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一个傻傻乎乎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端着一脸盆黄土，怯生生地来到当代愚公的家乡－－河北遵化县（今遵化市）沙石峪。沙石峪的党支部书记张贵顺激动了，他领着大学生爬上北山，将那盆珍贵的黄土郑重地倒进“一亩田”，然后在铭刻着“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石碑前照了一张像。这个大学生就是今天两鬓白霜、即将离休的我。
35年后，我再访沙石峪的头天晚上，一夜无眠。
沙石峪，是燕山山脉中的一个小山村，六十年代以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被誉为“中国农业的大学校”。它接待过所有省市的学大寨参观团，接待过167个国家的来宾。我们敬爱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视察过当年的沙石峪。然而当我再次踏上沙石峪的土地时，却百感交集，我为沙石峪的真正富裕而高兴，为今日愚公再立新功而欢欣鼓舞，但也为许多老愚公驾鹤西去而痛恨无情的岁月。愚公的代表－－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大队长阎保玉、妇联会主任赵凤兰已长眠地下，妇女大队长李淑珍和我在沙石峪担水时怎么也赶不上的团支部书记阎玉萍，都远嫁他乡。只有当时的副支书阎福忠和民兵连长李凤元与我执手相望……
五、六天来，我拖着沉重的步履，伴着时而流下的泪水，在东山的朝霞里，在西山的雾霭中，在数不清的石头上，在依然不多的黄土里，缠绵悱恻，踟蹰徘徊，细细地寻觅着新老愚公们的足迹。
沙石峪本是八路窝
从遵化市出发，南行几十里，东拐十几里，再向北钻５华里的山沟，就到了沙石峪。沙石峪藏在大山组成的死胡同的尽头。沙石峪过去没有村名，南村叫它北沟，北村叫它南山。到了1938年要建村起名时，因一脚踩住了35块石头而获名“沙石峪”。
沙石峪一开始就是穷人“躲进深山避征徭”的地方。相传二百二十年前，遵化县尹家台有个受苦人叫李老二，因抗皇粮打死了催粮官，官府衙门要抄斩他全家，他连夜携妻带子逃进了怪石林立、狼群出没的深山沟。这就是第一个沙石峪人。以后，逃难的、躲债的、犯官司的，陆续来到沙石峪。他们垒一道石坝，坝根砌一个石洞，洞上开一片荒地，就算落了户。白天外出讨饭，晚上钻进石洞，洞口用石头堵上，任你天兵天将也寻他不到。坝根洞最多时有107个，后来有了屋和院，坝根洞就成了掩护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好地方。1940年，国民党为剿共在这里大举“清乡”，把所有人赶出沙石峪，老百姓惦念着坝根洞里的老八路（当时群众把地下党员统称为老八路），很快又回到了沙石峪。1942年日本鬼子也来“清乡”，老百姓都跑了，抓住了穷人阎庆春，让他指认坝根洞。阎庆春领着鬼子转了东山转西山，最后把鬼子领到一个天然洞里。鬼子气得嗷嗷叫，缺德而残忍地在他两腿间狠狠挑了一刺刀……
当年常在沙石峪活动的有４个“老八路”，他们是至今人们经常念起的王中山、白玉才、葛云、曹寿山（都是化名）。1938年王中山介绍沙石峪的陈中雨入党，陈中雨介绍刘玉凤入党。1941年刘玉凤又介绍张贵顺入党。到1947年党组织公开时，沙石峪有6名党员：党小组长刘玉凤，党员陈中雨、张贵顺、赵凤兰（女）、李中湘、张桂兰（女）。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探敌情，送情报，掩护地下党员，抗交敌伪粮捐，还带领民兵下山割电线，毁交通，建立了汗马功劳。但如今人们说到他们都用一句话：张贵顺是顶天立地的劳动模范，刘玉凤文革时是造反团的团长，陈中雨又穷又硬受了大罪，赵凤兰敢和周总理开玩笑。只有李中湘和张桂兰人们很少提及，其实他们也有自己当年的辉煌。李中湘脱产外出当了官，张桂兰入党就有个传奇的故事。
