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峪镇是遵化通往唐山的咽喉要道，所以有遵化县的南大门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在遵化境内，除遵化县城以外，党峪是驻敌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一个据点。在这个当时不足1500人的镇子上，曾交替驻守着一个日本小队，一个保安中队，一个团的治安军，另外还有日本宪兵队，伪区团部和警察分局。这样一支庞大的敌人群体，它的一举一动，对遵化县乃至更大范围的抗日战争形势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严密监视这股敌人的动向，及时提供情报，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和牵制敌人，以发展和壮大自己，于1941年初，我党在党峪据点外围建立了一个地下情报站。
情报站的筹建工作由杨景顺（化名赤民）、郑保忠（化名赤东）直接负责。情报站站址设在党峪西山万木丛中马玉柱家。这里是独一家，人迹罕到。沿山路走离中心村（中心办事员所在村）杨家峪，和几个前沿小党峪、豹子峪、耍峪、杏树园、牛角峪都很近，通讯联络比较方便。情报站距党峪敌人据点仅二里之遥，晚上可以看到据点内的灯火，能听到镇子上的鸡鸣犬吠。但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二里之外的山坳里有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站，在严密监视着他们的一切动静。它好象一把尖刀。直插入敌人心脏之中。
当时搞情报的人，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各走各的路线，各完成各的任务，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干的是同一革命工作，只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日本投降以后，革命活动从秘密转向公开，才解开了这人谜。李祝森是情报站办事员。长住站里。高纯智、张瑞直接和情报站联系，陈德敏李俭、李士章、申百成，还有杨福山、
做情报工作必须伪装好自己的身份。1941年，敌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给驻敌腾房子，把街里的老百姓全部撵到街外去住，只留下一个“新亚药房”和“永盛堂”杂货铺兼邮政代办所。给情报工作带来很大不便。为了开展情报工作，高纯智以“永盛堂”股东身份，陈德敏以新亚药房学徒的身份，张瑞以新严药房勤杂工的身份、李士章以给治安军当伙夫的身份，继续活动在大街小巷里，并且经常接近一些敌特，刺探敌情。给日本驻军做饭的杨福山、
1941年秋的一天，李士章同志得到一个情报，说次日，日伪军要出发去娘娘庄一带围剿我抗日力量，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李士章把这一情报传给张瑞，张瑞传到情报站，李祝森同志立即将一情报写好，装在鸡毛信内火速转出。我方接到情报后，立即做好周密部署，打了一个有准备的仗，以我方的劣势，挫败了敌方的优势。在这次战斗中，光日本兵就打死了27个，伪军死伤人数就更多了。
1942年秋后，奉上级指示，通过我方派入的伪区团团长王子玉，把驻守党峪的伪区团部的人数，武器配备，火力点部署，行动路线彻底摸清，准备消灭这股敌人。这一重要情报就是高纯智以去卢各寨陈志家探亲的形式，把情报直接送给区负责武装工作的李荣升、区委委员报国会总务委员曹寿山转区长王志一的。当夜战斗打响，里应外合，经不到半个小时的激战，一举踏平了整个伪区团部，缴获了全部武器弹药，等敌人援军赶到，我方早已押着俘虏，携带着战利品安全撤退了。
情报站的另一个任务是往据点内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我方传单和投诚伪军通行证等。传单内容大体是申明抗日救国大义，号召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调转轮口，改邪归正，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指出：对持有伪军通行证的投诚人员，我方采取优待政策，保证人身安全，去留自由，立功者受奖。这一着确实有效，光经李祝森、高纯智、张瑞手输送出去开小差、投诚的伪军就有三十多个。有的情报人员还接近敌人，投敌人所好，搞点小恩小惠，拉拢敌伪，和敌伪交“朋友”，借机渗透抗日救国思想。在我方感召下，敌伪借机谎报军情，虚报子弹消耗数量，然后把多余的子弹卖给我方。有一次，一下子就从驻洪家屯治安军炮楼里搞到七百多发子弹。
