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正式稿件来源，只是听些过往八路军和干部的传说，所以是零零碎碎地写些胜利消息。这种秘密印发革命传单工作，虽是简单又断断续续的，可是起到了抗日救国的宣传作用。我认为，这就是《救国报》的前身，它也为后来学校办报创造了条件。
崔琳同志到学校任教后，《救国报》正式诞生了，办报的人员也增加了。但是为了办好《救国报》，只是搜集一些零星抗战消息来报道，听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全国各战场的重要消息，是远远不能满足革命读者要求的，当然更起不到报纸的指导作用。我同崔琳同志反复研究后决定必须设法搞到一台短波收音机，能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方可。于是，我决定去城内找到有民族感的人来办，同学刘成林慷慨承担这一任务，我以三十五元就搞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刘托人组装的）。
《救国报》有了短波收音机，夜间可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消息，从此，崔琳负责总编辑，尹铭玉刻蜡版，闫德成负责印刷。开始时，我和崔琳收听广播，不久即由冯玉玺专职负责收听。一九四O年下半年，徐志同志又派柳眉同志（即丰原同志）协助崔琳工作，她住在尹福清家。
《救国报》从收听延安广播、编辑、印刷以及发行等事宜，已形成一个暂时的比较精悍的组织。这个暂时的宣传阵地和工具，是我党特别是徐志同志亲自领导以及崔琳等同志日夜忘我的奋斗成果。崔琳始终住在学校，与我朝夕相处，获益良多。
《救国报》成功的创刊、发行，对我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全国各战场胜利消息的传播，大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的斗争士气，对抗日救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1年夏，日本关东军进驻卢各寨村，为了安全，《救国报》全部转移到鲁家峪山区继续工作。是年秋季大扫荡时，我在迁滦丰联合县政府工作，曾冒险去鲁家峪看望崔琳等报社同志，谁知那是我同他们几位最后一次相见。
不久，崔琳同志和尹铭玉同志先后都壮烈牺牲了！
我永远在怀念他们!
（作者计明达于1983年2月28日在上海民航宾馆 计明达之女计小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