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的交通事故往往会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终生的遗憾或无穷无尽的苦痛，给肇事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良心的谴责。素有“反腐作家”之称的赵义和的长篇小说《N次碾轧》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实录摹写，而是重点围绕两起交通事故做文章，道出了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鲜为人知的那一方面。如果说此文本旨在讴歌警察，那么言说的空间不太大，也很难出新意。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①因此，透过两起交通事故背后，我们目睹了各色人等众生相，捕捉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作家通过上演一幅幅“清明上河图”，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下的国民心态，引领读者一路看下去而不用喘口气，既让读者从中获取诸多启示和教益，又能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和人间温情。

“诗意的裁判”

“诗意的裁判”是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所使用的一个概念。所谓的“诗意的裁判”就是善与美的统一，它既是对情感评价的价值品格内容的规定，也说明了情感评价的实现方式。《N次碾轧》中的交通警察是高尚品格的代言人，即使像周科长、郑队长之类的警察由于强权的干预，曾经一度放弃过自己的操守，但是，经过一番心灵搏斗之后，最终还是坚守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新闻媒体工作者黄英和其“影子”，即法医柳婷燕，被安伟视为白天鹅的两位美女知行统一、貌美心善、心系弱者、尊重事实、维护正义。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包括受害者和肇事者都是知情明理的，尽管偶尔产生思想上的障碍或情绪上的抵触，但是经过人民警察巧妙地、反复地做思想工作，最后也心服口服地接受处罚和调解。甚至是制造了N次碾轧事故，接着逃逸的罪魁祸首、大老板陆晓彤也没有被刻画成极凶极恶之徒。只是说他目睹了自己的情人与他人同床，一时丧失理智所致。在平时的待人处世中，他都是温文尔雅，颇有人情味。

从文学史看，凡是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某一时代和某一社会健康而美好的道德观念的作品，都能拨动广大欣赏者的心弦，与人们进行心灵上的对接，净化和提高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道德水准。《N次碾轧》中的很多场面和细节，都能给读者以慰藉和温暖。如记者黄英开车撞了小男孩之后，她去医院看望的情景，就很感人。受伤的小男孩见到黄英之后，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理不睬，但是，作家却用轻松的笔调写出他那幸福的微笑，还亲热地喊黄英阿姨，以至于小男孩的亲人都不理解个中的原由。这是黄英用真心和真诚换来的。“她（黄英）什么都满足了伤方，伤方再挑剔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受害者和肇事者关系如此融洽传递出的是和谐信号，由此打造出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体谅的世外桃源。

文学中的价值取向应该以真、善、美为向度。鲁迅在谈到“真善美”作为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时，曾把“善”置换成“前进”一词，即有利于社会前进或进步的意思。^②该长篇的价值立场坚定，颂扬我人民警察形象，以鲜明的时代感展露美好的事物、美好情操，惩恶扬善，给读者以信心与力量。特别是它塑造了血肉丰满、蕴涵厚重、鲜活生动的两个人民警察形象，即安伟和柳婷燕，使之发挥动人心魄的强大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从而充分显示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效能。用宏大话语来说，他们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克服重重困难，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坚守职业操守和警察伦理，还道于民。他们的行动给读者带来的是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而王跃文《国画》中的警察形象则糟糕透顶，如公安厅长严尚明冷傲孤高工于心计，派出所所长宋达清心狠手辣趋炎附势。通篇的人性暗淡无光，国家形象遭到彻底地解构。

陈应松的《望粮山》与《马嘶岭血案》直指人性的隔膜与冷酷，与鲁迅的《风波》无异。两篇作品中血案的发生，前者是因为亲情缺失，后者是心距太大所致。女作家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更让人心颤，它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绝望的人性图景。三年半前，和欢的丈夫发生车祸，死在了医院。丈夫身上有各种联系方式，车祸的肇事者、参与处理的警察、医生、护士等竟把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视为儿戏给忽视了，把家属亲人焦灼的等待与寻找给忽略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通知家属来处理后事。为此，得知真相的和欢自杀了。她从世上消逝，就是人这种冷血动物共谋所致。同样是写交通事故，为什么《N次碾轧》就能滋润读者的心田呢？窃以为，这是因为《N次碾轧》写出了人性的美好，承载着人们对美的永恒追求，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即使像个体老板王升之流身上潜藏着一种恶的基因，但经过旁人感化或经过警察耐心细致地说服工作，给予他足够的做人的尊严，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包括对金钱的看法，仗义疏财、乐于助人、敢于担当。

