晕倒。
井底下阴暗潮湿，经常塌方，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每天早上6点下井，晚上9点以后上来，一到宿舍就倒下如同一滩泥。每天只是干活、吃饭、睡觉三件事，在日本人的眼里，我们不过是个会说话的牲口。
被抓去日本当劳工的除了“政治犯”和无辜农民，其中也有失宠的伪军和社会渣滓。这些人靠投机钻营出卖灵魂当上了劳工的头头，充当日本人的走狗，经常打骂矿工。我很看不惯。
一天，一个姓张的中队长毒打一位站队不齐的华工，我走上前说：“队长，别打了，咱们都是难兄难弟……，”张队长看我在众人面前敢顶他的嘴，有损他的威严，抡起大棒连打三下，说：“让你多嘴，走！上大队部去。”大队长姓金，到那儿他又毒打我一顿。我心里想：打吧!打死我也不向你求情，绝不给中国人丢脸。他们打够了，又把我推回来上班。这种非人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尉广林非常想家，又悄悄地和我说：“咱们还是跑！饿死在半路上也比在这受洋罪强！”我劝他说：“别说傻话，跑不脱被抓回来还是不死。小日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我们要好好保养身体，迎接胜利。”
实际上跑也是跑不脱的。一个外县华工，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凌，逃跑了，但很快就被抓了回来。为了杀鸡给猴看，不给饭吃，几个人轮班打，不到三天被活活折磨死了。见此惨景，我们都暗暗地掉泪。
“八·一五”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但我们由于与外界隔绝仍不知道，照常下井挖煤，只觉得日本人管得松了些。到了9月初，一个日本职员拿着报纸告诉我们：“华工，你们胜利了，我们投降了。”为了妥善行事，开始我们试探着怠工，见日本人不管，以后又迈出矿区走上街头。在街上，有的日本人很远就向我们鞠躬。这时，我们才明白如今世道变了。
我们开始找矿老板改善伙食，改善生活，吃上了大米饭，穿上了棉大衣，盖上了毛毯。不几天，美国人在矿上召集开会，讲联合国胜利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并告诉华工好好保养身体，过些日子送你们回国。又过了两个多月，用遣返日本军人的兵舰把我们运回中国。原来一起到日本的56人，回来时不足30人啦。
在回国的船上，劳工们发现了充当大队长的金某人。于是被揪出来，你一拳我一脚，并气愤地说：这不是日本煤矿，你们一帮作威作福，今天非让你喂王八!他看我没动手，就跪在我面前央告说：“毕文恒，好爷爷救救我吧!”我见他那副可怜相，就向大家解释说：“同胞们!大家也打了，气也出了。按说中国不缺少他这样的人，可他还有妻儿老小哇！是不是饶他一条狗命。”大家看我说的有理，也就不理他了。
航行了5天，踏上祖国的土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没想到脱了虎口，又落入狼窝。联合国兵舰把我们送到塘沽，又转送到天津国民党的劳工收容所。
国民党军官给我们讲话，要从劳工中挑选新兵。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我们流亡日本刚刚回国，又让我们给国民党当炮灰，坚决不干。我心里就憋主意，点名叫我出列时，我编了个借口说：“长官，我有梅毒。”那个军官左右打量我，然后狡猾地一笑：“滑头，去吧!”别人看我这样搪塞了过去，有几个人也跟我学，说有这病也混了过去。
我连夜乘车到唐山，雇辆大车绕道左家坞，于旧历十一月十一回到了日夜盼望的家乡。
时间不长，我找到了党组织，请求重新分配工作。领导上说：解放了，急需文化人，你当教师去吧!于是，我又从事了教育工作。
前几年我办了退休手续。后来又改为离休。逢年过节，组织上还来人看望我，给我解决困难。这在旧社会是不敢想的事。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我要教育好后代，紧跟共产党，把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让被人欺侮的日子永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