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冀东十五军分区长城剧社和军区尖兵剧社一部分同志，为执行演出任务，在行军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在遵化县杨家峪村。在突围战斗中，只有20几名同志冲出包围，尖兵剧社社长黄天、音乐队队长今歌、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分区宣传科科长孟昭等同志和保卫我们的30多名战士遇难牺牲。还有一部分同志身负重伤或因伤被俘，损失极其惨重。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都会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7月3日凌晨，我们这支队伍，从迁安县驻地出发，经过一天的急行军，行程100多华里，于晚上11点左右，进驻四面环山杨家峪村。那天，我和长城剧社负责后勤工作的崔福臣、尖兵剧社一名炊事员同志同住在一间屋子里。
        第二天拂晓，两声枪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轱碌爬起来，一边大声喊着：“有情况！”招呼他俩快点起来，一边急忙穿好鞋子背起背包，朝着事先指定的十字街沟口集合地点跑去。那天，漫天的浓雾把整个村子都笼罩得朦朦胧胧。当我跑出了大门往西赶到十字街口时，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同志站在街口沟沿上，右手提着驳壳枪，正在向街四处了望，他的警卫员手提乌亮的七九步枪，跟在他的身边，我看见了他，顿时感到了安全，心想，这下可太好了，不准备再离开他一步。我刚站在他身边，便急促 地问我：“你是那部分的？”我回答说：“是长城剧社的”，他马上说：“快！去找你们社长、指导员集合！”话音刚落，我转身就往街东边跑，刚跑了两三步，长城剧社的崔峥同志迎面跑过来，参谋长马上叫我：“你回来！叫他去！”他指着崔峥命令：“快去找你们社长、指导员集合！“崔峥同志返身飞一般往回跑去。那年我刚满16岁，体格弱小单薄，崔峥同志比我大两三岁，体格墩实精壮，所以才参谋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一些已到达集合点的同志等着大队人马集中。白茫茫一片浓雾掩护着我们，除了偶尔听到沟低下的鹅卵石轻微的碰撞声外，四周围沉静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支百十人的队伍，早已被超过我们四五十倍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象铁筒似的包围着。
       崔峥同志走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到才参谋长身旁，听见他冲南街喊了一声：”谁？哪部分的？”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骤然枪声大作，无数条火舌从沟南街的屋顶、高台上，朝我们扫射过来，火花在身旁、脚下四处飞溅，雨点般子弹打在石墙上啪啪作响，只见才参谋长当即朝着喷火舌的地方连发几枪，沟下边的同志象爆发的洪水冲破堤岸，顺着沟底迅速往北撤退，我跃身冲进村口一家老乡的院子里，穿过堂屋，打算出后门上北山突围，然而，当我跑到后院尽头，使我大吃一惊，一堵高墙挡住了去路，而且找不到一处可以攀登的地方，前进和后退的路都没有了，此时我才明白了自己已经处在极为危险之中。不能这样束手待毙，我又急速返回到前院。这时，敌人在大街上喊叫着：“抓……活……的”零星不断的枪声、急促的脚步声和敌人的嘶喊声乱作一团。我回身掩上大门，试图在院落寻找藏身的地方，正在焦 急万分的时候，房东老大娘突然从屋里跑出来，她把我错看成了敌人，一边大声喊着：“老总！老总……”一边往大门外跑，我喊她：“大娘，别出去，外边都是敌人”，她连理也不理我，打开大门往东边跑走了，紧接着敌人嘶叫着追了过去。在这一个短暂的沉寂间，我也迅速冲出大门，往西拐弯到沟底下，又往北沿着同志们冲击的方向奔跑。我刚出了大门，追赶房东老大娘的那几个敌人发现了我，返身朝我追过来，喊着：“截住……他……抓……活……的”我一边跑，一边念道：“不投降，共产党就是不投降。”在地面浓厚的雾掩护下，我象飞一样把敌人从距我两三米远的地方，不一会就甩出十几米以外去了。这时我才猛然领悟到是房东老大娘用计掩护我冲出险境。当我跑出村外时，听见沟上面有人招呼我：“克光，快牵牲口来！”我一看，崔福臣和炊事员他们两人正在沟岸打谷场上，用劲抬捆着幕布的驮子，往毛驴背上搭，而那头毛驴正同他俩转圈圈呢，另一头大骡子正在场边安祥地吃着青草。我一边跑一边向他们喊：“ 快！敌人过来了！”他俩放下驮子，捡起马枪往我跑过来的方向抄过去。就这样，我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我仍继续向前跑了一段路，碰见一个老大爷拽着一头毛驴，顺这条山沟往里转移，我赶上去问他：“老大爷，咱们的队伍呢？”他扬扬头，想了想说：“你就往前走吧。”我跟着老大爷往前走，这时，远处西山上已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心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战士同敌人交上火了。我抬头往西山战场那边了望，通过沟岸边树丛杂草的空隙，看见长城剧社京剧演员刘鸣岭同志，在沟边上一边向西望着，一边大踏步往前急走，目标特别显眼，我喊他下来，他似乎没听见，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朝这边打过来，他才下到沟底隐蔽起来。根据枪声断定，敌人近在咫尺，我又继续往前跑起来，老大爷也使劲拽着他那头毛驴奔跑。
