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我国正处在社会制度变革的历史时期，旧制已被打破，新制尚未确立，整个中国一度出现了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局面。
当时，地处冀东腹地和京畿门户的遵化县由于沿守长城要塞，历史上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社会秩序比其它地方更加混乱，除了战争灾害外，匪患、抢劫、贼盗，吸毒贩毒、赌博、娼妓等丑恶现象到处可见，旧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虽有明令禁止，但因忙于应付战争，却无力查办，于是就给农村中的一些不法士绅和地痞恶霸以可乘之机。他们勾结官府，敲诈民财，吸食民脂民膏，大搞土地兼并，大发国难之财，加上农业连年歉收、疫病流行，腐败透顶的旧军阀政府，只顾要钱、要粮、要人，扩充军备、应付战争，哪管农业生产和百姓死活，因此造成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背井逃荒，苦不堪言。
特别是遵化东南边缘地区，旧时称遵化县东五保地方，这里地处遵化、丰润、迁西三县交界地，东至现在迁西县团汀岗；西至遵化市芦各寨、娘娘庄；南至环乡河北岸的丰润县霍庄、韩岩头；北至遵化城东炸糕店、接官厅，共辖大小五十八个术庄。这一带地方均距县城较远，加之交通闭塞，又多是高山密林，故素有“三不管”之称。所以这里的老百姓除了饱尝战乱之苦以外，还深受匪盗之患。社会上的一些流氓、兵痞纠集一些破产贫民，乘机打家劫舍，绑架诈财，闹得这里百姓日夜不得安生。
据调查，遵山的靠山庄、东旧寨、铁厂；迁西的三屯、南观；丰润县的岩口、黄昏峪等乡、镇所辖村庄无不遭受过匪盗之祸。这一带老百姓，特别是那些与官府无缘的庄稼大户大家，真是惶慌不安，朝不保夕。
据调查得知，当时活动于东五保的土匪有四股之多。为首的一股，也是在东五堡活动时间最长，作案次数最多的一股，要数李荣久一伙，这股匪最多达四十人，有长短枪三十余支，他们没有什么名称、番号，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组织机构，只知有两个匪头。
为首的叫李荣久，原籍迁西县陈家铺村，时年四十多岁，早年在关外当地胡子（东北人称土为胡子）后随奉军入关，战乱中流亡回家，靠手中的一支短枪和一把战刀，纠集当地一些不法分子和地痞、流氓“重操旧业”。开始只有四五个人，昼伏夜出，拦路劫财，后来逐渐扩充到四十人。他们的枪支多是胁迫富户花钱给买的，也有从富户手中夺来的，所以这股匪中多数都有枪，只有极少数人拿大刀或鞭子。李荣久的副手姓名不详，是丰润县岩口乡东刘庄村人，当时三十六、七岁，早年在开滦矿一带过流浪生活，战乱时回家，因好逸恶劳、无所事事，后来经人引荐投靠了李荣久门下从事匪盗行径。因刘独身一人，无牵无挂，又心毒手狠，胆量过人，颇得李的赏识，于是作了李荣久的副手，手下匪徒，除一部分兵痞、恶棍外，也有些无以为生，流离失所的破产贫民，为了糊口不得已加入匪伙的。这股匪开始发现于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冬，后来到民国十八、九年时已经十分猖獗，竟敢明火执仗，公开抢劫作案；到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夏秋季节，这股匪曾在铁厂镇北店村东山顶上（当地称雕窝），公开搭起五间房大小的席棚，用来做他们临时聚会、分脏和寄押被绑人的落脚点。