1942年张桂兰回娘家马店子省亲，马店子有日本鬼子的据点。张桂兰的弟弟张广文是个说评书的。有天晚上，张广文被押到据点给鬼子和伪军说评书，就听一个伪军说，“早点睡了，明天一早还得去剿沙石峪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广文说完书，回到家拉起姐姐张桂兰就往沙石峪赶。姐弟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赶了１４里路，来到沙石峪已是黎明。张广文绕道回家了，张桂兰就慌慌慌张地去敲经常藏八路的阎耀廉家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告诉八路快躲躲，天亮鬼子要剿沙石峪”。地下党员钻了山，日本鬼子扑了空。张桂兰报信有功，地下党员就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说陈中雨又穷又硬也有个尽人皆知个故事。陈中雨外号陈牲口，是从桃山屯搬来的讨饭人。他自小就天不怕地不怕，从来就是个宁折不弯的主儿。他半夜一人敢钻山，大摇大摆过岗楼，是独往独来的铁汉子。在岳各庄，他有个妹夫叫沈光华，在战争中牺牲了。但土改时村里大户却说他是带枪投敌，要陈中雨的妹妹把枪交出来。陈中雨的妹妹也是个又穷又横敢骂街的“臭点子”，于是和清枪队大吵大闹，结果被清枪队活活打死了。死前她说枪在她哥哥陈中雨手里，于是陈中雨也被打了几个死。后来虽然被甄别，妹夫成了烈士，妹妹算是无辜，陈中雨却为此落了一身的病。陈中雨经常说，昧良心饭我不吃，犯法的事我不干，姓陈的小子虽然“难陬性”，但两腿间的鹩子干干净净。土改后，他不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也没当过干部，但自称自己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1968年死于食道癌。刘玉凤是张贵顺的入党介绍人，在抗日战争中有贡献。他人穷胆子大，好事、坏事都敢干。他用八路军的小米喂猪，用八路军的军鞋烧炕，为此土改时被“搬了石头”。人民公社时当副支书，他拒绝向公社报告财务账，公社要开除他的党籍，张贵顺出面保护了他，安排他当了食堂的管理员。食堂一散，成了一般社员。文革时他造反，当了革命造反团的团长，大整张贵顺。他扬言说：“想不到我刘玉凤还能在沙石峪坐一帝”。但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什么也没选上，“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心里总是不平衡。
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1942年沙石峪建立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就是当代愚公的总代表张贵顺。沙石峪没有土著，张贵顺是搬来最晚、根基最浅的外来户。他年轻时是个“担果子”的买卖人，从山里趸担水果，担到山外去卖，小买卖使他变成了脑筋最灵、账码最清、谁也骗不了的精明人。30年代，人慌马乱，买卖做不成，生活没着落，就逃荒到沙石峪住丈人家。张贵顺入党后，仍以“担果子”作掩护在党内跑交通，直到土改时党组织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见人矮三分的外来户原来也是老八路。
土改了，平分了，穷苦人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不到两年，就有17户贫农因为生活困难又卖了房子典了地。张贵顺急了，跑到区里问办法，领来了“组织起来”的指示。1952年张贵顺串联６户贫农建立了沙石峪第一个互助组。
在一个只有78户370口人的小山村，有社、有组、有单干，三种经济形式并存，使群众思想很难统一。再加上合作社实行“土地归堆”和“地５劳
提到搞宣传，张贵顺很有经验。1952年号召成立互助组时，张贵顺就曾召集一帮年青人扭秧歌。青年们说，咱既不会扭，又不会唱，能行吗？张贵顺说，我在山外见过，好学。说着，不识多少字的张贵顺说词儿，青年们记录，编了许多秧歌调。张贵顺其实也不会扭，青年人一走，他躲到房后边的大核桃树底下先练练。刚扭上，就被眼尖的高盛合看见了，他急忙跑到贵顺家对贵顺媳妇李述金喊，“述金呵，快去看看吧，贵顺疯了”。述金一听，二话没说，扔下喂猪瓢就往外跑。贵顺说，我疯嘛疯，我这是学扭秧歌哩。后来，秧歌队浩浩荡荡上了街，他们扭一阵，唱一段，直扭得人心沸腾，果然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互助组一下子发展到１２个。
这回中农要退社，贵顺又要扭秧歌。他又编剧，又当导演，晚上编，白天练，没几天，又扭秧歌，又演短剧，小山沟里热闹起来。
锣鼓一响，党员干部带头唱：
合作社，力无边
沙石峪就要换新天,
一家一户难上难;
组织起来扳倒山,
合作社，讲自愿;
社会主义上青天,
齐心协力闹生产;
