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村庄》王朝彬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村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西铺、大寨、小岗、华西……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几个“明星”村庄可谓各领风骚、不同凡响。它们历经了多少风雨坎坷，承载了无数国人理想，见证着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波澜。本书选取了新中国历史上五个颇具影响的典型村庄，述其创业，绘其风貌，赞其英模，评其功过，多角度、多方位地讲述有关村庄及其村民的故事。本书的编著者近十多年来走遍五村的村舍里外、田间地头，拍摄风物，采访人物，由是使得本书内容翔实，资料完整，图文并茂，别具一格。
【作者简介】
王朝彬，山东省单县人，1958年出生，史学硕士、学法博士，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有文字著述三十种，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社会学、时事政策、国际关系等。摄影作品有《黄河影像志》（上下册）出版，并儿第二届中国（青海）三江源国际摄影节优秀作品奖。相关作品有《共和国的村庄》、《中国海疆炮台图志》、《黄河影像志(全2册)(精装)》、《中国海疆炮台图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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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村庄》目录
第一章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
一、西铺村和“穷棒子”时代
二、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
三、两篇通讯和一本书
四、“穷棒子”精神
五、声名远播的王国藩
六、在时代的的风雨中
第二章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
二、大寨成为省级先进典型
三、大寨的事迹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四、大寨成为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五、大寨的“四清”运动与耕地面积
六、典型与变形
七、“农业学大寨”运动
八、陈永贵
九、大寨的今天
第三章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一、农村的困境
二、万里与安徽省委“六条”
三、躲不开的交锋
四、小岗村的大包干
五、青山遮不住
六、轻舟已过万重山
七、小岗发展了
第四章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
一、辉煌的成就
二、奋斗的历程
三、咬定青山不放松
四、乘风破浪
五、创造辉煌
六、共同富裕的理想和贡献
七、吴仁宝
八、吴协恩
第五章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
一、争一口气
二、崭露头角
三、更上一层楼
四、富而思进
五、再接再厉
六、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七、真正的共产党员
第一章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全文）
一、西铺村和“穷棒子”时代
“西铺”是“西四十里铺”的简称，位于遵化县城东，距县城约四十华里。
遵化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北倚长城，西顾京城，南邻津唐，东通辽沈，处在燕山南麓的低山丘陵区。遵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五代后唐建县，宋代更名滦川郡，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因建清东陵而升为州，乾隆八年（1743年）升为直隶州，民国初年废州为县。新中国成立后为遵化县，1992年撤县建市。
解放前，西铺村农民生活极为困苦且贫富不均，有二十多户农民常年靠要饭生活。
据1947年初的统计，西铺村共有耕地2160亩，村民154户。
5户地主，有耕地1240亩，户数占全村户数的3%，耕地约占全村总面积的57.4％。
4户富农，有耕地175亩，户数不足2.6%，土地约占全村总面积的8.1％。
34户中农，有耕地420亩，户数约占22%，土地约占全村总面积的19.4％。
111户贫雇农，有耕地325亩，户数约占72%，耕地约占全村总面积的15.1％。
从生产工具看，全村111户贫雇农有7头毛驴，平均每户拥有0.06头，中农34户有毛驴1l头，牛6头；像骡马等大牲畜、铁轴大车等农具全部属于地主富农。
西铺是老解放区。解放以后，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西铺村在共产党领导下搞了土地改革，每人分到了1.6亩土地。西铺的农民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热烈庆贺。
贫困中的小农经济经不起自然灾害。解放初，政府时常救济西铺村粮食和衣服，但有些村民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此后的西铺又出现两极分化。
有些富裕农民盖了新房，买了大牲畜和车辆，雇起了长工、短工，有的还放起了高利贷。
1949年7月，洪水冲毁了西铺的90多亩土地和14间房屋。贫农王荣在土改中分得的11亩地被冲毁了5亩，王荣的儿子被迫再去给富裕人家当长工。
土改期间，13岁的戴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父母双亡，给他留下了4个小妹妹，最小的只有4岁。戴存没有生产能力，生活无着，只好把土地和房屋典当出去，把4个妹妹送人，他像土改前一样沿街乞讨。
1950年上半年，西铺村有11户农民出卖和典出土地79亩，有6户典卖房屋15间，60多户借了高利贷，有4户卖掉土地和房屋去讨饭。
附近村的富裕户议论说：“再过几年，把四十里铺（即西铺村）那些穷小子的炕头也都买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分得土地的农民有组织起来的愿望，党和政府有引导翻身农民互助合作的责任。
按照党的政策引导，西铺村的贫困农民纷纷自由结组。仅几个月时间，到1952年春，全村建起了11个互助组，参加互助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60％，其中一部分是常年性的互助。当时西铺村农民管互助组叫“搭帮套”。
这种“搭帮套”，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他们的劳动互助条件是“齐工找米”。具体办法是互助组各户之间，劳力与劳力或畜力与畜力，及劳力与畜力之间“换工”，到年底结算“找齐”。春天各农户的农力和畜力都作出价来，以小米计算，齐工时农户互助双方算出使用对方多少“人工”和“畜工”，差额部分按每个工3.8斤小米找齐。
这一年，西铺村搞了互助的农户，粮食获得了好收成，有60多户亩产达到了120多斤，没有入互助组的农户亩产不到100斤。村里严重缺粮户由74户降到36户，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由上一年的5万斤下降到2.5万斤。
互助组的优越性感召了大家。到1952年底，西铺村的农户纷纷加入互助组，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0％。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互助合作的理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已提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的一件大事。限于那时的实际条件，毛泽东还只说到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革命根据地群众创造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经验，指出了农业的生产合作社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在农业生产上的重大作用。
党领导的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即已开始。井冈山时期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延安时期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有互助组。
1943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了组织个体农民的任务，边区的变工互助组织普遍发展起来。他把土地革命叫作陕甘宁的“第一个革命”，把用合作社方式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叫做“第二个革命”。毛泽东作了《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两次著名讲话，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地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初级的生产团体。
1949年，作为共和国开国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
建国之初，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还是农业立国。由于广大农村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的农业产量一般较抗日战争爆发前下降了四分之一左右。