这股匪徒凭借手中的三十多支枪，为所欲为，到处绑架诈财、放火打抢；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当绑来年轻妇女，他们把衣服扒光、任意污辱、糟踏，供他们寻欢作乐据板城村高贤同志介绍：大约民国十九年春，几个匪徒，在一天夜间把板城村高成美的两个未嫁姑娘和这村高永池的一个长工绑走，要三天内用现大洋（当时流通的银币）赎人，过期不赎，自去荒郊认尸。次日高成美只得托人带了三百块大洋（即银元），送上北店东山，这时匪首李荣久等人正在席棚里强迫两个姑娘寻欢作乐呢，当听到有人报告板城高成美托人带钱赎人时，李才把两个姑娘放开，特别是看见白花花的三百块大洋钱以后，才不得不答应将两个姑娘放走。可是时隔不久，李荣久一伙又把板成村高万掌的一层四破五的海清草正房放火烧落了架，吓得板城全庄人心惶慌，魂不附体。又据铁厂村刘春贵介绍：他二十岁那年（即民国二十年）的夏天，他与金牛寺、陈家铺等村的七、八个人在高拔岭村南山放牲口。一天晚上，人们还没有睡着，就听见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志，估计准是绑票的，于是他们七、八个人，立即悄悄钻进了帐蓬外的高粮地里，使这伙匪徒扑了一个空。后来他们没有绑着人就赶走了三头大牲口，其中有刘春贵家一头，有金牛寺村两头。为了把牲口赎回来，我们从迁西县三十二岭村找来说票的（因年久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这种人暗通匪徒，老百姓把这种人叫坐地匪，每给人说一次票，便从中分得若干钱）说合，每头大牲口花了三十元大洋，才赎回来。
莫屯村邓久常同志介绍：民国十八年春的一天夜间，五秃岭村一户庄稼财主名字叫高福伶，正在熟睡中被这伙匪徒绑到东山顶上，家人急忙到高户庄找说票的（此人姓董名字记不清了）说合，花了五十块大洋，才把人赎回来，吓得高福伶几天没起炕。
同年夏天潘庄村北的东山脚下一户姓高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日子比较富裕据说遵化、铁石的大买卖家都有他的存款。一天黄昏时分，院里进去四个陌生人，其中为首的背着短枪，其余3人拿着鞭子、绳子和短刀，进院就以威胁口吻说：识时务者借给我们三百块洋钱，好说好散，如果不借，人绑走，房子烧掉，东西拿光，叫你家一干二净。因这家住在庄外，加上那时候年月荒乱，特意买了一支手枪，随即从屋里拿出手枪照四个匪徒就是一枪，但因心慌，一个没有打中，后来他父亲听见枪声很近，心想准是有贼，赶快往家跑，边跑边喊、叫他儿子快开枪，可是忙乱中，他儿子失口答道：“哪还有子弹呀？四个匪徒听说没有子弹了，于是进屋把所有细软之物抢劫一空。当他父亲拿出子弹时，这四个匪徒夺走了他儿子的手枪，乘月光逃走了，临走时还冲这家院子打了两枪，但没有伤着人。匪徒走后一家人进屋抱头大哭束手无策。
大约民国十九年初的一天夜间，还是这伙匪徒到莫屯村从被窝里把正在熟睡的李占元抢走，这年李占元刚七岁，家里比较富裕，加上李占元又是独生子，一家人焦急万分，生怕匪徒们把孩子害死，当夜派人四处寻找，认可多花钱，也要尽快把孩子找回来，找了七、八天，后来才找到下落，经请说票的（不记得是谁了）说合，花了整整一百块大洋，还才把孩子找回来，事后光给说票的谢礼钱，就是三十块大洋，还去北大岭庙上了个猪头供，求神仙保佑再别叫孩子出事了。
铁厂村鲁洪林介绍：我小时候常听老人家说闹匪的事，使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民国十九年腊月的一天放晚，丰润县霍庄村（那时候归遵化管）我们的一个亲戚叫霍永如，是附近有名的财主，被东刘庄的匪头（即李荣久的副手）绑到后山顶上，临走时扬言在两天内用二百块大洋赎人，如到期不赎，就把人推下山去活活摔死。全家人吓得战战兢兢面如土色。这时管事的（即老管家）连夜把说票的找来，拿了一百块大洋去见匪头刘XX（因年久想不起叫什么了），经说合暂交一百块钱先把人放回，待日后把下欠一百块凑齐后再由说票的送来，如果胆敢告发官府，定叫你家败人亡。后来日子不长，为了过个太平年，在腊月廿八那天托那个说票的谢礼钱三十块大洋。