千年穷根使劲剜。
大家唱得正来劲，山外传来几声狗叫。一个孩子跑来喊：“姑爷呵，来客罗！”哪里来了什么客？上级派来了“整社”工作队，说“群众有意见，条件不成熟，沙石峪的合作社得解散”！这一来，中农有了仗势，闹退社的更多了。
张贵顺回到家里越想越不对头，毛主席叫我们组织起来，他们却让我们散社，吃派饭也不进贫农家的门，光和中农混混，这算什么工作组？
想不通的不光张贵顺，老贫农来了，老党员来了，他们凑到贵顺家里嚷破了房顶子。老耀胜说：“刀子驾到脖子上咱也不散。散了社，就得给他们扛长活”。阎保玉说：“听蝼蛄叫就不种地了？就算富裕户全退了，也碍不着星星伤不着月亮，咱就硬顶着！”坚持办社的人越来越多，张贵顺有了胆，他一擂桌子说：“走，找他们去，问问散社究竟为个啥？”
几十个人围着工作组大喊大叫，有人指着工作队员的鼻子说：“毛主席叫办社你砍社，你光听富户的不听穷户的，八成是看错皇历了。”工作组被问得傻了眼，没打招呼就撤了，但后来还是有10户人家退了社。
一天晚上，中农李永泉的闺女李述兰找到社干部周凤林说：“俺爹他们开会了，非把你们合作社比垮不可。”李述兰是个爽朗活泼、要求进步的共青团员，一心想入社，她爹不答应，所以中农们有什么动静都向社里汇报。
说来也巧，在“八亩地”那个地方，上半边是合作社的高粱地，下半边是李永泉家的玉米地，合作社和中农的较量就在“八亩地”开始了。
张贵顺问述兰：“你家玉米地施了多少肥？”
述兰说：“底肥两车多。前几天追了一次粪，怕你们看见，用土盖着往地头送，半夜里才往地里施。”
贵顺说：“回去告诉你爹，欢迎比赛，一直赛到他入社。”
第二天，合作社集中力量追肥，凡与中农搭界的地每亩多追十几驮子粪。合作社人多力量大，拉的拉，追的追，一天干了个整整齐齐，每亩地还追了30斤肥田粉。李永泉一看急了，把一家仨劳力全吆喝起来，干了个两头点灯，才勉强把粪送地头上。说起来老天也长眼，夜里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合作社追肥促了劲，李永泉家的粪被雨水冲跑了。雨过天晴，草苗一齐长，合作社锄完地，看看几户中农的活计挤成了疙瘩，就说支援支援。这话叫述兰捎过去，李永泉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白面面子（指肥田粉）也算粪？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述兰说：“翻开大天十六点（注１），比不过人家你得认输。”李永泉说：“爹是石头碰碌碡的庄稼把式，爹要输了，立马入社。”
秋收的季节到了，合作社的庄稼堆金垛银，几户中农的庄稼不过坟头大小。双方监收监打的结果是，合作社的高粱亩产350斤，李永泉的玉米仅200斤；合作社平均亩产155斤，而几户中农才120斤。谁输谁赢，秤杆子上见了分晓。
李永泉拉住张贵顺的手说：“我李永泉说话算数，今天就入社。”在他的带动下，合作社一下子发展到４６户。这一年，合作社又添牲口又添车，气势更壮了。就这样，合作社硬帮帮地站了起来。
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1954年沙石峪实现了粮食自给。1955年，吃了36万斤救济粮的沙石峪第一次向国家贡献余粮5000斤。
这期间，张贵顺带领合作社里的民兵在十冬腊月大战狼窝，在原始状态的青石板上，用钢钎和汗水，硬生生的凿了5700个树埯。妇联主任赵凤兰又带领妇女从石头缝里搜土填埯，栽种了苹果和水蜜桃。蜜桃结果后，社员们喜气漾漾地精选了37个最大最鲜的，通过县委送到北京，献给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此，沙石峪名声在外。
愚公初试开山斧
1957年初冬，县委通知张贵顺去北京开会，社员们说张贵顺要见毛主席了，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出发那天，街里挤满了欢送的人群，大家千嘱咐，万叮咛，幸福的泪水流下来……