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另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促进了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的发展。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央强调，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中央强调，过去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是错误的，但放任自流也是错误的。强迫命令就是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而且容易伤害联合中农的政策，即使运动能够暂时轰轰烈烈一阵，但是不能够巩固的。放任自流会使互助合作运动陷于消沉和解体，或使互助组和合作社内部滋长资本主义的倾向，因而增加贫苦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和出卖土地的情况，结果只有利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而不利于贫雇农经济地位的上升，这当然是很有害的。
建国之初，农业生产战线上，有许多积极走合作化道路、努力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比如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生产合作社、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吉林省蛟河县保安村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吉林省延吉县英成村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山东省莒县吕家庄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山东省广饶县三柳树村李田英农业生产合作社、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陕西省长安县王蟒村蒲忠智互助组。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其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二、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里，全国农业生产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果将1949年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当作100，那么粮食产量在1950年上升为117，1951年上升为128，1952年上升到140左右。棉花产量1950年上升为159，1951年上升为252，1952年上升到300左右。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修改后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为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民增加生产，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并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决议要求在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互助组（包括临时的和常年的），在群众有较丰富的互助经验并有比较坚强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强调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工作中，既要反对消极放任自流的右的倾向，也要反对强迫命令、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
1952年11月，毛泽东曾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了。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10月至11月间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决议继续强调，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靠简单号召的办法来实现，也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更不能用剥夺农民的手段，而必须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且指出，应继续切实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任何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行为都是错误的。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提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中央认为：“根据我国的经验，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中央强调提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小农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是绝对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声号召的办法来实现的。更绝对不能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去把贫农和中农合并到合作社里，也绝对不能够用剥夺的手段去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
这个《决议》的重点，是以办好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带动互助组的大发展，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这个决议，连同1953年3月公布的《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清楚明白地规划出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和具体办法。
1955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认为，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使农业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而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就是党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
从1952年到1955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很大发展。据1954年底统计，全国的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68万个增加到993万个，初级合作社由300多个增加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由2100万户增加到70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例由19.2%增加到60.3%。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经过整顿，初步巩固65万个。
1955年夏，中共党内因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了一场争论。
过渡时期总路线原计划是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个决议也规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一直到1955年春夏间，中央对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计划，要求农业合作社从当时的65万个到1956年春耕时发展到100万个。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
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京后，对农村形势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方针做出了新的思考和判断。他主张修改计划，加快发展，在原定的时间内，将全国的合作社从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
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他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干部领导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不同，需要逐步提高，分批发展；从1954年春的11万个社到1955年春的65万个社，发展过快，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的任务很重，应着重巩固现有的合作社。
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是对合作化不积极。
