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河北省遵化县和全国一样，处于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造成这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二是急于求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是“反右倾”的错误。那时，社会生产力下降，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甚至全面陷入困境之中。严重的挫折和教训，使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与中央同步，遵化县委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逐步扭转了全县国民经济出现的困难局面。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一方面对振奋全国人民精神，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促使党内“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1958年3月，中共遵化县委把“大跃进”的指标修定为：粮食亩产保700斤，争800斤；棉花亩产保80斤，争lOO斤(皮棉)；花生亩产保350斤，争400斤。6月11日，遵化县人委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县人委检查了领导思想上存有“右倾保守”的错误，号召全县人民要鼓足革命干劲，以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声势，愚公移山的决心，武松打虎的勇气，动员千军万马为实现“四好县”而努力奋斗。伴随着这种生产上“大跃进”而来的，即是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根据1958年4月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精神，1958年9月5日，遵化县委发出改进农业社经营管理的指示，将全县395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10个人民公社，宣布人民公社对社员实行供给制，社员的吃、穿、烧、住、行、医、婚、丧、托儿、求学、洗澡、理发、娱乐等13个方面，完全由公社包起来（当时称13包）。但由于公社经济基础薄弱，后来，从“13包”缩减为“9包”、“5包”以至“1包”(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度)。与此同时，还将8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为县办厂。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一哄而起的同时，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也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195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提出钢产量要从5350万吨翻一番，达到l亿吨。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要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号召全党全民为钢铁翻一番而奋斗。北戴河会议后，遵化县委发出支持钢铁元帅升帐的紧急通知，要求从县到村，从机关到学校，各行各业都要行动起来，开展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很快组织起五万多名劳力大搞钢铁运动，到年底共建成南关、三屯营、王市庄3个炼铁高炉群，建成牛门口、铁山岭、提举庄、大刘庄4个机器鼓风土炉群，还有13处由公社建的马拉或手摇鼓风炉群，共组成10万人的钢铁大军，生产出土钢1138吨、铁3761吨。与此同时，遵化县委还连续发出关于“大跃进”的决定和指示，并召开一系列“大跃进”的会议，如：1958年8月3日，县委决定：鏖战十昼夜，将全县双铧犁、铁轴车、水车、碾、磨、手推车等运转工具实现滚珠轴承化。15日，县委发出指示：要7天突击，3天扫尾，全县实现食堂化、缝纫化、米面加工集体化、托儿化和产院化。20日，县委召开工委、公社、大队三级书记会，提出要打破定局论，号召拼命狠干50天，坚决拿到粮食亩产3 万斤，夺取全省第一的红旗。县委还制订了各种农作物“放卫星”的亩产标准；白薯10万斤，玉米、水稻8000斤，高梁、谷子5000斤，小麦3000斤，大豆2000斤，花生2500斤，棉花1000斤(皮棉)。这一切表明，遵化县的“大跃进”运动正在走向高潮。
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随着反右倾运动的发展，党内“左”倾思想再次膨胀，继续大搞高指标，穷过渡。1960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规定了钢产量、粮食产量高指标，其它生产指标也大幅度地加码。并提出了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设想。会后，各省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文教、大办交通运输等，工业方面原来决定缩减的基本建设项目又重新上马。遵化县委提出了“提前实现‘四化’(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电气化)的要求”，并计划于1960年全县实现“三化”(水利化、化肥化和机械化)，建明公社要实现“四化”。到1961年，全县实现“四化”。首先，对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还提出了三、五年内的较高发展规划。其次，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兴建般若院中型水库、续修大河局水库、安平庄水库、援建密云水库等。同时提出大办工业的口号。再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连续召开五级干部会、四级干部会，持续深人地大搞“反右倾”运动。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因所谓“右倾”问题受到处分的脱产干部23人，农村党员干部192人。
“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由于钢产量要翻番，其它部门也跟着加码，造成了普遍的指标膨胀。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适当地采取了“四大”和军事化等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因而造成了层层高压和严重的浮夸。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特别强调一个“公”字，一切私有农具、牲畜、房屋、树木等统统归公，以前的生产资料人社折价款也予以取消，公社有权平调一切，指挥一切，刮起了“共产风”。这时的农民天天苦战不得休息，生产情绪受到挫伤。“反右倾”运动的开展，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的向党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支持了浮夸，使得“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且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1959年，遵化县开始进入了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1959年夏至1960年，遵化县相继遭受了严重的水、旱、虫、风、雹等自然灾害，灾情严重，面积广泛，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3亿零320万斤，1960年下降到2亿1507斤，尤其是1960年根本没种的白地就有3.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8％；荒地47.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37.5％。其中颗粒未收的达8.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6.6％。1961年夏收更不好，比1960年夏收总产的2104万斤减产1319万斤。由于粮食紧张，全县城乡人民的口粮标准逐年降低，全县农村社员平均日口粮已不足6两，有的村仅为3两。由于粮食产量降低和几个大办，再加上人员外流现象严重，仅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6328人，占劳力总数的4.36％。1960年发生浮肿病人2.4万人，占人口5.1％。死亡达1.1万人，占全县总人口2.4％，是建国以来人口死亡率最高的一年。面对严重的损失和困难，遵化县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多种具体措施，纠正觉察到的错误，对全县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