在北京，张贵顺没有见到毛主席，在农展馆见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的后面是一组治山治水的图片，图片的上方写着毛主席的一句话----“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历家寨是一个好例”。他低头学习山东省莒南县历家寨的治山经验，抬头看看毛主席画像，突然觉得毛主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句话是对着他说的。呵，这是毛主席叫我移山呐！于是张贵顺在心里描绘了一张沙石峪移山造田的蓝图。临走又去书店“请”了50张毛主席画像，他要让沙石峪家家户户贴毛主席画像，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回到遵化，他找县委书记曹寿山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曹书记很支持移山造田的意见，并给他一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愚公移山》。
张贵顺回到家里，小草房里早挤满了人。他把毛主席画像庄严地一张一张地捧给贫下中农，然后把《愚公移山》高高举起来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毛主席的书！”
当年的山里人，思想多少有点旧，一见毛主席的书，立刻庄严、神圣起来，“唉呀，这要在过去可是皇帝的圣旨呀！”以后，曹书记送的《愚公移山》成了张贵顺揣在怀里的传家宝，遇到困难，就在这本书里找办法。再以后，沙石峪的男女老少人人买了《愚公移山》，个个能将《愚公移山》倒背如流。特别是当他们遇到任何困难时，就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天大的困难拼个死也要踩在脚下。
张贵顺回来的那天晚上，党支部开会先学了《愚公移山》，张贵顺又传达了山东历家寨治山治水的经验。学到动情处，一个支委卷胳臂码腿地对张贵顺说：“你说吧，先搬哪座山？”
这话传出来，中农阎振良就答了一句话，“说大话不腰疼，你以为山是纸糊的？要搬，先搬我家门口那两座。”这话传回来，党支部说，“就搬他门口两座山！”
活该阎振良倒霉，入社时他曾经三进两出，直到1956年他儿子挨家拜门说好话，才最后一家入了社。今天他又说了那句不该说的话，从此，成了沙石峪的“智叟”。
第二天，贵顺领着大队长阎保玉和民兵连长李凤元到两座山下测量：从沟底到山顶都是４丈多高，劈掉两个山头正好填平山沟造一片好地。但工程浩大，投工不少。李凤元说，这点工程就当是当代愚公的磨斧石。
当时各生产队都在修梯田，如果抽人搬山肯定影响梯田建设。李凤元提出了“夜战马超”的意见：全村民兵每天晚上散了夜校干两个小时。
劈山工程一上马就十分气派，工地上灯笼火把交相辉映，夯声锤响传出５里以外，抡大锤的，橇石头的，都大声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来就惊动了阎耀廉、阎耀胜和一大帮老头兵。
阎氏老哥俩在抗日战争中为掩护地下党曾挖过２５个山洞，解放后，办组、办社老哥俩总是冲在前面，如今不让他们参加劈山造地，他们死活不依。果然，第二天晚上，老哥俩领着一帮老哥们开上了工地。贵顺一见忙拦住说：“都快70的人了，腿脚又不利索，求求你们就别参加了。”老头们说，“抗战打鬼子有我们，办组办社有我们，如今社员本上真真凿凿地写着我们的名子，不让参加，你也敢！”找贵顺不行他们找保玉，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最后终于争取到了垒坝的任务。
有开头的就没有收尾的。后来，妇女们来了，学生们来了，连曾被人们看作"智叟"的阎振良，也成了手把钢钎的老愚公。青年劈石，壮年搬运，老年砌坝，妇女儿童在石头缝里搜土垫地，白天晚上都干得热火朝天。不知道磨秃了多少根钢钎，也不知道撒下了多少汗水，只知道九个日日夜夜后，沙石峪的人造平原诞生了。他们用“辽阔”和“莽莽”形容的平原有多大？三亩二分！
移山造田首战告捷，党支部在大平原上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支部书记张贵顺高举《愚公移山》大讲劈山造田的意义，并将这块土地命名为“青年地”，把老年人砌的石坝命名为“老头坝”。还在青年地上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青年有毅力，一块石头垫块地；老年毅力大，青年地上老头坝”。1958年，青年地里种了玉米，当年就收获800斤！党支部决定，将这800斤“愚公粮”存放起来，每年用青年地里生产的粮食顶替，以此来教育后代，永远记住愚公移山的第一仗。