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对邓子恢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而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在党内，毛泽东发出措辞如此激烈的批评，在建国之初的几年间实不多见。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他提出：“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解释了党中央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案，即：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他强调：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他指出：“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批评党内某些对合作化进度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说“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会后，毛泽东的报告一直传达到农村党支部，各地党组织都纷纷反对“右倾”，检查“保守”思想，对合作化运动重新作出部署。农业合作社因此而迅猛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会议确认了毛泽东对邓子恢及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评，并把他们的“错误”性质进一步提高为“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
1955年夏季以后，在全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气氛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超高速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11782.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原计划用15年实现的农业合作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
由于思想上急于求成，发展过急过猛，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原来规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原则、方法，如说服教育、自愿两利、典型示范、逐步过渡等，都做得不到位。事实上，80%以上的农民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加入初级社并随即转入高级社的。这显然是超越农民的觉悟水平，违背了自愿的原则。对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作价偿还，也未认真执行。
三、两篇通讯和一本书
1955年初，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主办的《唐山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卢振川，听说遵化县十区洪鸭屯村农业社实行了山西省郭玉恩农业社的包工包产，效果挺好，于是他便和报社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去洪鸭屯采访。
在采访过程中，这个村农业社社长姜公忠无意中谈到，他们刚办起农业社不久，因为他们是这个区最早办起的两个农业社之一，区委书记赵涌兴曾带人到他们这里蹲点，学习怎样办社。
卢振川听后非常感兴趣，因为当时学会如何办农业社，是农村干部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他的采访兴趣发生了变化，于是放下报道包工包产的初衷，转而采访如何办社。
回到报社，卢振川向报社总编辑郑毅作了汇报。
郑毅对这个选题也很感兴趣，便向地委书记周振华作了汇报。
卢振川关注的问题引起了周振华的重视。周振华表示，他要亲自去看一看，并告诉郑毅，要卢振川等着同他一起去。
由于工作忙，直到1955年4月中旬，周振华才得以成行。
周振华带了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亨运和一个警卫员，卢振川带了报社摄影记者王兰亭，他们一行五人到了遵化，从遵化县城坐马车到了十区区委驻地鸡鸣村。周振华在十区区委听了汇报，讲了对农业社加强领导的几点意见。
周振华、卢振川一行在鸡鸣村住了一夜，此后由区委书记赵涌兴和区委副书记李计增陪同，乘马车到了西铺村。这个村的合作社创办较早，较为典型。
在西铺村，周振华一行听了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的汇报。
第二天上午，周振华表示，这个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让卢振川好好写一篇报道宣传推广。
卢振川和周振华共同拟定了报道提纲。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叫“从不懂到懂”，写区干部从绕开社走到主动向农业社学习；第二个小标题叫“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第三个小标题叫“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在西铺村，卢振川写出了初稿。
回到报社后，卢振川把报道初稿又修改了一遍，经郑毅看后送周振华审阅。
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发表了卢振川采写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卢振川觉得，这不过是一篇适应当时需要的普普通通的报道。没想到，1955年末，这篇报道竟然“身价百倍”，影响所及，出乎预料。
1955年初，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主办的《唐山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卢振川，听说遵化县十区洪鸭屯村农业社实行了山西省郭玉恩农业社的包工包产，效果挺好，于是他便和报社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去洪鸭屯采访。
在采访过程中，这个村农业社社长姜公忠无意中谈到，他们刚办起农业社不久，因为他们是这个区最早办起的两个农业社之一，区委书记赵涌兴曾带人到他们这里蹲点，学习怎样办社。
卢振川听后非常感兴趣，因为当时学会如何办农业社，是农村干部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他的采访兴趣发生了变化，于是放下报道包工包产的初衷，转而采访如何办社。
回到报社，卢振川向报社总编辑郑毅作了汇报。
郑毅对这个选题也很感兴趣，便向地委书记周振华作了汇报。
卢振川关注的问题引起了周振华的重视。周振华表示，他要亲自去看一看，并告诉郑毅，要卢振川等着同他一起去。
由于工作忙，直到1955年4月中旬，周振华才得以成行。
周振华带了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亨运和一个警卫员文章在介绍“组织观摩，进行实地教育”的做法时，讲到了西铺村王国藩的“穷棒子社”。其中写道：
一九五四年春季，新建了许多社，有些社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方针不够明确，存有铺张思想，屡次要求大批贷款。仅阎家屯等五个社，就要求贷款八百元。区委便有意识地组织四十三个社的干部到勤俭办社的西四十里铺王国藩社进行观摩。王国藩社一九五二年初建的时候，全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其他生产资料也很缺乏，社员们又投不起资，人们都叫他们“穷棒子社”。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并没有依靠国家贷款，而是依靠了自己的劳动，到离他们村三十五里的迁西县境内深山里去打柴，卖钱添买生产资料。自从一九五二年冬季，到一九五三年春季，他们先后打了价值四百多元的山柴，除开解决了一些社员的生活困难以外，还添买了一头牛、一头驴、三十只羊、一辆铁轮车，另外还有牲口套、肥料等生产资料。以后又继续打柴，到一九五四年春季，他们社里已经有一头骡子、五头牛、两头驴、六十五只羊、十二口猪、一辆铁轮车，还有喷雾器等生产工具。这些东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山上取来的。”大家参观了王国藩社以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大家深深体会到，只有根据当地条件，面向生产，勤俭办社，才能有效地增加社员的收入，使社得到巩固．
“穷棒子”，旧时是对穷苦农民的称谓，后来也用以指贫穷而硬气的人。
在《唐山农民报》发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后不几天，5月4日的《河北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王林采写的通讯《勤俭办社》，集中介绍西铺村王国藩合作社勤俭办社的感人事迹。文章写道：
常年贫困造成的经济力量的空虚，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春播开始了，种子还没有准备，又有半数以上的社员没有粮食吃了。山草发青，不能再去砍柴，严重的困难使社员们又滋长了要求贷款的情绪。王凤德说：“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国家贷点款吧！”社干部又组织大家讨论是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批判了总想依赖国家而自己不想办法的思想，指出：万事开头难，社员应当多想克服困难的办法。反复讨论以后，共产党员杜魁、梁进田，拿出了现近吃不着的粮食，借给没有粮吃的社员，带动全社进行粮食的通融，又凑起了白薯种子，养上二十多条洞子的白薯秧，有的社员拿出了自己保存的粮食种子，有的从亲戚朋友家借了种子来，这样渡过了困难，完成了播种。养的那二十多条洞子的白薯秧，除了本社用的，还卖了五百多元，解决了夏锄期间全体社员的缺粮用款。
……，卢振川带了报社摄影记者王兰亭，他们一行五人到了遵化，从遵化县城坐马车到了十区区委驻地鸡鸣村。周振华在十区区委听了汇报，讲了对农业社加强领导的几点意见。
周振华、卢振川一行在鸡鸣村住了一夜，此后由区委书记赵涌兴和区委副书记李计增陪同，乘马车到了西铺村。这个村的合作社创办较早，较为典型。