情报站实际上也是敌占区我方村政权的地下代表机构，所以情报站的第三个任务是催缴公粮、公款、军鞋、军袜、优抚，救济。任务直接下达给两面政权的合法代表（表面上敌方合法，暗中也为我方承认）----镇长左明山，保长赫连庆等人身上。这些任务，在情报人员的监督下，他们不敢怠慢，不打折扣，任务完成得很好。
凡是驻守敌人的地方，总有那么一些民族败类，为虎作伥，死心塌地地投靠敌人充当侵略者的狗腿子。这类人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情况熟悉，所以对革命危害更大，如不及时除掉他们，对抗日工作将贻害无穷。我情报人员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掌握他们的动向，配合我抗日民主政权，及时除掉这些坏蛋，先后有七个汉奸、走狗被我方镇压，减少了后患，清除了革命路上的绊脚石。这是情报站的第四个任务。
党峪情报站还以党峪新亚药房的名义从唐山各大药房为我方购买药品、药棉、纱布、医疗器械，甚至供制手榴弹、地雷炸药的化学药品。这是情报站的一个特殊任务。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这里还有一段更名换字的插曲。新亚药房原名天成医院（没有病床，相当现在的诊所），小小的没有病床的诊所，是不可能大量购药的。为了给我方大量购药，才把天成医院改名为新亚大药房，以掩人耳目。另一手准备就是，凡是给我方购药，一律不走新亚药房的帐，一旦暴露，敌人也抓不到真凭实据。就这样，我方需要的药品、医疗器械，源源不断地，从唐山各大药房秘密流入我抗日根据地。
进步大夫李心融和陈德敏，也按我方要求，以下乡出诊的名义，到指定地点为我抗晶军政人员治伤医病，他们为抗日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此以外，还在邮政代办所的掩护下，从唐山购买大量的纸张。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把纸装在邮袋内运到党峪，然后再设法秘密送到革命根据地。
在敌人眼皮底下，在特务活动猖獗的敌占区搞地下活动，稍一不慎就会招来大祸，但那些爱国的抗日英雄们，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坚持地下活动。有一次区人民政府派列生同志到情报站了解工作情况，并传达上级指示，责成李祝森负责如今有关人员在他家集合，然后秘密去西山开会。人还没到齐，巡夜的特务发现李家有灯光，就敲开李家的门想看个究竟，开会的人机警地越墙转移，特务扑了个空。李俭的革命活动被敌人察觉，敌人到处打听他的行踪，李俭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离家出走，到乡下亲戚家躲避。几天以后，白毛子特务果然到他家去抓他，但敌人没有得逞。李士章同志曾奉上级指示给治安军做饭，有人怀疑他私通八路，被治安军团部扣押审讯，后来由镇长出面，通过贿赂团部副官，以查无实据为由被释放。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上级发给张瑞一支三号德枪，一百发子弹，留做消灭个别流窜的敌人，鸣枪骚扰敌人之用。敌人对这支枪可能有所察觉，1942年春，这支枪被敌人从西屯药王庙佛像后搜出，看庙人李柏惨遭毒打，招供说张瑞经常出入这座庙。因张瑞是新亚药房的勤杂工，敌人马上包围了新亚药房，张瑞跑掉，大夫李心融、学徒医陈德敏、医助缪金生被关押在治安军团部，后转送到治安军第四集团军军法处受审，都推说张瑞是新亚药房的勤杂工，他的活动别人不知道。既无据，又无供，敌人也很难下手治他们的罪。受我方委托，镇长左明山四方活动，通过贿赂，取保释放。但药房所有的公私财物被敌人抢掠一空，只剩下几个空药架子，根本无法再维持营业，被迫关闭。为了抗日，李心融大夫蒙受了很大的个人经济损失，无奈只得去唐山求助亲友，另寻生计。
斗争越来越艰苦，形势越来越紧张，敌人也越来越狡猾。1942年夏，更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心办事员杨景顺叫坏人出卖被捕，供出了情报站的内情。相继情报站办事员李祝森又被捕。经百般动刑，打了几个死，但他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没供出任务情况，保护了革命同志。镇里和李个人花了七千多元，贿赂特务队长牛林和郭翻译才免一死，送抚顺煤矿当劳工。半月后，李祝森和几个同志秘密逃离抚顺，躲在西山口他岳父家继续坚持斗争。
李祝森被捕以后，党峪情报站没有了固定地点，变成了流动情报站，继续开展地下斗争。1944年春，敌人前方吃紧，党峪驻敌南撤，情报人员奉上级指示，又组织了爆炸班，在公路上埋设地雷，炸毁往返于遵化至丰润的敌人车辆，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情报站才最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