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柏峪 男，汉族，1947年6月出生，河北遵化市人，大学本科学历。1963年考入北京四中。1968年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之后来到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诺尔苏木（乡）红旗嘎查（村、队）插队，曾任嘎查领导班子委员、副队长、代理书记。1981年回到北京，先后在轻工业部生产司和政策法规司任副处长、处长。1999年国家轻工业局撤消，提前退休，到草原志愿从事生态保护活动。
一、退休以后我为什么选择志愿保护草原生态
1999年我退休了，当时我才52岁，再做些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也有单位请我去，但是我没有去，而是选择了做一个生态保护志愿者。好多人觉得我有点傻，不但不挣钱，还要贴钱。其实我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由的。
1968年，我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之后和大多数北京的中学生一样去插队落户。当时我到的锡盟阿巴嘎旗查干诺尔苏木（乡）红旗嘎查（队）在锡林郭勒草原中部，草原和沙窝子（当地人的称呼，也就是现在十分著名的浑善达克沙地）交界的地方。去之前我很担心，因为是纯牧区，又是蒙古族聚集生活的地方，怕自己不适应。但是到了以后，很快就爱上了那里。一是那里的蒙古族牧民十分淳朴、真诚、好客，人与人之间充满亲情，拿我当草原人民的儿子看待。二是我在那里受到信任和重视。当时我是个“黑五类”子女，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对当兵、当工人都没有敢想，只想当个农民，可是几次报名农村都没有能去，是无奈之下才到草原来的。但是到了草原之后，牧民们信任我，让我当了嘎查领导班子委员、副队长，后来还当了代理书记。使我感到了人格和尊严受到了肯定和尊敬。三是草原景色的美丽，环境的清醇，十分适合我的口味和心理。人人都爱自己的故乡，可是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故乡的概念是模糊的，因为说起故乡大部分人的理解是和土地、故土相连的。可是在北京就没有自己的相对应的能称为故乡的土地，只有到了草原，又体会到了乡亲们的亲情，我才真正有了故乡的感觉。老知青们常常把草原比作“第二故乡”，可是在我的心中就没有第二，草原就是我的故乡。这是我为什么退休以后从事草原生态保护的精神基础。
1981年我回到北京，到了轻工业部工作，还一直挂念着度过青春时光的锡林郭勒草原，不止一次回到故乡。特别是1996年以后，我年年都回草原，关心着草原的变化。使我感到十分忧虑的是，过去满目苍翠的草原如今正在变黄，富饶的沃土正在逐渐沙化。从此我开始关注草原的生态问题。更使我忧虑的是那里距离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虽然不算远，但是地广人稀，信息闭塞，人情淳朴，知识有限。特别是对正在悄悄发生的生态变化，出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反映，如何解决。而当时在北京的人们，甚至一些相关的国家机关对草原发生的变化虽然知道，但是大部分是一知半解，有定性的概念，少实践的认知。这时候一种责任感在我心中产生，我觉得自己有担当通讯搭桥的责任，把草原发生的生态问题告诉给北京的人们，反映给国家的主管部门；同时也想办法在北京找门路，帮助草原人们解决生态恶化的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也好。这是我为什么退休以后从事草原生态保护的实际想法。
1999年国家轻工业局撤消，我就提前退休了，每年回草原好几次，开始了一个草原生态保护志愿者的经历。
二、我的主要工作和活动
初期的活动
最初接触到草原生态保护我是从宣传入手的，因为北京的人们不知道草原的生态出了什么问题。我最早的想法就把草原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告诉人们。1999年我和 “绿家园”生态保护组织一起组织了新闻记者考察团，到我插队的查干诺尔地区，考察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观鸟和保护鸟类的活动。这第一次活动使我发现，来草原的新闻界的朋友对草原十分感兴趣，对生态变化十分关注。他们不但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关注当地的生态恶化的情况，还主动帮助我宣传草原发生的情况。考察团回到北京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媒体宣传活动：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专题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了热线；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介绍文章；等等。
宣传起步，媒体的关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把宣传草原生态问题作为我生态保护活动的重要内容。
联合利华项目的成功