在西铺村，周振华一行听了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的汇报。
第二天上午，周振华表示，这个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让卢振川好好写一篇报道宣传推广。
卢振川和周振华共同拟定了报道提纲。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叫“从不懂到懂”，写区干部从绕开社走到主动向农业社学习；第二个小标题叫“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第三个小标题叫“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在西铺村，卢振川写出了初稿。
回到报社后，卢振川把报道初稿又修改了一遍，经郑毅看后送周振华审阅。
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发表了卢振川采写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卢振川觉得，这不过是一篇适应当时需要的普普通通的报道。没想到，1955年末，这篇报道竟然“身价百倍”，影响所及，出乎预料。由于社员们的艰苦奋斗，困难被一个一个地克服了。到秋天，社的庄稼丰收，社员们比较单干的时候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实际收入。另外，还积累了价值二千四百元的公共财产，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鼓舞了社员的爱社热情。
……
一九五三年冬季，他们就用打柴的款添置了三头牛。这时，他们对于可能增加的收入，仍然一点也不放弃。比如在一九五四年秋收开始的时候，他们响应国家精收细打的号召，强调要“颗粒还家”。社长王国藩，专为这事跟社员们算了一笔账：全社三百亩花生，按每撮丢一颗计算，就要丢五千一百斤。这个惊人的数字，引起了全体社员的注意，男社员们保证每撮花生“三面都刨到”，女社员们表示：“要从精收细打中，给社扒拉出一辆胶轮车来。”这年的秋季和冬初，他们通过精收细打、砍柴、割草，给供销合作社加工搓花生米等项生产和收入，没有向国家借一个钱，就添置了价值一千五百五十元的两头骡子，两辆胶轮车，二百元的肥田粉和一百八十元的牲口饲料。
……
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从一九五二年秋季建立，战胜了重重困难，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吸引了广大农民，使社在三年当中，由二十三户发展到八十三户，又发展到一百四十八户，使全村凡是可以入社的都成了社员，实现了全村合作化；生产资料由一无所有，积累了十二头牛（其中有繁殖的七头）、两匹驴、三匹骡子、五辆大车（三辆铁轮车、两辆胶轮车）和各种羊一百零三只，共值六千多元的公共财产；六百多亩梯田栽上了果树，千亩荒山生长着绿林，村北河滩上的二十七万多棵杨树，都已经有一两丈高。副社长杜魁在提到该村的远景的时候说：“有党的领导，有我们的手，三五年后的西四十里铺，将是衣食富裕、鸟语花香的山村。”
为了推动农村合作化的进程，毛泽东从1955年9月间开始，亲自主持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收集了121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
9月间，毛泽东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写道：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的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四、“穷棒子”精神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意见成为本会的主导意见，并且被写进《决议》。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准备了一个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的“安于农村现状、安于小农经济的幻想”。
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周振华参加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周振华从北京回到唐山，即打电话要卢振川赶快到他那里去。卢振川见到他后，感到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周振华把一本16开的厚书递给卢振川，说：“这是毛主席编的书，遵化十区那篇报道被收进去了，而且是第一篇。”
卢振川听后感到意外惊喜。那本书的书名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收编河北省的文章共6篇（那时还没有收进《勤俭办社》一文，直到12月毛泽东第二次编这本书时，增补了河北省的4篇文章，《勤俭办社》一文得以编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被放在了第一篇。
七届六中全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上报了补充材料。
在这些补充材料中，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从原有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
12月间，毛泽东又另写了一篇序言。不仅如此，毛泽东为收录的文章写了一百多篇、两万五千多字的按语。书名修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初正式出版。开本为大32开，分上、中、下三册。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行量非常大，对合作化运动的影响也非常大。不仅如此，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还影响到诸多方面。比如：遵化十区区委书记赵涌兴被选为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遵化县西四十里铺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成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从此闻名全国，到西铺村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卢振川于1956年1月由编辑部主任提为副总编辑，没过半年又提为总编辑。这年他才26岁。这样的连续提拔与毛泽东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的按语不无关系。他认为，这些应该说都是机遇，是意外的机遇。既然是机遇，总带有某种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想躲也躲不开。
显然，使西铺村一举成名并写进史书的，是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高潮》这本书的出版，西铺村的影响不可能如此之大，仅靠《唐山农民报》卢振川的文章和《河北日报》王林的文章是不可能有此效果的。
当然，没有卢、王二位的文章，《高潮》一书也不可能收编到西铺村的材料。
《高潮》收编的176篇典型材料，在那个历史时期，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首推西铺村。
“穷棒子”本来是一个可以泛指的词，但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西铺村的专用名词。
遵化县所在的河北省，到1955年6月底，全省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97359个，入社农户2741400多户，占总农户的35.2%。9月间，河北省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批判了消极保守情绪，结果是“积极地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了先进的并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计划”。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说：“问题还不是简单的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在“序言”中写道：“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依次收入河北11篇、山西16篇、内蒙4篇、北京8篇、天津4篇、黑龙江5篇、吉林5篇、辽宁5篇、山东10篇、安徽9篇、江苏7篇、浙江8篇、福建5篇、上海5篇、河南6篇、湖北5篇、湖南6篇、江西6篇、广东9篇、广西4篇、四川8篇、贵州8篇、云南5篇、陕西6篇、甘肃4篇、青海4篇、新疆3篇，合计176篇。
这176篇材料，河北省的11篇排在全书的最前面，《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又排在河北省的最前面，《勤俭办社》是第二篇。第一篇材料中举了王国藩“穷棒子”合作社的例子，第二篇专题报道了王国藩“穷棒子社”。
毛泽东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写的按语中说：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热情洋溢地提到“穷棒子社”：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二篇是《勤俭办社》。毛泽东在为这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历史地看，“穷棒子”的事迹和精神之所以那么深入人心，在当时能催人泪下，从根本上说，是它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一穷二白而不甘屈服的形象。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再次突出例举了王国藩领导的建明社：“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1953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的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