青年地诞生不久，支部委员、妇联主任赵凤兰，又向党支部提出了在青年地上游建水库的建议。她们说，“当代愚公不分男女，男人做到的我们妇女也能做到”。妇女们组建了突击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山。阎耀廉、阎耀胜等十几个老年人也跟着组成了“老黄忠”战斗班，把水库大坝的建设任务包了下来。许多年迈的大娘也以当代愚公既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为理由上了阵。经过男女老幼5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一座库容17000立方米的“三八”水库建成了。
今天，我站在老头坝上，心情特别激动。当年夜砌老头坝的大爷们都已故去，当年的青年也已变成了老头。但巍峨的老头坝依然固若金汤，青年地改种的苹果树郁郁葱葱，“三八”水库里水波粼粼。抚摸着那块大石碑，我似乎又听见了战天斗地的歌声、震撼大山的锤声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喊声。
万里千担一亩田
1956年沙石峪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又和周围59个村建立了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没能使沙石峪人民的生活得到彻底改善，“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生产条件限制了沙石峪人前进的步伐。
穷则思变。1965年冬，张贵顺从大寨取经回来，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党支部和队委联席会。他把从大寨带回来的石头和黄土放在桌子上说，大寨人就是用这样的石头和黄土，把跑土跑肥跑水的三跑田建成了保土保肥保水的海绵田。大家看后说，这土比我们的好，但这石头比我们的差远了。贵顺说，就这石头还是大寨人从海拔
听说要在北山上造田，许多人摇头。北山坡度大，又是青一色的硬石板，要修田，必须先在青石板上凿石槽，然后垒石坝，再从５华里外担土回填，难度太大了。张贵顺把基干民兵召集到一块学习《愚公移山》。他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大寨能办到的，我们一定能办到。我们修大寨田，就是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凿石板，用红军长征的精神担土。谁想作愚公，就跟着党支部，在山圈圈里担土，来回走他二万八千里”！张贵顺文化水平不高，但讲起话来很有鼓动性，几句话把基干民兵说得嗷嗷叫。
1966年正月初三，沙石峪的基干民兵排着队，迎着漫天的飞雪开上了北山。他们有钎不打眼，有药不放炮，就用钢钎打石缝，一块一块往下橇。为了节约一个铜板，这种自找苦吃的精神，体现着沙石峪人冲天的干劲和烧山的热情。
一声夯吼一堆石，一声锤响一把汗。当几十个人把几千斤的卧牛石橇得挪动了一寸，地上的积雪就被流淌的汗水融化了一片……
张贵顺请有文化的社员算一算，一亩地垫一尺厚究竟需要多少土。计算的结果是，最少需要1000担；一担来回10里地，就要走万里路。为让社员们尽快看到结果，张贵顺决定，凿槽、担土一齐上！
张贵顺把民兵连长李凤元叫过来问：“如果白天凿石槽晚上担土，你还能出多少兵？”
李连长算了算说：“最少能出一百零七个。”
贵顺说：“一人一晚挑一担，百人十天一千担。一千担就是一亩田！”
李连长说：“书记你放心，这活计我们包了！”
这天晚上，月亮刚刚爬上东山，北风卷着乌云就把天地搅得伸手不见五指。张贵顺、阎保玉、李凤元、周凤林几个支部委员，带领100多名民兵担筐扛锨出了山。担土回来的路上，大顶风，又上坡，黑暗中，54岁的张贵顺一步一字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有人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脚被石头碰破了，忍着疼痛继续干。一夜又一夜，一担又一担，石坝一寸寸增高，黄土一寸寸加厚。党支部和青年民兵的愚公精神感动了“上帝”，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参战。
六、七十岁的阎耀胜、李树青、刘仁顺等十几个“老愚公”来了。他们们担的担，抬的抬，“你们拼命干，我老头要活一天干一天……”
妇女们来了。她们簸箕端，围裙兜，“添不了一锅填一碗……”
年青的女社员刘素兰担土为什么走得这麽慢？原来后面跟着４岁的娃娃，小小嫩手抱着个土坷垃，嘴里喊着：“一碗，一碗，又一碗……”
73岁的振海妈拄棍弯腰更蹒跚，大衣襟里兜着黄土二斤半……