正是由于宣传起到的效果，引起了有关企业的注意。2000年，在“绿家园”生态保护组织的介绍下，我和国际大公司——“联合利华公司”的生态保护项目委托执行企业“澳美公司”取得了联系。我详细的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无偿赞助27万元，在阿巴嘎旗建设了4个苗圃。当年我就在阿巴嘎旗和查干诺尔主持了项目的建设。到八月中旬，项目建设完成。下旬，在美丽的查干诺尔湖畔的苗圃边举行了项目落成仪式，国家环保局的牟副司长、锡林郭勒盟的高副盟长、阿巴嘎旗的党政领导，以及近百位中外来宾和400多名身穿盛装的当地蒙古族牧民参加了仪式，仪式后还共同参加了植树活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等十几家主流新闻媒体进行了采访宣传活动。从2000年到2002年这些苗圃共种植了10万株树苗，生长良好，为当地的生态保护和环境绿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目前这四个苗圃中的三个仍然在繁育着绿色，其中两个还能为承包人带来些收入呢！
开发旅游业的挫折
草原发生生态问题的原因无非是两大类：天灾和人祸。天灾就是八十年代以后大气候变化，天气逐渐炎热、干旱，植被退化，草原荒漠化加剧。人祸就是畜牧业多年持续发展，缺乏节制，牲畜数量超过了草原的承受能力；还有人为的破坏，主管部门缺乏远见的政策等等。我认为对于天灾，我们甚至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能力改变的，而消除人祸则是国家和我们的责任。作为研究问题，把天灾和人祸做一个科学的评价是对的；但是作为解决问题就不能采取八股式的办法，而应当把解决人祸问题作为重点。
国家和当地政府对解决草原生态恶化的问题已经有了政策思路和应对措施，其中之一是发展草原生态旅游业。我也思索着，试图搞搞。
2001年，参加我第一次组织的生态考察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副台长苏京平同志介绍我和中环国际旅行社进行了接触。该旅行社主要是经营爬山越野、野外宿营、徒步穿越等生态旅游的，这和我的思路吻合，适合在草原地区开展。我把查干诺尔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之后，他们也十分感兴趣。5-6月，在我的带领下，旅行社的领导三次到查干诺尔进行考察，基本上确定开发查干诺尔湖到浑善达克沙地一带的生态旅游。当时邹总经理的口头承诺是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先给10万元开办费。
当时在联合利华项目成功的激励下，我的头脑有点发热；又考虑到时间不饶人。在开办费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先借钱、自己也拿一些钱把最低限度的旅游设施先建起来了。但是这以后，问题接连出现，主要是天气大旱，往日青翠的草原到8月份还是黄沙一片，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旅游。旅行社看到这种情况又打退堂鼓，主管上级也没有批准这个项目，致使项目失败。当地政府赔了钱，我自己也赔了1万多元，教训是很深刻的。
成功举办《曾经草原——内蒙古生态与游牧文化展》
这次展览在各界的反映很好，赢得了不少赞誉。
研究治理化学尘暴
经过连续三年的大旱，2002年内蒙古锡盟最大的湖泊——查干诺尔咸水湖干涸，出现了面积达80平方公里（12万亩）的盐碱干湖盆。干湖盆底有大量的盐碱粉尘，在春季大风的夹带下形成盐碱尘暴。
据当地人称，在春天强风暴到来之际，这些干涸湖泊尘土飞扬、昏天黑地，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不敢出门，盐碱粉尘吸进呼吸道造成呼吸困难，咳嗽；落到衣服上衣服也成了白色。露天的牲畜浑身是白色的盐碱粉末，咳嗽，打喷嚏，红眼睛，极为痛苦。老乡说：“不管是人，是地，还是牲畜，全都成了白色，好象下了雪似的。”实在是一场地道的自然灾害。
由于查干诺尔湖地区就是我插队的地方，发生这种情况令我十分痛苦，难以忍受，不能置之不理。
２００２年夏秋，在环保组织的支持下，我带领一些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分两批到查干诺尔进行了实地考察。参加考察的同志有：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韩同林，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沙漠问题研究专家景爱，内蒙古教育学院教授、著名草原专家刘书润，北方交通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研究所高工、博士尹承龙，《光明日报》主任记者吴力田，以及环保志愿者、北京老知青等。
考察和研究的结果令专家、学者和所有参加考察的人极为震惊，因为盐碱尘暴含有密度很高、很细微的盐碱粉尘，这些盐碱粉尘不但给当地造成生态灾难，而且经风力搬运和沉降作用污染下风方广大地区的空气、环境、食物、水源，影响大气能见度，阻碍交通，危害草原、庄稼、植被，引发人和牲畜疾病，腐蚀设备等，其危害程度要大于普通沙尘暴。因此，盐碱尘暴是一种化学尘暴。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科学界虽然也有人提到湖泊干涸的问题，但是从国家整体看研究还不系统，缺少完整的数据资料，很少考虑浮尘中化学物质的危害问题。因此治理化学尘暴是一个新的研究和实践课题。而且国家在政策指导和实际规划中，没有把干湖盆引发的化学尘暴问题和肆虐京津、华北地区的沙尘暴结合起来，更没有成熟的治理办法和治理实践。这对于整治北京周边环境，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工作来说，是一个漏洞。