毛泽东为该书收入的176份材料中的104份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可谓态度明朗，旗帜鲜明，有倡导，有批评。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一部分按语。为此，毛泽东又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说：“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
尽管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下半年以后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穷棒子”精神。
五、声名远播的王国藩
王国藩，生于1919年，19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冀东革命运动，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冀东一带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这一带从1922年就开始建立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前仆后继，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共产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伸张民族大义，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抗战。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时任敌后河北省委书记的李运昌到冀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辽特委在冀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抗日大暴动，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抗日人士为主体的抗日联军，与八路军四纵一起，横扫遍布农村的日伪政权，威震敌胆。
为扼杀不断壮大的冀东游击根据地，驻华北日军从1941年起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多次大“扫荡”，在长城以北地区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八路军、武工队和当地人民始终坚持武装斗争。到1944年，根据地区域已包括冀东全部、热河大部和辽宁西部，为大反攻和进军东北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放前，王国藩积极参加冀东革命活动。解放后，王国藩身为中共党员，成为带领群众跟共产党走的先进模范。
西铺村当时很穷，穷中之穷的是村里的二十三户贫农。
1952年，王国藩发动本村二十三户贫农组织了村里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二十三户贫农的全部家当就是二百三十亩山坡地，一张破木犁和一头驴的四分之三，人们戏称为“三条驴腿”。
驴是四条腿，但当时的农民太穷了，有的根本没有耕畜，贫困农民往往是几家共有一头耕畜。王国藩组织的这23家贫农就只拥有一头驴的四分之三，农民王广拥有剩下四分之一，但王广当时没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7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遵化县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主任王国藩的文章《“穷棒子社”的生产超过了富裕中农》。文章说：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们这个曾经被人讥笑过的“穷棒子社”扩大、升级了。全社五百四十九户。二万四千八百多亩土地中，荒山占了一万七千多亩，河套占了一千多亩，其余的六千多亩耕地，绝大多数还是梯田、坡地，山沟里有点儿平地，也是沙多土少，过去每亩打粮不过几十斤。解放以前，人们生活极苦，还有二十多户农民常年靠要饭生活。土地改革以后，人们虽分到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由于小农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还是像人们常说的“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在自然灾害面前，跌倒了就爬不起来。在1952年办社以前，虽然政府每年救济十八万斤粮食和四百件衣服，但是不少人还是过着少吃没穿的生活。1952年秋季建社以后，生产逐年提高，生活日益改善。1955年冬末转为高级合作社以后，贫穷的状况才有了彻底改变的希望。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各种庄稼都获得丰收，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四百四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66％；棉花一百八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125％；花生二百七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50％。这些产量，超过了入社以前富裕中农的产量水平，提前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在十二年内达到的产量水平。林业、牧业、副业也有发展，仅果树一项就收入了一万三千多元。秋收分配结果，每个劳动日分了粮食十六斤，现金八角；每人分了棉花一斤，花生二十二斤。每户平均收入五百三十六元九角，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一十元四角。全社除两户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比1955年少收了六七元以外，其余五百四十七户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收入最多的刘存旺，分了粮食一万四千八百多斤，现金七百四十多元，比1955年增加了好几倍。分配结束以后，人们欢欣鼓舞，喜笑颜开，一致反映“合作社好得很”，“合作社救了命”，“要不是合作社，我连炕也没有了”。
1958年，全国农村在短短数月之内建立了人民公社。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迅猛发展，原来的农业社的体制似乎不能满足“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于是设想成立一种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个设想没有经过试验，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毛泽东只是在小范围内讲过。当时湖北省鄂城县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工厂，鄂城县委为此写了两篇工作报告，一篇是《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另一篇是《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工厂的》。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当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为这两篇报告写的评论中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种做法，“是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逐步地实现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这样的理想”。也是在7月1日这一天，陈伯达应邀到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篇讲演中，他引述了毛泽东在小范围内提出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他并且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演刊发在当年7月16日出版的第4期《红旗》杂志上。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在“大跃进”的狂热氛围里，“人民公社”作为“新生事物”应运而生。
1958年8月6日到8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6日下午，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桃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他问社干部：“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泽东笑着向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及在七里营的谈话发表在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从那时起，各地创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在报刊上做了大量的正面报道。