到民国二十二年冬，这股匪势力越来越大，作案越来越猖狂，各地连连上表告发。于是遵化县旧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才从全县各地调集警察和乡团约三百多人开始追剿，经过二十多天的追歼，绝大多数被歼，其余小部分跟李荣久逃出东五保，过了滦河，一直没敢回来。
第二股匪，匪首绰号叫四海红（真名不详）时年五十来岁，原籍东北奉天（即沈阳）人，入关前当过多年胡子，后加入奉军入关，直奉大战后，随大队败退玉田。因野性未改，从大队拉出三百多人继续为匪，在遵化城东活动四、五年之久，期间曾两次流窜到东五保的大寨村一带。这股匪据说原为营的建制。四海红，原为奉军某部的一名营长，他手下大小头头都持有短枪一支，其余使用湖北造和七九步枪，此外还有轻机枪一挺，战马三区。
据大寨村徐少文同志介绍：民国十七年旧历九月十二日，吃过早饭时间不长，大寨的乡团发现村西过匪队，于是便向匪队开枪射击，结果不但没有把菲队打跑，反倒抬来了祸殃。这股持枪明菲竟直奔大寨而来，见人就抓、就绑，半天功夫，就绑了五百二十多人，他们把这五百多人赶到大寨村西的张家坟，然后集合菲队出发，到十区大安乐庄，这时大寨的乡团又爬上大寨东山（即大安乐庄南山）朝大安乐庄开了几枪，但是这股匪并没有还击，南昌是带着这五百二十多被绑人奔十区粳子峪村出发，是夜住在十区吴家沟。住下以后，头一个放了徐文春，接着又放了徐少文，临放前匪首四海红还对徐文春说：“你们庄的叶子烟挺好抽，回去以后，多预备点好叶子烟，过些日子我来取”。当徐文春、徐少文走后，接着又放了十来个人。剩下的不知带到哪里去了。这次没有伤害人。时隔四年，到民国二十一年春，这股匪又来了，这天正是大寨集，进村就开枪，当时打死了徐森，接着徐俊又挨了一枪，因伤势过重不几天就死了。匪队进庄，而且又开枪打死了人，于是大集就炸了营了，赶集的老乡，哭爹喊娘，惊慌失色，四散逃跑，一时间热闹的大集立刻空无一人了。可是这次菲队并没有抓人，绑人，把集搅散了以后，从北而来，又往北而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后来听说，这股匪被东五保剿匪队追到洪山口境内，匪徒们在那里杀了很多了（详细数字不得而知），烧了很多民房，逃出了口外，后不知去向。
第三股匪是经常活动在东旧寨至迁西三屯一带的小股匪，一开始他们只有四、五个人，白天装人，夜晚做鬼，进行拦路劫财、坑男霸女，后来由于整个社会日趋混乱，这股匪人数越来越多，达到十七、八人，绝大多数是当地土壕、兵痞、恶霸之类的不法分子。
匪首名叫费华俊川，这个人自幼放荡成性，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无所不好，欺行霸市、为所欲为。当地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后来一看时机已到，便走向犯罪的深渊，当了土匪头子。父亲费占敖是附近有名的劣绅，颇有一些封建势力，在东五保堪称一霸，无人敢惹。这股匪从民国十六年开始在附近村庄路口进行拦路打劫、夜入民宅行强奸绺窃之事，企图乘战乱之机，大发不义之财。后来到民国十七、八年时，由于人多势壮，还从富户和乡团手中夺得十多支枪，于是胆子越来越大，竟敢公开绑架诈财。据灰岭子杨长胜介绍，在他十七、八岁时（民国二十一、二年）灰岭子附近村庄经常闹匪，老百姓惶恐不安，有一天天还没有黑，几个持枪土匪把桓庄村谢宝善、高云生绑到灰岭子南山上，通知两家要用二百块大洋赎人，因两家一时凑不齐二百块钱，就在山上绑了四、五天，这两家还得天天给被绑的家人和看管匪徒往山上送饭。后来高云生用二百块大洋赎回去了，谢宝善不知又绑了几天，花多少钱赎回去的，这件事发生日子不多久，这股匪又把迁西县三屯小学的两名学生绑到灰岭子梁东的赵台子，据说因要钱太多，学生家长不认给，于是当即枪毙了一名学生，另一名不知绑到那儿去了。