《N次碾轧》虽然没有构建人性的希腊小庙，但是，它却揭示出令人心动的人性之光，蕴藏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中浓郁的文学意味增添了小说的高尚气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人心浮躁的当下，还有这么一批恪守公平正义的人民警察在默默无闻地付出，且使出十八般武艺去构建和谐，怎么不令人感动？

独到的艺术手法

一篇小说之所以耐读，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尽的。《N次碾轧》尽管选材非常普通，但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却与众不同。“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③那么，此小说用了哪些艺术手法呢？就拿没有灯的路口来说，为什么这个路口总是出交通事故呢？这个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是阿喀琉斯的脚后跟么？非也。因为不是疏忽所致。为什么交通警察安伟的两个白天鹅式的女人都在这里出事呢？即使安伟没有大局意识、安全意识，他也应该为自己的女朋友着想啊。前任女友命丧于此，他应该总结教训，亡羊补牢，不能让类似的悲剧重演。实际上，安伟已经多次向实施大队反映过这个没有灯的路口，请求尽快解决黑灯瞎火的问题。如果早点装上信号灯，于公于私都有利。从工作角度来看，既可以减少过往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可以减少自己的工作量。众所周知，一旦出了交通事故，调查取证、调解赔付是让事故警察非常头疼的一件事。从私心和良心的角度来看，也是安伟对逝去女友的追怀吧。可是，信号灯最终还是水中月、镜中花。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文章的末尾，官升一级的安伟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多方排查，好不容易才将背景深厚的大老板陆晓彤抓捕归案，并移交检察院。彼刻，本该庆贺才对，却印证了“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一古训。女友黄英在浪漫的赴约之旅中，再一次命丧于那个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又留下无穷的遗憾和伤感。

这个没有灯的路口多次在文本中出现，寓意深刻。“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④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官僚主义的象征。那么，这个没有灯的路口又意味着什么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象征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此小说的意蕴和文学性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莫言说：“我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

除了这个神秘的路口之外，文中的那个或隐或现的魏老，有名无姓，无具体职务，无工作单位，大约是为了维护领导的形象吧。这个魏老就是权力的象征，他的权力是非常之大的，大得看不见、摸不着，大到可以任免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田局长。后来的结果证明魏老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真是大快人心，带给读者无穷的信心与力量。魏老还在翻老黄历，把手中的权力太当回事了，以为21世纪的今天还像当年公检法被砸烂的“文革”那样，没有人敢制约当权者，没有人敢监督领导，没有人敢违抗上级。孰不知权力只有在阳光下操作才有效，暗中运作只能适得其反。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民主建设的进程步伐正在加快。陆晓彤的案子由刑警大队很快就移交到检察院，充分说明了民主法制的春天已经到来，让读者血脉贲张。当然，这也是“诗意的裁判”的胜利。

细究文本，新颖别致的艺术手法还有一些。譬如记者黄英和法医柳婷燕美丽程度相当，都着一身白，白裙子，白上衣，在安伟心目中，她们是两个白天鹅，一尘不染，以至于安伟都不辨雌雄。“他（安伟）说：‘黄英，今晚你打扮得真漂亮！’”“她（柳婷燕）说，你尽想着黄英，你再仔细看看，我是黄英吗？” “他瞪大眼看，噢，不是黄英，是柳婷燕！”“他说，‘我怎么把你们搞混了。’” 记者黄英和法医柳婷燕犹如蒲松龄的《阿绣》中的真阿绣和假阿绣一样。在黄英和柳婷燕的关系中透露出了身体和影子的韵味。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言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当人们所期望的没有实现的时候，往往采取转而追求与所期望的对象相似的另一个目标。何以如此？也许是为了减轻心灵的痛苦，也许是由于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使然，将光影当做真实。^⑤不管怎样解读，黄英和柳婷燕都是心灵至美的化身，两人相互映衬，带给读者美的享受。“柳婷燕是一种远距离的美，黄英是近距离的美……”呈现出了谱系学中的文学性。