有资料显示，在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萌生了农业社规模要搞大的思想。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之《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中写道：“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是强调小社并大社“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但急于由小社进入到大社的思想已是呼之欲出。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至1957年初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后，就出现了许多社的规模偏大，管理困难，平均主义严重，矛盾也很突出，以至部分社员对生产、分配意见很大，纷纷闹退社。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控制社的规模，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提出“村和生产队组织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等等。但这个方针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执行。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以便于管理，为此，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此后，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于4月8日被中央政治局批准。《意见》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1958年5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广大农民开始更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并先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全国搞得最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县和平舆县，4月份各办了一个有6000至7000农户的大社。5月至6月，两县的农业社又都并成了大社。但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名称。
陈伯达的报告和文章把毛泽东的构想披露出来。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由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人民公社的热潮。
8月上旬，毛泽东带着极大的兴趣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多次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认为大社可以包括工、农、兵、学、商。当地负责同志在汇报情况时，也大都强调了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
在河北视察时，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对徐水的工作特别是对其军事化大加赞赏。当听到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全县秋季收粮可达11亿斤时，毛泽东很高兴地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他同时提出搞人民公社的问题。8月5日，当张国忠在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时，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县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至8日，毛泽东到河南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等地。当地领导同志向他汇报了他们的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作为名称的缘由。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同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毛泽东到山东省济南市郊区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该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记者将毛泽东在北园乡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于是，“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大办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已经开始大批兴办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于8月29日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人民公社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步骤。
北戴河会议公报于9月1日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也于当月10日下达公布。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4期介绍了运动的情况。据这份《简报》介绍：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截至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2个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已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浙江、贵州、宁夏、新疆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个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的统计，全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农户1.1亿多户，占总农户的90.4%，每社平均4797户(据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的统计，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万户的1718个；1万到2万户的533个；2万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还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
《简报》还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条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办起大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以内就实现了。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迅速普及。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进入全面加强和巩固阶段。
与此同时，《简报》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未来设想，指出：继续解决体制问题，健全经营管理工作，是巩固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一个迫切问题。有的地方在建立公社以后，旧的秩序打乱了，新的秩序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在生产管理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公社体制问题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社、大队(作业区)、生产队的分工范围和职权问题；其次是国营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与公社合并问题。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由于社、队规模的扩大，生产项目的增多，分配制度的改变，军事化、战斗化、大协作的实行，原有的包工包产、评工记分等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新形势。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将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形式。
这里需要申明，“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动与被称为“穷棒子”的西铺村没有联系。本书收录的五个典型村中，西铺是“勤俭办社”的模范，是勤于生产、俭于生活和经营的模范。对于一人一家一地方，“勤”和“俭”的精神风尚是应该长期提倡的。但因为西铺村成名于农业合作化时期，闻名于人民公社化初期，为便于理解其背景，所以有必要提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期间，遵化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曾经开会报产量。各公社领导竞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
王国藩参加了那次会议。会后，王国藩问那位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哪？”
那人一愣，说：“一百多斤。”
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