东旧寨村高文山同志介绍：民国十六、七年，七户村五福堂赵家，大白天被这股匪抢去的白银和银元三半麻袋，刚要走，听见东边西旧寨乡团集合的号声，于是把三半麻袋洋钱和银两丢在七户村头就逃跑了。后来赵家把被盗情况报告了乡团部，于是遵化、铁厂的警察和旧寨的乡团一直在缉拿这股匪徒，因此这股匪始终没敢再过来。后来据说，因枪毙了三屯小学的学生，被告发到迁西县警察局，当即派出警察、乡团三十多人，以送钱赎人为诱饵，将这股匪诓到灰岭子山梁以东的赵台子，一网打尽，十几名匪徒全部用铅条穿梭子骨押到迁西县警察局。除匪首费华俊川被枪毙外，其余匪徒都关进了大牢，后来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第四股匪是经常出没于遵化城东至迁西三屯一带的小股菲这股匪共十五、六人，匪首于富，兵痞出身，时年不到五十岁，大于沟人，他手下有两个小头目，一名刘顺、另一名赵永珍。据介绍这两个小头目，都是遵化城西人（具体哪村不清楚），这三个匪头都是双家伙，下面匪徒有的有枪，有的没枪，这股匪大部分来自被革职的乡团和当地兵痞，他们使用的枪支，有的是从旧军队里带回来的，有的是从富户家里抢来的。这股匪共城东一带频繁作案，经常听到这股匪在这一带拦路打劫、绑票。但时隔不久，到民国二十二年秋后，旧遵化县政府集合百余名警察、乡团进行追剿，有的被歼、有的外逃，从那以后消踪灭迹，再未敢出现。
另据铁厂村张春发同志生前介绍：铁厂村旧时即为镇的所在地，驻有警察分局和乡团总部，各村都曾闹过匪情，而铁厂很少闹过匪，但到民国二十二年腊月初的一天傍晚，也来了三个持枪匪徒，他们每人都带有一支短枪，到铁厂后，临时在刘瑞祥的吗啡馆落脚，当晚被本镇村民鲁祥发觉，便立即报告了铁厂警察分局，趁他们立足未稳，在三义栈饭馆吃饭时一举拿获。次日连人带枪一并押送遵化警察局，据三个匪徒捕后供认，他们是铁石镇刘春轩、徐亮二人从林西矿勾来的，准备当晚绑架永聚祥粮行老板刘泽普和东街富户鲁庆彩的，不想未待动手先遭擒。
除上述持枪明匪以外，还有些不拿枪、不出村、不露面的暗匪，（也叫坐地匪），在明匪活动猖狂时，他们与之私通，从中渔利，当明匪被消灭以后，他们还在蠢蠢欲动，为明匪打气招魂，蛊惑民心，制造恐怖，时常闹得百姓惶慌不安，据高贤同志介绍：民国二十年冬，板城村里的大庙院墙上，接连出现过几次“小白贴”（即用不规格纸张，格式写的小告示），上写XX村或XX人几天内交出大洋多少块，于XX时日送到XX地方，过期不交者，叫XX村鸡犬不留，片瓦无存；或叫XX人家破人亡……。这种威胁、恐吓，在当时战乱年代，实在另人难以承受，因此闹得家家闭户，人人不敢外出。这种坐地暗匪，人们骂他、恨他，但是却不敢得罪他们，遇事还得求助他们，事后还得以重金酬谢他们，所以在那个时代让人实在出不来气。那时候东五保地方有哪个村庄没有遭受过战乱之灾、没闹过匪患之祸？几乎没有。所以东五保要比其它任何地方更多一层荒乱。后来这些暗匪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我党领导的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暴发以后，经过发动群众检举密报，才真正被镇压下去，从那以后，遵化东五保持续六、七年之久的匪患，才彻底平息。
（根据调查材料整理）
（本文作者为李美山，原载遵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遵化史话》第8辑，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