灵魂的搏斗

“在文学领域内，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真正的艺术家绝不把他的人物当作工具，当作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⑥也就是说作品中的人物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流程。《N次碾轧》中的事故警察安伟和天津劳美的中篇小说《笔录》中的新好一样，心灵曾经搏斗过，用胡风的话说，就是写出了“受难的灵魂”，人物释放出的是强大的心理能量。只是前者心灵煎熬的难受程度比后者更甚，也许是篇幅所限之故罢，劳美的那个中篇不大可能融入太多的心理能量。《N次碾轧》有两处写到安伟内心的苦闷，并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是现实生活中人物心灵的投射和表现，是艺术世界的生命跃动，是一种动态构成的有机系统。“人物心理既是一个矛盾体，存在着各种欲求的冲突和纠葛；又是一个流动体，永不休止地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凡是成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心理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⑦安伟第一次面临的两难困惑是良心和走势的问题。当案子有点眉目的时候，魏老之类的大领导暗示他不要再查了，他的直接领导更是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再进一步深挖了，言外之意是这趟水很深。年轻的安伟如果顺着魏老的“势”走，“按魏老的意图行事了，会得到有力的关照和提拔，维护了跟陆晓彤的友谊……”。从自己的前途着想，马上就放手的安伟无疑是得利者。但是，得利之后的他良心会不安，因为受害一方得不到赔偿。“一想到受害者得不到赔偿，他的头就大了，他们还在不断地找他要钱，睁着渴望的眼睛，伸着颤抖的双手。”如果顺着自己的走势走，又给领导出了难题，还会变成既得利益的受损者。即使一厢情愿地查下去，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也很难办。在两难的选择中，安伟痛苦至极。

是进还是退？是左还是右？安伟真的好为难。面对强权压顶，安伟权衡利弊得失，一度产生过打退堂鼓的念头。这样写来，就是让安伟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作品中，安伟不再被刻画成高大全的英雄符号，而是被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作为一名非常普通的警察，他有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其思想境界比一般人也高不到哪里去。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权力的干扰背后，安伟心里斗争异常地激烈才算正常。作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写出了安伟的思想转变过程。如美女护士方菲的一句话大大地鼓舞了他，指导员的暗中帮衬更是一个催化剂，于是案子的调查取证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步入实质性阶段时，受害那方说收到50万赔偿金，还一个劲地说要感谢安伟。按正常的思维逻辑发展，警察安伟应该见好就收，就此打住，不再追究了。因为受害人家属不闹了，上边也决定不查了，安伟完全可以心情轻松地去会见女朋友黄英。

行文至此，的确是摆平了受害人家属，安伟的良心稍安，但是公平、正义在哪里？因此，警察安伟的第二次心灵搏杀比第一次来得更猛，释放出的心理能量更大。“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应该严格执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不徇私情、不畏权势、办事公道，正确处理法与情、法与权、法与钱等的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做到了这些，就是在执法过程中体现了公正的职业道德范畴。”^⑧人民警察的职业操守，再加上记者黄英的正义感影响，安伟那稍趋宁静的心灵再度“受难”。即使安伟有还道于民的宏伟大志，假使没有女朋友黄英记者的鼓励也是不真实的。黄英不仅精神上支持安伟，而且肉体上的准入也给了他无穷的活力和信心。由此可见，安伟并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本能的宣泄。随着情节的向前推进，人民警察安伟不是像吉林牛力军的长篇《河东河西》中的何东那样一步步地走向堕落，而是在逐渐成长进步，内心在遭受磨难，心灵却在接受洗礼，像皈依宗教那样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前一次心灵的搏杀是因为安伟内心欲求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了心里的争斗，向上爬的欲望还在暗中作祟，而这一次则是警察意识占了上风，“肇事者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是他心头的痛：“是的，只有这一点是不完满的，巨大的不完满的。”“切实做到在所有的公安工作和执法行为上充分体现公正和正义”，这是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期待，是警察追求的崇高道德目标，也是公正范畴在警察职业生活中的体现和要求。因此，两次的心理流程不同，前者还有私心作怪，后者公心占的成份较大。