王国藩说罢扬长而去。
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倡导继承“穷棒子社”的勤俭传统，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文章说，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这个由勤俭办社闻名全国的“穷棒子社”——王国藩农林牧合作社和其他三十二个农业社合并建成的新型社会组织，显示了无限灿烂的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文章说，建明人民公社共有4873户人家、2.6万人，拥有5万亩耕地。在这个经常遭受水旱灾害的穷山沟，从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生产就像脱缰的骏马，一直向前飞奔。1952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148斤；到1956年达到了340斤；1957年又跃升到402斤。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生产得到了更大的跃进，粮食作物亩产增长到488斤。原来的“穷棒子社”（现在是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亩产达到606斤。
对于遵化县西铺村的发展，毛泽东一直予以关注。1959年8月6日，他在看了河北省委上报的《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的材料后批示说：“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取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
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吴冷西，要他们负责组织一次深入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信中提到了“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社”。调查组遵照毛泽东“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的指示。在遵化搞了八天调查。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后批示：“此件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
195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蔼芝、王林、刘锐合写的文章：《王国藩有哪些办社经验》。文章列举出以下几个方面：
冲天的革命干劲——不怕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困难，在战胜困难中前进，这就是共产党员王国藩同志的头一条办社经验。
各种经济齐头并进——革命干劲是最可宝贵的前进的动力，但是，要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有充分反映群众这种革命干劲的先进而又扎实的计划，否则，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前进。王国藩同志能够不断地领导群众迅速前进，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统一规划，善于全面安排，制订先进而又扎实的计划，并把它作为领导群众前进的纲领。……王国藩同志在制订计划当中，最主要的有三条经验。第一是既要先进又要扎实；第二是既要瞻前又要顾后，安排生产也安排生活，这是计划的原则；第三，有主有次，各种经济全面发展。
处处是群众的典范——王国藩和他的老战友杜奎，一贯带头参加生产，从来没有脱离生产去指手划脚。从1952年组织合作社到现在的七年多中，除开会、生病之外，他们从没有一天脱离生产；在参加生产当中，他们还比一般群众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干得省。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教育所有的干部这样做。
在这个社常听到社员们夸赞干部参加生产的故事。老社员王荣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社长王国藩，是个好干部，也是个好劳力，开会的空儿里，都要干一气，不空过一点时间。1953年秋收的时候，庄稼多牲口少，活干不过来，有很多人主张买牲口，可是王国藩说现在没条件，咱们用担子担吧！有一天天还没亮，社员们就下地去担豆子了，谁想老远里看到地里有一个人在匆匆忙忙地捆豆子，大伙一看，却是王国藩。”
王国藩认为干部带头生产只是带领群众、组织群众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必须在思想、作风、生活等各个方面起模范作用。他在参加生产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各个方面他也是群众的榜样或模范。勤俭，他要求别人很严格，要求自己就更加严格；大公无私，他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做到这一点，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模范。报社里给他的二百多元的稿费，他都自动归公。
王国藩不但自己密切联系群众，还批评那些脱离群众的现象。他平时充分地发扬民主，强调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使得群众敢于随时随地批评干部的不良作风；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已经形成制度。
相信群众，关心群众——王国藩经常说，离开群众一事无成。他领导生产的办法很多，但是，他从来不自以为是，碰到重要问题的时候，他总要和群众认真商量。1956年，原建明社打算再买四百只羊，社委会大部分委员都同意了，只有少部分委员有意见，王国藩没有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解决这个问题，他专门召开牧羊人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羊倌们说，春天买四百只，秋后就得繁殖到八百只，加上原有的二百多只就是一千多只，照现在的条件，技术问题，羊圈、牧场都解决不了，这样很可能发生羊的大量死亡。王国藩觉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便再提到社委会来研究。结果大家经过仔细的考虑，决定暂时不买这么多羊。去年刚办食堂的时候，粮食有些浪费，有的群众就和王国藩说：“国藩，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家宝，这样吃起来，咱们的社还办不办？”王国藩觉得这个意见十分重要，便马上在党委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决定实行定量供应制度，避免了浪费现象，保证了当年的粮食够吃。
王国藩依靠群众最主要和最根本的经验是：要依靠群众就必须时时刻刻地从各个方面去关心群众，关心群众的吃、喝、住、穿、婚姻大事、家庭幸福与疾苦。
克勤克俭始终如一。1952年冬天他们刚办社的时候，王国藩就确定了一条重要的办社原则：咬紧牙关、勒紧腰带，顶住一切困难，既不求人告借，也不向国家借取贷款，凭着自己和社员们的双手，来彻底改变本社的贫困面貌。1953年秋季之前，当他和社员们两三天没吃上饭的时候，区委书记给他们送去了五十元钱。当时，王国藩虽然万分感激上级党组织对他们的关怀，但是他还是坚持退回。他说：“党领导全国建设需要钱啊！”后来，经过再三地说服，才接受了这五十元钱，这是他办社七年多来唯一的一次接受救济。
文章说：王国藩社勤俭办社已经形成风气，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干部勤俭，群众也勤俭；大事勤俭，小事也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也勤俭；生产勤俭，生活也勤俭。勤俭成了他们的“传家宝”，成了一种光荣，成了一切活动的指导方针，不勤俭成了一种可耻的事情。
初办社时，他们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提出了“向荒山要车要马”的口号。在积累了47万元的公共财产，办起了人民公社以后，他们仍然不放弃这一条，提出了“向荒山要汽车、拖拉机”的口号，就这样，他们在1959年春节时，发动了一个打柴运动，从荒山上“取来了”两部大卡车。社干部们千方百计地压缩非生产开支，处处精打细算；社员们连个破绳头也要派上一个适当的用场。仅是当年的生产开支和管理费两项，他们就比原计划节省了十万多元。除了俭以外，他们更注意勤。社员们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有了勤和俭，幸福扎下根。”
《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七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
建明公社在当时是河北省人民公社的一面红旗。
唐山市委召开现场会议，总结开展学赶建明公社运动的经验，号召各公社鼓起干劲进一步掀起学习热潮。《河北日报》发表社论赞扬唐山市的做法，充分肯定开展学习建明公社运动的意义，认为开展这个运动，对于实现省委所号召的“苦战三五年，根本改变我省农业生产面貌”是十分必要的。
这以后，报纸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展学习建明人民公社的经验，把全省人民公社办得更好的决定”，报道了各地广大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热烈响应省委号召，树立雄心大志的情况。
在学习建明公社的运动中，《河北日报》曾经接连发表六篇社论。这些社论阐述了学习建明社的意义，解答了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并结合典型报道论述了帮助穷队赶上富队、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自力更生办水利等问题。
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王国藩的文章：《穷棒子社变成幸福乐园》。