         一座高山又挡住了去路，当我停下来一看，尖兵剧社的耿介老师和我们长城剧社的王志文等七、 八个同志，散坐在山石崖上，我看到了战友们，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胆子也大了许多。我在王志文同志身旁坐下来休息。王志文同志比我小一岁，是我们长城剧社当时最小的一个“小鬼”，我俩曾一起在军政学校学习，又一起分配到11团宣传队当宣传员，在长城剧社，又编在一个班里生活，一块学习一块工作，行军住宿和玩耍戏闹都是在一起。十来个战友们在山脚下坐着，默默无言地等待着，密集的接连不断的 炮声由远而近，这样等下去必然束手就擒，在这紧急关头，不知是谁说了一声：”我们上山吧！”我抬头望着山崖峭壁上，杂草丛生满目苍痍，叫人望而生畏。大家都毫不犹豫地拽着树枝杂草，登着山崖石缝，一步一步往上攀登。我和王志文个子小，身体轻灵，爬得最快，到了半山腰，浓雾早已被风吹散了，阳光照射着西边山峦沟壑，那里激烈的战斗情况清晰可见，在山川上、田谷里、沟坡边、树丛之中，到处都是硝烟滚滚，一面五色旗在西山顶上忽悠着，一队接一队的敌人在那里移动。我们快速爬着山，不时地往西遥望，惦记着在那里战斗着的同志们。我往山上爬着，下边的同志喊我；：“克光！快把草帽扔喽！”我听到喊声后，立即把它扔下山涧。这时看见王志文的两个膝盖，被锋利的山石划得血肉模糊，几道大口子往外翻着，流淌着血浆，我不知如何是好，他不顾伤痛往上攀登。当我们看到山顶上没有敌人把守时，便一口气冲到山顶，随后转向下边喊：“快上！这儿没有敌人！”我到了山顶后，天空明朗无比，西山顶上活动着的敌人和他们那面忽悠着的五色旗，看得更加清晰。因为敌情不明，我对王志文说：“你往东，我往北，分开跑。”为了不让敌人 捉住两个，我和小伙伴暂时分开了。我顺坡跑了不远，看见指导员王维汉同志正在山坡焦急地等待着我们。我见到了亲人，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眼泪唰的一下流了出来淌在脸上，我指着东边青纱帐说：“王志文往那边跑了。”王维汉同志看了看我指的方向，“快到××村集合”，他指着往东北边的一条小道说。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集合地点。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三面环山，南面山川里一大片庄稼，郁郁葱葱，在村街南面一块小空地上，老乡们的石阶上，零零散散的坐着几个先于我们突出重围的同志，不一会，我们这十来个同志陆续地都回来了，小伙伴王志文也赶回来了。大家都默默无言地坐等战场上的消息，盼望战友们快点安全地回来。时间过得太慢了，它折磨着我们，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透过村西南的 青纱帐，看见十几个身影往这里移动。大家再也坐不住了，都站起来老远地望着他们。我们终于等到了朱社长、王指导员带着林志强、秋晨、韧兰、朱希珍等十几名同志回来了，他们搀挽着身负重伤的田庆瑞、冯树魁、朱玉鼎等同志。当我看到他们那惨淡的样子，惊呆了，有的同志迎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顾用袖子擦着淌在脸上的泪水，在老远的地方看着他们。最叫人沉痛的是才山参谋长和黄天、今歌、孟昭等同志牺牲了。还有30多名保护我们的指战员同志都阵亡了。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志、战友身负重伤被敌人逮走了。我们这些幸存者，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黄天、今歌二同志是冀东革命文艺战线的开拓者，也是我们长城剧社同志们的兄长和老师。他们二人在冀东文艺战线上，创作出了成百上千件大大小小的歌剧、话剧、秧歌剧、活报剧和诗歌、合唱、独唱、表演唱等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冀东根据地、游击区乃至沦陷区，到处都有他们的作品在流传。《地狱与人间》大型歌剧，就是他们亲自执笔创作，并亲自指导长城剧社和尖兵剧社联合排练演出的。他们在长城剧社那段工作期间，对每个同志都是一片忠诚，和蔼可亲，对工作呕心沥血，不知疲倦，他们的高尚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象播种机，把革命文艺的种子撒在冀东平原和长城内外的深山峻岭，为冀东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杨家峪突围战中，他们和才山参谋长等30多名同志一起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也是用他们鲜血掩护了我们二十几名同志突出了敌人的重围而幸免于难。
        两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个喜讯传到长城剧社以后，人人欢欣鼓舞。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仍然深深地埋在心里，永远不会泯灭。
                                                      （作者为王克光，原冀东八路军文艺干部，吉夫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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