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提出了“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拥护。作为一名退休干部，我又看到了党风和政风不断提高的希望，心里高兴啊!不知怎的，这个活动一提出，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我经历的前辈的有关作风方面的故事。他们的作为和人格、故事，有的直接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有的成为我工作中的榜样和师长……
(一)一张汇款单
前几天，忽然听说遵化县文革前县委宣传部部长席振坤过世的消息，我在十分悲痛的同时，又想起了解放初期他任教育助理时，在我老家魏家井村的小学校工作的情景。
大概是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时，我才十一二岁，在小学读书。小学校是一座大庙，庙的西配房是教室，西耳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正殿都是泥塑佛像。学校老师是我父亲杨贺满。听父亲讲，那年，县教育助理席振坤为了摸索总结大复式教学的经验(大复式是在一个教室里有一、二、三、四年级，四个年级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由一个老师教)来到了我村，和我父亲住在了大庙里，一起研究一起试验。父亲在前面讲课，他在教室后边听课。晚上又一起备课商讨。吃饭就在我家，每顿饭都是我到学校去叫。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吃什么，他也就吃什么。住在大庙里，也是非常艰苦的。就这样，席振坤在我村学校住了一个多月。
他回县里后，又过了半个多月，邮递员忽然送到我家一张十六万元(相当于十六元)的汇款单，父亲看后，才知道是河北教育杂志社寄来的稿费，但是，为什么寄稿费还是个迷。又过去几天，河北教育杂志登出了以我父亲名字署名的文章，即大复式教学经验的文章(具体文章的标题我不记得了)，才明白原来是席振坤助理以我父亲名义向河北教育杂志社投的稿，并以此方法交了饭费。父亲说，就当时的物价，就我家的饭菜，吃上三个月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二)最遗憾的是没有和周总理握手
一九六二年，我中师毕业后被分配到遵化县沙石峪小学任教。在沙石峪工作的几年里，我接触了各级党政机关领导、报社杂志电台记者、艺术院校艺术家、本县各部门干部等，他们从城市来到小山沟体验生活，拜老农为师，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说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
公安局巧破放火案。
一天夜里，一农户房顶突然着火。此事立即上报了派出所、县公安局，派出所的干警经过几天的调查，也没有一点线索。这天公安局来了一位刑侦干警，他的调查有点特殊，不是找人座谈，而是让村治安员领着他满山坡去看社员劳动。第二天，他们转着转着，忽然，这位干警指着一位李姓社员，告诉村治安员说：“描可能是他!”于是，村治安员把这位李姓社员叫来进行了审讯，公安局这位干警跟他谈了一个多钟头，李姓社员终于承认火是他放的，坦白了放火的原因、经过。案子破了，可村治安员就是不明白，这位干警是怎么认定放火人的。过后，这位干警告诉他原因。原来。他们在山坡上转悠时，一群人都在锄地，有的抬起头来，直腰看着他们，有的一直弯腰锄地，有的互相谈论了什么，唯独李姓社员抬起头立刻就低下头锄地了。就根据这一点，才怀疑李姓社员有可能是放火人。
老少都认识的县委办公室主任。
遵化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景贺(后可能调到唐山市园林处任处长)曾多次到沙石峪村“蹲点”，有时三五天，有时十来天，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白天到地里和社员一起干活，晚上和老百姓一起拉家常，正是在拉家常当中，他已经把他想知道的东西了解清楚了。因为他说话幽默，不论老少男女，谁都愿意和他说话，谁都认识他。我曾听说了两段他和别人的对话——早晨起来，房东问他：“睡得好吗?”他笑着回答：“好啥呀，顺着炕席立了一宿没动憨。”一天中午在一农户家吃的小黄米爬豆大枣粘干饭，晚上，房东问他：“中午在谁家吃的，顺口吗?”他又笑着回答：“中午吃的爬豆大枣粘干饭，顺口啥呀，(两手比划个直径一尺多的圆碗)就吃这么一小碗，而且是吃一口吐一口呀!”大家都知道他说
的吐一口，指的是枣核。因此大家听后都哈哈笑个不停。
京剧名旦为过世老农扎花圈。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北京的中国京剧团数人来到沙石峪体验生活，其中就有中国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他们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白天和农民一起到地里劳动，闲时和农民一起拉家常。有时有的农民想听京剧，他们有求必应，给大家唱上一阵。大家最爱听张君秋唱《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了。一天，我想拜访张君秋，去了他们的房东闫保全家。很不巧，他们几个正在在默默地扎花阁，要参加当天过世的闫姓老农的葬礼并送上花圈以表哀悼。我没打扰他们就悄悄退出来了。
最遗憾的是没有和周总理握手。
