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视角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对知识分子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从萌芽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的,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均为知识分子。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中国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伟大的杰出贡献。对此,江泽民在1990年5月日发表的《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重要讲话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前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一部分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开始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最深厚的社会力量。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历史上的伟大贡献。”[2]
党在成立之初,虽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不多,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特点,做过初步的分析和积极的探索,已认识到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明确指出:“殖民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3]“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中央于此,应指导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4]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可以成为革命者,以至于可以居为共产党员,并且直接纠正了不能在知识分子中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会、演讲会的错误做法。大会宣言指出:“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5]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平列为革命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开始被正确认定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从而使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
在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党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工农革命中,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都非常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促使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正如李维汉在评价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曾说:“在党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中……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起了骨干作用。一般说来,他们的工作是积极的,斗争是英勇的。否认了他们的这个骨干作用,就很难理解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大革命所起的领导作用,也很难理解大革命的惊人的迅速发展。”[6]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党总结失败的教训时,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内斗争的一些影响,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上出现了轻视、怀疑的观点,在行动上出现了歧视、排挤、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尤其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左”倾盲动主义者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排斥和打击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把大多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直接等同起来,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在八七会议上及其会议之后,党内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唯成分论倾向,“党的改造”过分强调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强烈地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在谈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党的指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阶级。……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永远断绝关系,永不沾染。”[7]这就明确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共领导机关内的知识分子太多。也就是说,党内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失败的责任。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党的改造问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了“指导干部工人化”的口号。会议指出的“指导干部工人化”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党内知识分子干部的,实际上就是对知识分子干部的不信任,对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实行“一刀切”式的“大换班”。推行所谓“指导干部工人化”后产生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一是过分强调全体机关工人化,影响了党的战斗力。而且,这些当选的工人出身的委员,有的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有的没有经受过残酷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有的甚至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影响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战斗力。很多工农同志尽管有着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是连文件都看不懂,难以担负领导工作。二是造成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对立情绪。新的工农干部当了领导,但是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引起了知识分子干部的不满,因而在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造成工学界限分明。三是造成了干部恐慌,严重地影响了正常工作。根据干部工人化的要求,知识分子干部要撤下来,但很多地方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人来替换,于是出现人为的干部恐慌。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而干部是各级组织的领导者。有能力的干部靠边站了,新的干部又缺乏必要的领导才能,因而结果要么是工作推不动,要么是无力应付。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形成了“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使知识分子党员和干部受到了极其严重的迫害和打击,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的有效抵制和纠正,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转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来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抵制和纠正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减弱甚至抵消了“左”倾错误导致的危害和消极影响。正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这种积极的思考和探索,所以我们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在曲折中仍有重大发展。并在此基础之上,经过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历史性转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从而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走向正轨,并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方面强调要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注意对知识分子进行培养、教育、使用以及改造。尤其是在1939年12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后,受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抗战时期4万多知识分子从沦陷区、国统区和海外来到延安,其中包括外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党同心同德,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革命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正是在党的正确的政策指引下,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同党对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密切相关,抗战时期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许多著作中,以及党中央的许多决议中,都阐述了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正确认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抗战时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是同步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不断提高。党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对知识分子面临的新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判断,进而逐步形成了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任用”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分子政策,纠正了土改中出现的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创办了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大力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和训练知识分子担任新解放区的干部;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表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8]当时党还采取了许多解决知识分子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具体措施,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阶段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迁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局限,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出现过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总的来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心、优待和尊重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其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分析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迁及其基本经验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重要性,把知识看作是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武器,革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10]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阻挡我们前进呢?”[11]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告诉我们,只要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不可缺少的同盟军,把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动力之一。党深刻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尤其重要。毛泽东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面正确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制定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一致性。
第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大胆提拔和使用知识分子,关心和优待知识分子以及实行团结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促成了广大知识分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自觉走上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那里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从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迁的重要启示
列宁指出:“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的政策,有时不妨回顾一下昨天的政策”。[12]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考察和回顾,认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规律及其历史经验,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跟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程度、认识高度以及理论素养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怎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前进与后退关系密切。
历史经验是制定新时期政策的重要依据。当今我国正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党中央把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13]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现在和开创未来。新世纪新阶段党在处理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制定正确的人才政策时应把握好这样几点:第一,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正确思想理论作指导,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尤其在新时期要进一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队伍;第二,要全面分析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特点,正确把握我国知识分子思想脉搏,及时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第三,要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制定正确的政策,切实保障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为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展宏图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特殊作用;第四,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适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结合,为知识分子健康成长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为知识分子在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同时对社会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创造良好的条件。
历史已告诉我们,知识分子问题始终与党的事业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党内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把知识分子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排斥和打击,党的事业就受到挫折,甚至遭到严重的损失;反之,什么时候,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路线作指导,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也就能正确指导实践,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从胜利走向胜利。可见,党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与政策,是党的思想路线以及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一块最灵敏的试金石。认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规律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更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13]江泽民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6.
[3][4][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7]八七会议[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2]列宁全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1959.
（本文作者为潘晔原载《理论月刊》2008年 第2期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