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28日，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穷棒子社”迎来了建社10周年大庆。

    10年来，在这里发生了由穷变富的巨大变化：由于充分发挥了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使瘠薄的农田粮棉产量大幅度增加，丘陵山地的各种果树逐年丰收，社员们的家庭收入相继增长，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过去以扛活、讨饭为生的王生、戴存等许多社员都搬进了新房，再也不是被人们瞧不起的穷哥儿们了。使许多前来参观的人们被感动得下泪，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在那庆祝建社1 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艺术说唱团，由团长白凤鸣率领部分团员从北京赶来慰问演出。庆祝大会召开的那天下午，相声大师侯宝林协同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几位表演艺术家，表演了《关公战秦琼》、《醉酒》、《三棒鼓》、《夜行记》等相声名段，引得前来观看的人群笑声不断。社员们反应强烈，都说过去只是在大喇叭广播里能够听到侯宝林的相声，今天坐在家门口新眼看到他们的相声表演，此乃是百年难求的幸事，极为高兴。

    庆祝大会的第二天上午，中央广播艺术说唱团的同志们由“穷棒子社”主任王国藩和“穷棒子”代表王生、王荣陪同，参观了西铺村的村史馆之后，来到社员王生家，社主任王国藩详细地介绍了王生一家人在人社前挤在茅草棚里挨饿受冻，入社后盖成3间大新房，已过上了幸福生活的生动事实，使参观的人们都对这里的新旧变化深受感动。这时，侯宝林意味深长地说：

“我的出身也极为贫寒，四岁时被舅舅从天津坐火车带到北京，送给了一侯姓的人家，从此我也就跟着姓侯了。稍大了点儿，整天去拣煤核儿，每天还要早起跑到舍粥厂去讨粥，我还沿街叫卖过报纸，帮着人家拉过送水车，十二岁学唱京戏，后改为学相声，那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啊!所以我也应当是个穷哥儿们。”他转向王国藩说：“王主任，请你批准我这穷哥儿们也加入你们的‘穷棒子社’吧!”

王国藩听后立即答道：“侯先生你可别逗了。我请白团长你明天还是把侯先生带走吧，不然，我们这里可要荒地大减产啦!”

白凤呜也打趣地问：“那是为什么，你多个社员不好吗?”

“你想啊，侯先生在这儿，社员整天追着听他的相声，可就没有人下地干活啦!”立时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

这时，侯宝林立即接上话茬：“说得倒也是，那一年我坐汽车去天津，半路上被两位警察拦住，司机下去问什么事，警察说你们的车速开得太快，不仅影响你们的安全，也危害到别人的安全，罚款五元。我一听要罚款，别叫司机为难哪，赶快掏出五元钱下车交罚款，谁知被那位警察认了出来。他们说：‘啊，是侯先生呀!侯先生上天津一定是有急事要办，不罚款啦，上车快走吧!’这时路上的行人都不走啦，越聚越多地围了上来，有的喊快请侯先生给说段相声吧!我忙把五元钱往警察手里一塞说：‘警察同志，不是想要开我的现场会吧?不罚款哪行，就因为我是侯宝林不罚款，赶明儿个我可去抢银行啦!’警察笑了，路上的行人也都笑了，我们天津人就是善解人意啊!”

侯宝林先生不愧是位语言大师，他的幽默语言，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

我们跟随采访的记者们，看到他表演的相声，又听到他的幽默语言，至今回忆起来，还笑得合不拢嘴。他的语言生动幽默，诙谐有趣，不温不火，使人久久难忘，这就是侯宝林先生在西铺留下的一段佳话。

（原载河北《金秋文苑》杂志2010年第1期 吉夫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