一九六四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沙石峪参观访问。这一天，我带领着学生，手拿中阿两国国旗热烈欢迎外宾的到来。欢迎队伍中，除了学生外，还有本村的农民、上级领导、记者、保卫人员等。直升飞机站稳后，周总理走出飞机，向欢迎队伍的群众招手致意。周总理走下飞机，热情地和接待他与外宾的村干部等有关人员握手，然后，和外宾一起在夹道欢迎的队伍中向第一个接待地点走去。在头天的接待预备会上，安全保卫人员明确告诉大家，不要主动和总理及外宾等客人握手，但是，周总理走到欢迎队伍跟前时，主动和欢迎的群众握手，那亲热劲就如同久别的家人一样。被握手的农民哪里想到这辈子还能和周总理握手，激动地掉下了热泪。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心情特别激动，但遗憾的是因我一直遵守“不握手”的指示，失去了和周总理握手的机会。
(三)一包“讲话稿”
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七年，我在中共遵化县新店子工委做总校长、秘书、组委工作。在这里工作期间，我经历的领导有两任书记和多位副书记。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是，无论召开多大会议，除传达上级会议精神有文件外，本工委领导讲话从不用秘书写讲话稿，都是讲话者在笔记本上写个提纲就是讲话稿，而讲起话来，条理清楚，语言群众化，说服力强，开会效果好。
然而，工委副书记缪风图(后来调到中处遵化县委仃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并在此任病逝)，却在召开一次以精打细收为主要内容的会议时，用一天时间准备讲话稿。而且，在召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拿出书包指给我看，告诉我说，这里就是准备一天的“讲话稿”。因为他是比较有名的“笔杆子”，所以，我深信不疑。然而，以前比这重要的会议都是照笔记本的提纲讲话，为什么这次要写讲话稿，我还是有点怀疑，心想，明天开会就知道底细了。第二天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缪凤图同志讲“今年秋季精收细打的意见”。他不慌不忙地把装着“讲话稿”的书包放在桌子上，我想下面他准该从书包里拿出他准备一天的讲话稿了，而我看到他拿出的还是那本写着提纲的笔记本，开始了会议的最重要的部分——领导讲意见。他讲的第一部分是精打细收的意义，在讲到当前秋收存在的问题时，他把他说的装讲话稿的书包内的东西倒了出来，原来是一堆小玉米。接着，他叫起了也来开会的某村某生产队队长，让这位队长说说这堆小玉米的来历。这位队长把昨天他和缪凤图同志一起在多大地块的玉米地里捡到大约多少斤玉米的事，在大会上讲了一遍。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照这样计算，全工委地区将丢失几万斤粮食。与会者听后，受到了深刻地教育。
我受到的教育不止这些，这包“讲话稿”还使我认识到，要做好工作，必须端正自己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经常到你服务的对象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和需要，才能成为一个受群众欢迎、领导放心的干部。
(四)“努榍”没能成真
一九八五年我己到中共遵化县委组织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张明 (后任中共遵化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并在此任病逝)。张明同志 是一位大家都公认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身 心为党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我认为把他说多好都不为过)。在他的生活中，没有星期日，没有八小时之外，头脑中装的都是工作。
一次，他带我一起到河北省正定县、冀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学习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一听说要到四川去，我非常高兴，我想，这次可以顺便到都江堰、杜甫草堂等名胜古迹去看看了，因为，从上小学时课本上就有关于这些名胜古迹的描述，这回终于可以实现孩童时候的梦想了。这一天，参观考察完了正定、冀县后，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了成都，第二天，坐汽车到了广汉县，安排好住处后，立即和广汉县有关部门座谈，到基层参观。到广汉县的第四天，结束了参观访问回到了成都。当晚，张明部长开始写“关于参观学习正定、冀县、广汉三县体制改革的经验向县委的报告"，我躺在床铺上睡着了。天亮了，他把用了一夜时间写好的材料交给我说：“吃完饭，咱们坐火车回家。你在火车上把我写的材料抄好，争取明天到家立即把材料交到领导手里。”“好吧!”我答应着，心里想：看都江堰、杜甫草堂的梦想破灭了。
本文作者杨惠珍为原遵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原遵化市电力局党总支书记
（原载燕赵都市网 http://news.yzdsb.com.cn/system/2009/09/15/010140078.shtml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