当下，像《N次碾轧》这样用较大篇幅写警察内心活动的公安文学作品不是很多。虽然它还不能归入意识流小说的行列，但是它已触及了警察的灵魂深处，这是写作的好势头，我们从中看到了公安文学的美好未来。

 

学会做群众工作

如果上述几个方面是围绕作品的艺术手法而言，并不涉及功利性的话，那么，总结《N次碾轧》中的办案技巧则有利于指导现实公安工作。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公安工作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路线，要求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为了找那辆肇事的大卡车，安伟扮成生意人深入民间，花钱买话，相当于外国人给小费买优质的服务态度。如他买中华烟时，不要老板娘找零，这就是高招，从侧面写出了警察的智慧。办案要讲技巧策略，而最大的诀窍是走群众路线。一个贫穷的警察，怎么舍得给小费，怎么舍得买这么好的烟呢，这不是有意炫耀么？非也。警察所做的一切都是坚持以获取线索为中心。

烟好味道就香。安伟在一群无恶意的闲人中默不作声地吸着好烟、听着便宜，待时机成熟后，才将好烟撒尽，笼络人心，用时髦话语来说，叫花钱买资讯。从写作的角度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细节，而且是过目不忘的细节，比故事情节还耐读。正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安伟才找到王升的那辆肇事车。找到车之后，还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之。安伟只能继续装下去，装成一个很富有的、拥有高级打火机的生意人。王升渐渐在警察安伟面前放松了警惕，和他称兄道弟，只想早点促成这笔生意。到了关键时刻，老板王升还要请警察安伟喝酒，安伟能不喝么？不喝，就没有下文了。安伟必须继续演戏，否则到手的线索就断了。安伟喝上了，又违反了“五条禁令”，禁令之一是工作期间不能饮酒。警察两难处境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读者为警察揪心，即有利于增进对警察的理解，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提到喝酒的话题，索性再举一例。老板王升与打工仔王起重逢之后，如果不是安伟从中斡旋，两个人的关系就很难改善。当他们心情都达到愉悦之颠时，王升提出来要喝酒庆贺。如果安伟不抬桩，车身走人，把老板王升的心情弄坏了，小聂丈夫的医药费就成了问题。因此，作为一名警察，在这个非常时期，该喝不喝也不对，只要把握好分寸就可以。如“安伟掌握着这个火候呢。下午的事，一点酒不喝，就可能办不成；但喝得太多了，也办不成。”这就是中国特色，酒文化的套路深着呢。在这里，酒倒成了沟通警民关系的一道桥梁。可是，河南陈玉岭的长篇小说《风生水起》第138页中郑剑支队长在他乡遇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后，竟以酸奶代酒就显得不真实，不合情理。

公安工作需要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人民群众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力量，是各种公安信息的最广泛、最直接、最敏感的来源，而且在解决治安问题方面具有十分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人民群众对社会的稳定，治安秩序的维护，违法犯罪活动的制止和打击，以及对公安队伍的监督等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像作品中的警察老刘在焦支书家里召开村民座谈会，就是旨在希望取得群众的支持，获取破案的线索。当然，做群众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对公安工作而言，不同的案情会有不同的方法，有的需要大兵团作战，有的需要找个别群众密秘访谈。其实，《N次碾轧》不动声色地列举了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好方法，就看公安民警如何阅读这本书。如果公安民警受此书的启发，学以致用，能创造出一些做群众工作方法，那是最妙。我们读者不能仅仅被赵义和幽默的叙述语言所吸引，而忘记了吸取其中的精华。