望着这一老一少，多少人流下了无言可表的泪水，多少人把劝阻人们“歇歇吧”的张贵顺推开，自觉自愿地“我再挑一担”……
人们干疯了，贵顺急疯了。他抱着拳头求，叉着胳膊挡：“老少爷们歇歇吧，这麽干要出事的……”
从朝霞拨开晓雾的清晨，到暮霭笼罩山峦的黄昏，运土的人群络绎不绝，你追我赶。十几天时间，一亩田垫土二尺半！行程３万多里，折合挑土4600多担！
为了激励后人，沙石峪党支部在一亩田树了一块大石碑，上书：“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
沙石峪在一亩田召开表彰大会。张贵顺代表党支部一口气表扬了180个铁肩膀、铁脚掌、铁大嫂、铁姑娘和红老头、红大娘。人们说，张贵顺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你的贡献是芝麻，我给你说成个大西瓜，叫你头上冒汗，脸上发烧，让你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这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最简单、最朴素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消息传出去，前来参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给沙石峪带来了珍贵的礼物----土！解放军来了，背包里是土；工人老大哥来了，麻袋里是土。朝鲜阿妈妮的头上顶着土；蒙藏兄弟的大袍里兜着土。消息传到国外，远隔重洋的国际友人千里迢迢地寄来了友谊土……
土，是多么平凡的东西呵，然而对于“只有石头没有地”的沙石峪来说，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当来自各地的五颜六色的土倒进一亩田的时候，沙石峪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万里继续走，千担永远挑”，从1966年到1971年，６年间共动土石方1760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1180万个，将原来2.3万块、780亩土地，改造成5020块、1200亩大寨田。这是汗水的结晶，是愚公精神的胜利。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六、七十年代，大概是出于在国际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一批体现了我党路线的先进单位，成了经常接待外宾的外事基地。沙石峪作为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的楷模，一下子连接了国际风云。美、日、英、德、加拿大，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度、印尼、尼泊尔，老挝、马里、马来亚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国际友人纷纷来沙石峪参观。短短几年间，沙石峪接待了167个国家的包括４个国家元首、十六个总理在内的3000多位国际友人。其中，有两次接待活动沙石峪人经常念起，一次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第一次陪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沙石峪，另一次是58户人家在大雨天一起接待58个国家的来宾。
1966年4月中旬，沙石峪的天空中不时有直升飞机盘旋。今天两三架，明天三五架，飞机飞得很低，看得见有人在飞机上向下张望。人们又稀罕有奇怪，“咱沙石峪不会有什么事吧？”张贵顺开会回来了，说“中央领导要陪国际友人来沙石峪视察”！听说中央领导来视察，人们高兴得慌了手脚，“中央要来人，这是比天还大的事情呵，咱用什么待客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定主意。张贵顺说：“山里哪有什么好东西，咱就用核桃和大枣。”
为了迎接中央领导，东家收拾屋子，西家收拾院子，那时候沙石峪没有水，人们跑10里地担来水，把最好的衣裳拿出来洗了又洗。张贵顺更是忙得团团转，出东门走西院地嘱咐人们：“核桃要剥仁，不要小块的；大枣要洗净，不要有虫的。”