考察专家呼吁关注查干诺尔湖干涸的问题，并提出虽然化学尘暴是沙尘暴源治理中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目前世界上也无成熟的治理方法可参考。但是利用“碱蓬”等耐盐碱植物覆盖技术，可以压制盐碱，最后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盐碱干湖盆转化成新草原。
基于上述原因，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考察团回京后，我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韩同林研究员综合大家的意见，写了《调查报告》和给防沙办的汇报材料，印发给媒体和有关部门，并在网络上发表。
报告发表之后，反映十分强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了《内参》（后经刘琪同志批示），随后《中国青年报》、《中青网》发了文章、中央电视台10频道、北京电视台进行了采访报道，《北京日报》还进行了专版讨论。日本NHK电视台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在2003年４月到查干诺尔湖进行现场采访。人大常委
2002年末，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宋怀龙的介入使问题向深入方向发展。该所对耐盐碱植物、盐碱地的复合生态治理方面已经有很深的研究。宋怀龙结合多年的研究和实地科考后提出，在查干诺尔盐碱湖盆人工种植碱蓬等耐盐碱先锋植物，改良土壤，防碱固尘，恢复植被，最终可以达到治理干盐碱湖盆的目标。
2003年夏季，宋怀龙研究员和我一起，开始在查干诺尔干湖盆试种碱蓬。我们自己拿钱购买种子，克服“非典”带来的不利影响，排除高原地区大风低温、盐碱灼烧皮肤等重重困难，于6月下旬播种30多亩，开始了先期试验。锡林郭勒盟和阿巴嘎旗政府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阿巴嘎旗政府预拨了2万元支持工作，使试验顺利开展起来。到六月底，种子已经发芽，试验取得初步成果。大约一个月以后，小苗就长到了10厘米以上，由此证明，治理查干诺尔这样的盐碱干湖盆，用人工种植碱蓬这样的耐盐碱植物的方法，来加快生态的恢复是可行的。但是由于非典的影响，播种晚了1个半月，试验没有取得完整的结果。
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专家和媒体两方面的关注，有几位院士过问过我们的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光明日报又给我们发了两个内参，其中光明日报的内参由曾培炎副总理亲自作了批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农业经济司还专门找我们讯问了情况。2006年4月，在我、韩同林研究员等8位科学家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倡议召开沙尘暴专家论证会。
由于本项目在科技上具有前沿性，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其科技的先进性、开创性和开发前景勿容质疑。如果查干诺尔的项目获得成功，其影响十分深远，将开辟治理风沙和化学尘暴的新局面，它的示范效应有更大前景。所以我和宋怀龙研究员在2004年继续进行了1000亩的散播试验，这个试验没有人工干预，在播种之后完全靠自己生长，以期得到自然生长的检验。今年（2005年）我们将继续此项研究工作，进行人工干预的试验，在发芽和生长的初期进行适当的灌溉，这个试验完成之后，我们就能得到完整的数据。
同年还在河北省张北地区的安固里诺尔开始了类似的实验。
2006年10月底，中央电视台2频道专门为我们制作了专题片《追逐沙尘暴‘新元凶’》，并在
抢救沙地柏
沙地柏是一种在沙地里生长的小型蔓生松柏科植物，在乌凉斯太的河谷东岸的高大沙丘上广泛分布。沙地柏生长在沙地，其发达根系深深扎在沙地里，通过爬蔓繁育着枝条，大片的覆盖着裸露的沙丘，有很强的防风固沙作用。乌凉斯太的沙地柏不但覆盖沙丘，防风固沙，而且还是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20多年以前，沙地柏在浑善达克沙地多处可见，其中主要分布的阿巴嘎旗高格斯太河谷地区就有十几万亩（10000公顷左右）。如今，浑善达克沙地其它地方的天然沙地柏已经基本上消失，高格斯太河谷地区也仅剩1万多亩（1000公顷左右）。
从2004年夏季开始，我和廷巴特合作，在阿巴嘎旗政府支持下，开始进行抢救沙地柏的试验。试验利用比利时科特姆教授（联合国荒漠化公约委员）发明的高科技材料“保水营养剂TC”来培育沙地柏，进而移栽来抢救沙地柏。同年11月份，我们和比利时TC基金会、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生态扶贫专业委员会、北京绿化基金会正式签定协议，进行抢救沙地柏的试验项目。签字是在比利时菲力普王储来华访问时签的，因而成了两国的合作项目。今年（2005年）5月份项目开始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宣传草原，使更多的人关注草原生态是我生态保护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1）讲座。从1999年开始，我专门开的讲座主要有人民大学、廊坊大学城、环保记者沙龙（2次）、中环旅行社环境沙龙、“绿家园”生态保护组织座谈会等。