不足之处

此小说以精微的叙事、缜密的细节成功地抒写了交通警察的本真状态，表达的是尊重生命、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人类理想精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该小说的毛病也有一些。如把车祸现场描写得太血腥。特别是文中两次写到“N次碾轧”之后那个脑浆涂地的场景，还用了较大的篇幅，甚至把警察安伟用手捧脑浆的细节都写出来了，以至于法医柳婷燕“她几乎要闭上眼睛了，她不敢看……”尽管此书没有后现代色彩，但是此章节读起来让人觉得恶心，饭都吃不下。文学不是不能审丑。只是为了突出安伟的“生”，即勇敢、生猛，而刻意地去渲染车祸惨状是不可取的。

第二点，安伟在值班时与女朋友温存是绝对不允许的，该情节严重地损害我人民警察形象。开篇就这么糟鄙人民警察，顿生厌恶，我以为又是一部解构警察的文本。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在快速浏览之中，又发现了它的可取之处。于是坚持把它看完，庆幸把它看完了。总体而言，此长篇高歌主旋律，还算一篇颂扬人民警察的力作。失真之处如下：“那天他（安伟）正在值班。他跟他的搭档郑启明说，我出去一会儿，一个小时就回来，有了事故给我打手机。”后来，安伟跑出去与女朋友做爱，这简直是对人民警察极大的诬蔑。尽管赵义和把安伟这个警察写活了，写出了他敢于坚持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写出了他内心的流变过程。但是，竟说警察在工作时间去“放松”，这个玩笑就开得太大了。再说，出警时必须是两名警察一起出现场，郑启明怎么能包办呢？赵义和如此运笔，只能说明他不懂执法规则，不懂公安工作。要言之，这一部分与现实公安工作出入过大，显得不真实。

第三点是没有写出田局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原因。在此之前，田局长是不让安伟继续查“N次碾轧”案，那是因为魏老之类的人物打了招呼使然。可是后来，为什么他又鼓励安伟接着查下去，他的心理转变为何来得这么突兀？小说中没有说清，这是一大缺憾。如果把田局长的心理转变写得像安伟的那样就好了，可以增强文本的真实感。文学作品的真实不是故事情节的真实，而是心里的真实，即艺术的真实。

第四处缺乏本色化描述语。所谓本色化描述语，是文学文本中叙述人或抒情人所使用的描述性语言（叙述语言或抒情语言），极符合被刻画的人物的独特身份和性格及其所在环境，似乎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准确而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本色和活动状况，唤起读者的本色体验。^⑨整部小说中，作家以一样口吻，即调侃的口吻来叙述。特别在遭遇车祸之后，心情沉痛的受害人或家属在哀苦无告时，幽默的话语就要少用或不用，正如悼词是不能用修饰语一样。如第80页，大张经常往医院跑，“大张说这几天厂里不忙。但老人看出来了，儿子对小聂有点儿意思，不，不是有点儿，而是有很大的意思！这也难怪，连他这个老头子对小聂也还有那么点意思呢，何况年轻人。不过自己第一位任务是顾病，不能想别的，否则小聂还到不了儿子手里。现在只能退让吧！”在小聂丈夫医药费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小聂心情是郁闷的，在如此语境下，还幽他一默，就显得不合时宜或残酷。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

②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③ [美]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12页。

④[美]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14、215页。

⑤刘俐俐：《文学<如何>: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55页。

⑥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53页、第54页。

⑦钱谷融 鲁枢元：《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19页。

⑧杜晋丰等主编：《警察伦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第211页、第212页。

⑨童庆炳 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07页。

 

   [赵义和小传]笔名一合，河北玉田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参加工作，历任唐山《劳动日报》编辑，中共丰南县委报道组长、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河北省纪委办公室干事、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副厅级纪检监察员。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黑脸》、《飞流》，报告文学《隐匿与搜查》、《河北有个马胜利》，小说《非人三记》、《未婚妻》、《生死合同》等。报告文学《黑脸》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断道》获《啄木鸟》文学奖。

                     (湖北警官学院（北院）宣传部张友文供本网专稿 吉夫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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