王国藩在文章中写道：1959年不比往年，它是继续跃进年。公社化后的巨大优越性，在这一年中具体显示出来了。……大干百天，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使全社的“山地多、平地少、沙多土薄”的四万九千多亩耕地，90％实现水利化，达到旱涝保丰收；增添农业机械，使70％的耕地的各项主要农活操作达到机械化；根据增施粗肥和速效化肥并举的方针，大搞畜牧业和化学肥料的生产，达到亩施粗肥一万二千斤、化肥三十到五十斤，逐步解决植物保护所需要的化学药物的生产；同时，还要来个电气化，使水利机械、化肥厂等用上电，有条件的发展民用照明。文章说：这个宏伟计划的迅速实现，标志着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那时，我们这个长城脚下的“穷棒子社”就要变成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幸福乐园！
六、在时代的风雨中
1960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接见了王国藩。《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与王国藩亲切握手的照片。
1962年10月26日，建明公社集会庆祝创办初级社以来的巨大成就。十年前建立初级社的时候，只有“三条驴腿”；这时拥有5辆卡车，1台拖拉机，67头大牲畜，60多户盖了新房，320多人达到中小学文化水平。
开庆祝会的那天，西铺村是一派节日景象。家家户户贴对联，大街小巷干干净净；街头搭起了松枝牌楼，人们穿上了新衣。当年带头办初级社因而被人讥笑的23户“穷棒子”和其他2000多名社员一起敲锣打鼓地来到会场。10年前在外乡讨饭、衣不遮体的孤儿戴存，穿着蓝制服、新胶鞋和抱着孩子的爱人一起，欢欢喜喜地参加了大会。80岁的老汉贺连弟，尽管腿脚不大利落，也让孙子搀着参加了大会。
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场旁边，人们把一头毛驴围了个风雨不透。这头驴，就是10年前初级社刚建立时全社只有“三条驴腿”的那头毛驴。和毛驴一起陈列的，是建明公社现在拥有的5辆大汽车、1台拖拉机和几匹高头大马。此外，会上陈列的许多图表生动地说明西铺大队10年来取得的成就。一张“十年逐步增产表”告诉人们：今年这里虽然遭到严重的旱灾和涝灾，平均亩产仍比1957年高级社时期还多。为什么受灾也能丰收？表上的回答是“条件变了”。原来的山坡沙薄地现在有80％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还有200多亩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林木由10年前的550亩增加到2955亩；果树由6000棵增加到1.2万棵；大牲畜增加到了67头；1辆铁轮车变成了6辆胶皮车和十几辆铁轮车。全村社员生活比10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70％的农户都有存粮，并有60多户住上了新房；原来全村识字的人很少，现在相当于小学和中学文化水平的社员就有320多人。
1966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卡博访问遵化县沙石峪和西铺大队。
谢胡说：“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已化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我们作为同志，从心里热爱你们。”
卡博说：“不管谁听了你们的介绍，都会感到鼓舞。我们祝你们继续努力，实现毛泽东同志为你们提出的任务，争取更大的成就！”
西铺大队用小米粥、玉米面饼、老豆腐等家常饭菜招待了谢胡等客人。王国藩、王生、王荣陪着中阿两国领导人，在一张桌上用餐。
饭后，周恩来和谢胡等人到王生家去作客，并且参观了他在过去住的茅棚和新盖的砖瓦房。王生说，他们要把这顶茅棚留下，要让后代永远不忘记旧社会的苦日子。周恩来和谢胡称赞了这位老贫农的安排，说他这样做得对，并且和王生一家人在新房前合影留念。
196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穷棒子社’贫下中农心向毛主席”为题，报道了西铺大队的模范事迹，其中“卖磨退钱的故事”后来一度被有的省份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故事说的是，西铺大队有台多余的旧钢磨，西庄大队用300元钱买去了，王国藩首先领着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著作。他对大家说：“我们为贫下中农掌权，事事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处处要体现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风格。”同志们很同意王国藩的意见，一致决定：按折旧计算，除了添置配件的费用，退还给西庄大队124元钱。
1969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西铺大队党支部在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思想指引下继续革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1971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穷棒子”精神永放光芒——遵化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向农业机械化进军的事迹》。
1975年，《穷棒子之乡斗争史》出版，《人民日报》发表读者评论，说该书是“中国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穷棒子’之乡的斗争史，是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也是我国农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它是一幅中国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不仅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1980年7月10日，根据唐山地委的决定，中共遵化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为一起案件彻底平反。这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十年动乱期间，河北省遵化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实行‘家长制’，大搞‘一言堂’，违反党纪国法，造成了不少冤案错案。”
198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徐建中的《重访西铺》。文章写道：
二十多年前，我曾采访过靠“三条驴腿”起家的“穷棒子社”——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龙年金秋之际，我与几位同行又来到燕山脚下，重访赫赫有名的西铺村。
……
在村主任范竹林家，主人摘来自家种的香蕉、苹果和葡萄招待我们。45岁的范竹林，新盖了两间大瓦房，购置了沙发、大衣柜、彩电、冰箱、收录机和落地扇。看得出，这家日子挺红火。他家承包了5亩地，每年可收700公斤小麦、1300公斤玉米和200公斤黄豆。老伴一年还能交售4口肥猪。
村支部书记曲信介绍说：现在，我们西铺人的思想观念已经转变了。过去，我们似乎只懂抓阶级斗争，认“以粮为纲”一个理儿。这些年，我们也搞了土地和果园承包，积极搞多种经营，家家户户都见了实惠。1979年，全村人均收入才145元，现在，人均收入差不多有一千元了。
37岁的曲信上过高中，是西铺村的新一代。在参观村南面山坡上的电线厂时，他说，西铺人已从单一的种粮模式中走了出来，先后办起了电线厂、蜡线厂、编织厂、织布厂和运输队，还有畜牧、屠宰、开矿、水泥、木器、饮食等专业户。现在，全村有80％的劳力走进乡镇企业，还从外村招工三百多人。企业每年能给农民带来大笔的收入。
当年“穷棒子社”中有个孤儿叫戴存，现在他靠自己的烧菜手艺，在村头开了个夫妻饭馆。他买卖公平，服务热情，一年四季生意兴隆。现在，“各显其能”的西铺人，已经使“穷棒子社”脱去了“穷”字。
年过七十的王国藩，当过中央委员、县委书记和县水利局的顾问，曾是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人物。
“现在还去水利局看看吗？”我问。
“不去了。他们也不‘顾’了，我也不‘问’了。可每月送来工资。”王国藩说话还是那么风趣。
“还没买彩电呢？”我看着他这坐北朝南的三间破瓦房问。
“有台黑白9英寸的，坏了。准备买台大的黑白电视就中了。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讲那个阔气干啥？”
王国藩还是那身打扮：一顶解放帽，一件青布衫，一条肥裆裤。他的家里也还是老样子，西屋里摆着两口老式板柜；西墙根放着一条长杨木板凳，60年代周总理和外宾在上边坐过。
王国藩告诉我们：他承包了5亩多地，每年可打1000多公斤麦子和1500公斤玉米，生活不错。党的十三大报告，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这很符合我们的国情。富日子还当穷日子过，这种“穷棒子”精神在西铺没有变。他说，1983年，天津引滦工程给西铺一笔较大的征地费，大家想的不是分光吃净，而是办企业。现在乡镇企业越办越好，家底也越来越富。有了钱怎么办？西铺人均只多分60元，其他都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在教育、水电等方面，每年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约二万多元。
采访归途，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人问我，80年代重访西铺有什么感受？我觉得，“穷棒子社”已成历史，而“穷棒子”精神仍在延续。
本书作者2005年秋天去西铺，见到了王国藩，与他交谈并为他拍照；2008年秋天再去西铺，王国藩已作古。
（原载《共和国的村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吉夫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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