（2）媒体热线和专访。从1999年开始我就在多家媒体上作了节目，宣传呼吁大家关注草原生态。主要有中央电视台专访3次、北京电视台2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3次热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次专题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蒙古记者站影视部拍摄的沙尘暴专题录象片（已于2004年4月底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出）也有我提供的重要内容；等。2004年春季，我在查干诺尔进行治理盐碱干湖盆的试验的时候正逢化学尘暴爆发，我冒着盐碱风尘拍摄了珍贵的化学尘暴爆发和土龙卷风的录象，回京后编辑了“关注化学尘暴问题”的VCD录象片，其中化学尘暴的镜头在我国是第一次拍到（世界上的资料尚待查），极有科学价值。录象片送到中央电视台摘播了15分钟，受到了专家的好评。2005年两会期间，内蒙古电视台还专门采访了我，配合两会制作了老北京知青关心草原生态的节目。
（3）发表文章。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草原生态方面的文章很多，具体数目记不清。
《人与生物圈》杂志2003第5期“浑善达克沙地专集”由我担任特约编辑，其中多篇文章由我拟写或我组织，我还提供了许多照片。发表过我的文章的报刊大致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消费者报、信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人民政协报、科技日报、锡林郭勒报蒙古文版等。
（4）组织生态考察。1999年到2001年期间，我还组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环保志愿者到草原进行生态考察，他们有的在国内外的外文报刊上作了介绍。
（5）与外国的环保组织和媒体的合作。协助日本“中国沙漠治理志愿者协会”在我插队的查干诺尔地区搞生态保护项目。2003年4月带领日本国家NHK电视台到查干诺尔采访拍摄沙尘暴的记录片。
（6）协助企业开发生态产业。从2002年起，协助农科院“中农草业”集团在阿巴嘎旗搞饲草和旅游开发项目，为他们提供咨询。
组建ASED
为了环境保护事业更规范化，能得到更大的支持，2004年11月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合作成立了非官方、非赢利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NGO）——“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生态扶贫专业委员会”（英文缩写ASED）。这是正式注册的NGO组织，我任秘书长，直接负责组织项目的运作。ASED可以募捐，可以收会费，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更大的帮助。
ASED今年的重要工作有三项，除了继续化学尘暴和沙地柏的项目之外，还启动了家庭牧场改造项目，就是把过去自然放牧模式进行改造，从而减少因为过牧对草场的破坏，我们的任务是利用高科技材料比利时的“TC”（抢救沙地柏也用）来种植高产牧草，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
我的苦乐观
从事生态保护事业受苦很多，付出很多，乐趣也很多。
说“苦”。1996年以后我每年都回草原，退休以后更是每年3-5次。那时候去草原交通路况不好，只能坐长途，要走12-14个小时，夏天北京热的很，过了张北就走夜路，冻得不能开窗户，车里又闷又臭。卧铺车两人合睡
说“付出”。搞生态保护的志愿者需要有付出精神，这是他们的共识，他们到一个地方种树不但要自己出食宿交通费，连树苗都要自己买，我作志愿者的时候也是这麽作的。几年下来我不但付出了劳动，也付出了大概4-5万元的支出。光车马费、食宿费一次就要千元，几年合计也快两万元了，扣掉地方支持我给报了一小部分以外，15000元是有的。现在我的电脑里有6000多张草原的数码照片（原先大部分都是胶片照片），其中我拍的有4500张左右；我还有一大批没有转换成数码照片的胶片照片（2001年前的大多没有转），合计将近万张。这些照片按5寸算也要花万元，还有几百张10寸以上的大片。为了更好的达到宣传效果，我正在把胶片照片转换成数码照片，为此我自费买了万元左右的设备，其中扫描仪6500元，还有相机、辅件等。2001年我办草原旅游正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旱，无法带旅游者来，项目失败了，为此我赔了13000元；与我合作的牧民兄弟也赔了18000元，第二年春天他青黄不接，到处借款不成，我得到消息给他汇了几千元接济他。虽然我支出了不少钱，但收入也是有的，如展览报酬、稿费、电视台节目报酬有5000-6000元，但总算下来，自己付出4-5万元还是差不多。
说“乐趣”。常有人说我为了什么又苦又赔钱还要干环保，其实我也很想给他们解释清楚，可是对某些人确实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只好告诉说：“我高兴。”我高兴的是自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因为我从事现在的工作，才有了成就感；到了草原我就心胸开阔，开朗，高兴，身体也好了。
现在正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在我开始做环境保护志愿者的时候，这个活动还没有开始，自然也就没有有意识的把它当作保持先进性活动的内容去做。但是在我的思想深处是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是按党员的基本要求去做的，心里是塌实的，我可以自豪的说：“我至少还象一个共产党员，在做一个党员该做的事情。”
（吉夫辑录自遵化文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