一、全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自1959年开始，全县社队两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做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争当人民的勤务员。为了改变各级机关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动员全县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领导生产，更有效地进行工作，遵化县委在推行吴桥县“二五制”的领导方法的基础上，又从具体工作中及根据山区特点，创造了“二二三制”的工作方法，即：县委、公社党委、管理区党总支在一周内利用2天时间开会、总结、检查、研究工作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2天时间转圈看面调查研究，以3天时间深入生产队出谋划策参加劳动，具体帮助基层干部解决生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具体地推行了“八字”即：学、蹲、转、干、帮、实、鼓、推工作法。所谓“学”就是要学习好，不断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向实践学习，向外地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更重要的是向广大群众学习；“蹲”就是蹲好点、扎好根，深入现场解剖麻雀，具体解决问题；“转”就是转圈看面，全面检查，实行点面结合；“干”就是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做到边劳动，边了解问题，边贯彻政策，边解决问题；“帮”就是既帮先进又帮落后，不断地帮助先进地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总结先进经验指导工作，同时帮助落后地区的基层干部，提高思想，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使后进变先进；“实”就是政策落实，把党的每项方针政策，每项工作落实兑现；“鼓”就是不断地鼓励后进赶先进，先进再先进；“推”就是不断地推广先进经验。
总之“八字”工作法的推行使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更扎实了，县一级机关已有80一90％的干部深入到生产队去劳动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官僚主义和会议多、文件报表多、人们蹲在机关多、事务多、一般号召多的“五多”现象，党群关系、千群关系得以密切，生产上也出现了新高潮。正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县才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社两级干部，带头认真贯彻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精神，认真清理劳动力，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1960年7月，全县开始压缩非农业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到11月中旬，统计，先后从社办工业、商业、林、牧、渔副业、水利、生活福利、基建、学校、文娱组织等单位中压缩到农业战线的劳动力达到47919人，又从职工干部家属中压缩非农业人口5225人。到1961年，又连续压缩非农业人口1300多人。1962年6月，遵化县委又相继作出精减职工的方案及减少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员的方案。全县共有职工7447人，计划精减2030人，占职工人总数的27.3％。全县吃商品粮的共有19009人，到1962年底，减了7000人，占吃商品粮人口总数的36.8％。
三、坚决纠正1958、1959年两年中“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彻底实行退赔。严重的工作失误使全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因此，中央陆续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等文件，规定：队(生产大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平调的各种财物，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允许社员种少量的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有计划有领导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开展整风整社、整顿干部作风等。
为贯彻中央上述指示精神，遵化县委于1960年12月16日召开有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社员代表、烈军属、荣转军人代表和老党员代表等人参加的反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风的“五风”大会，历时38天。这次会上，大家提出48852条关于“五风”方面的意见，县委书记曹寿山、县长李化一等主要领导干部在大会上代表县委、县人委和个人作了检查，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批评。会后，全县分三步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第一步学懂“十二条”，兑现平调物价款，公社负责干部代表集体和个人作了检查。第二步算帐退陪，解决社员经济和民主权利的问题。第三步进行组织建设，健全工作制度。这样，全县党员在深入学习中央文件的基础上，基本上纠正了以“共产风”为重点的“五风”错误。据统计，全县各级共平调总值499.1万元，到1961年4月，全县共退陪平调物资折款达422.8万元，占全县平调总数的84％。
四、全力以赴，果断迅速地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努力恢复农业生产。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5、6月份又修正了草案。1962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停办和部分停办公共食堂的决定。指示则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根据草案和指示精神，遵化县委于1961年4月21日，决定对全县人民公社规模进行调整，将原有的10个大公社调整为44个公社，公社以下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由原来的423个调整为664个。大队以下为生产队，全县共2421个生产队。5月14日，按县人委统一部署，全县各公社以半个月的时问，采取三上三下，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分别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宣布办食堂坚持自愿，供给制可以取消。在生产上，要坚持评工记分，按劳分配。明确对五保户要实行全包，对困难户要予以适当照顾，强调优待军烈属。1962年2月27日，遵化县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第二次会议，并做出决议：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一般以生产队(即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对维护生产队的自主权，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五、遵化县委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各方面关系。1962年5月28日，县委书记曹寿山在召开公社书记会议所作的结论中宣布：凡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处理的人员，一律予以平反，过去因为对高指标、高征购、供给制、食堂化、自留地以及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提出过意见而处理的也予以平反。
通过以上一些具体措施的执行和全县党员干部的深刻检查，广大社员群众看到了党认真纠正错误的坚强决心和实际行动，认为前段是“好心办错事”、“好人犯错误”，生产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表示了对党中央的热烈拥护和对党员干部的高度信任。到1962年初，全县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到来，胜利地渡过了经济困难时期。农业喜获丰收；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等事业也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全县国民经济正在进一步好转。
（本文作者作者为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秀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