我们的周总理和站在前边的老百姓一一握手，然后把阿尔巴尼亚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介绍给大家。人们只顾着拍手、摸眼泪，忘记了手里牵的孩子，于是有几个摆脱了束缚的孩子挤到了领导面前。我们的周总理和谢胡同志一人抱起了一孩子。谢胡把一个女孩高高举起，嘴里嚷着：“噢－－噢－－噢－－”，逗得女孩咯咯地笑（后来，张贵顺为两个孩子改了名：女孩叫国际，男孩叫友谊）。
抱着孩子上北山。那时候北山的路还很窄，只容得两个人并肩走。张贵顺请领导把孩子放下后，并退后一步让周总理和谢胡走先。周总理微微推贵顺一把点头微笑。张贵顺一下子丢下拘谨来了劲，他和和谢胡同志走在前面，谈笑风声地汇报着沙石峪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情况……
上到半山腰，来到“万里千担一亩田”，张贵顺向谢胡同志汇报了劈山造田的经过。谢胡同志听了连连赞叹。再往上走，又见蓄水2000立方米的大口井，谢胡同志又一次瞪圆了惊奇的双眼。张贵顺汇报说：“当时，我们还没有炸药和提升工具，大口井是群众用钢钎一锤一锤凿了五冬六春才凿出来的。”谢胡同志说：“沙石峪是我们阿尔巴尼亚的农业大学校”。陈毅说：“沙石峪更是我们中国农业的大学校”。谢胡说：“太感人了，我要叫大小官员都来学习。”周总理开玩笑说：“就怕你拿不起差旅费。”说着，笑着，总理和谢胡在大口井前一人种了一棵“友谊树”。
种完树，大家坐在井前的几块石头上吃果子。周总理说：“你们比大寨怎么样？”支委、妇联主任赵凤兰说：“哟，俺哪敢跟大寨比，大寨是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周总理用手指着南山、西山的妇女林、青年林、社员林划了半个圈，说“大寨就没有这么多人造林嘛”。事后社员们说，周总理表扬了我们植树造林。张贵顺说：“那是激励咱的话。周总理是说，南山有林，西山有林，怎么北山没有林呢。”事后，沙石峪人大干几个冬春，北山顶上种满了青松。
周总理抓一把大枣一边装衣兜一边说：“沙石峪的大枣真甜，带几颗回去给我爱人尝尝。”说着向青年们努努嘴。团支部书记阎玉萍马上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带一帮团员拥上来，给谢胡和国际友人装核桃和大枣。一个友人噌地扯过一条罩摄相机的口袋，“噢、噢、噢”地比划着，人们把他的口袋装得满满的……
回村的路上，周总理说：“走，到贵顺家看看去。”
一句话吓傻了赵凤兰。她知道，这几天张贵顺两口子忙公事，自家的破屋烂院根本没有收拾。她大跑小跑往回赶，“咣当”一声，推开草房门；“呼啦”一声，惊飞的鸡撞破了窗户纸。她顾不得赃和净，用手抹掉炕席上的稀鸡粪，扯过一床半新不旧的被子铺在炕席上，又抡马勺甩扫帚地搞卫生。家什没整完，周总理领着客人进了院。
撩门帘走进农家屋，一屁股坐上农家炕，周总理“青菜蘑菇”地踩掉黑布鞋（注２），两手一撑，身子就斜歪在炕角上。谢胡也学着周总理的样子坐了另一个炕角，两手抱着肚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像坐在自己家里一样。
周总理见赵凤兰不自然地搓着两只手，就问她结婚多少年了，今年多大岁数。赵凤兰没有文化，自从确定由她和贵顺、玉萍陪领导，就努劲拔力地背了许多经济数字，没想到领导开口问的竟是这个事儿。赵凤兰低头算了算做了回答。周总理依次对谢胡、贵顺和屋里的几个人问这两个问题，最后自我介绍说：“我结婚40年了。”又对妇联主任说：“你看我多大岁数？”已经不再拘谨的赵凤兰认真地端详着周总理幽了一默，说：“您老最大不过４５岁吧。”周总理一仰脖子大笑起来：“我结婚40年，今年45，那就是５岁结婚喽！”逗得一屋子的人都笑了。
李述金挤进来。张贵顺介绍说：“这是我媳妇。”总理说：“媳妇、爱人、屋里的，哪个称呼更合适？”张贵顺忙更正说“她是我爱人”。
谢胡问：“你们两个谁当家？”
贵顺答：“我们两个都当家。”
谢胡问：“谁去队里分钱？”
贵顺答：“我去分钱，拿回来交给她。”
谢胡又问：“你要花钱哩？”
贵顺说：“我花钱就向她要，花剩下的还交给她。”
后来贵顺对我说：“头回接待外宾很紧张，就这几句话答得最得体，说明咱中国男女平等。”
走出贵顺家，才发现陈老总从西边胡同里走出来。原来陈老总一下山就离开了队伍，他独自一个人串了几家，身后只跟着三个来沙石峪实习的大学生。几户人家都没有人。他看米缸，摸粮袋，翻腾人家的锅和灶。从李凤元家的饽饽篮子里拧了一块玉米饼子，放在嘴里细细地嚼。他在品尝沙石峪人当时还不算富裕的生活呵……
中央领导陪着外宾走了，沙石峪人好几天走不出幸福的笼罩－－
在干部中，最激动的是张贵顺。他连续召开支部会、队长会、社员大会。他说，“周总理说了，要我们谦逊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断创造新成绩”。他领导全村人又找差距，又定规划，决心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新贡献。从此，张贵顺就像鼓满风帆的船，自豪自信，破浪前进。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物质的满足，只能愉悦一时；而事业的得意和自信，则能充实心灵，滋润生命，派生幸福，自豪人生！
在村民中，最激动的是友谊的母亲。她见人就说：“那么多天，我又洗衣裳又扫院，怎么就没洗洗孩子呢。小友谊光着脊梁光着脚，浑身上下土呛呛，让咱总理抱着走了那么远，把咱总理的衣裳弄脏了”。直到今天我采访友谊母亲时，她拄着拐棍，扭着小脚，指着总理抱起她孩子打麦场，一遍又一遍地、幸福地重复着那几句永远后悔不及的话……
另一次令沙石峪人念念不忘的接待活动，是1966年8月在大雨天里接待58个国家的来宾。人们告诉我说，别的时候接待外宾，当老百姓的无非是列队、鼓掌、喊欢迎，顶多再加上孩子舞花，民兵持枪。那一次可不同，除了地富反坏，一家接待一个国，几乎是家家都上阵，户户有任务。摆的小食品都一样，核桃和大枣；中午的饭食也一样，一律吃饺子，外加四菜一汤。但来的人可不一样，有反帝反修的，有只反帝不反修的，还有不反帝也不反修的。上级派了80多个人来教我们说话，问到美国怎么说，提到苏联如何讲，来宾谈到他自己国家又怎么叙述。要说的恰当，说得幽默，能把外宾说笑了那算能耐。“那一次我们可学知识了，学了好多外交上的话……”
还有人告诉我说，来教他们说话的80个人最后都没走，留下来冒充家里人，有当儿子的，有当闺女的，还有当兄弟姐妹的。除了核桃和大枣外，饺子和汤菜都是县招待所做来的。“那是怕我们话说不好，饭做不来。其实说话答腔还是我们自己来的好，结果我们说得都不错，人家说了，沙石峪，人人都是外交家”。
张贵顺的是非曲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地处深山的沙石峪很安静，没人造反，也没人贴大字报，人们安安静静搞生产，成了世外桃源。到1966年12月底，来了大连市串联的1000多名大学生，一下子把沙石峪搅成了一锅粥。村里成立了革命造反团，张贵顺的入党介绍人刘玉凤当了造反团团长，他和造反的人给张贵顺总结了36大罪状。问到主要罪状是什么，人们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批斗张贵顺的大会上，造反派反复问他这样几个问题：
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农业学大寨？
为什么村里的两个大学生都出在你家？
为什么你盖房套购国家的木料？……
张贵顺低头弯腰地站在批斗台上，他一句话也不讲。当然造反派也不让他讲，他一讲话造反派就喊口号。他年纪大了，没戴高帽子，也没挂大牌子。如果他能这样死磨硬抗也许能过关，但他大儿子张河琨从北京工业大学赶回来和造反派辩论，给他帮了倒忙。
他儿子和造反派怎么辩论的，人们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晚上呼啦喊叫地辩论了大半夜。这一来把造反派气坏了，第二天，刘玉凤带领40多个造反派背着小被子到遵化县委门口静坐绝食，说不开除张贵顺的党籍就饿死在这里。
1967年2月初，遵化县委派县长张雨三来沙石峪宣布县委的决定：开除张贵顺党籍，免除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张贵顺和地地富反坏一起，接受造反派的劳动改造。同时，造反派抢了公章，夺了权，村里的班子整体无存了。
那天，周总理一进沙石峪大队的门，就看见一张“喜报”：“开除张贵顺党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总理很不高兴，回头对遵化县委的同志说：“开除张贵顺的党籍是县委决定的吗？”县委的同志说：“我们没掌握好。”总理说：“党籍问题要后期处理嘛。”
走在去北山的路上，总理又故意问造反团长刘玉凤：
“贵顺哩？”
刘玉凤答：“罢官了。”
“大队长哩？”
“也罢了。”
总理又问：“你们是什么组织？”
“革命造反团。”
“你们的组织不小呀，中央才是个文革领导小组。”
总理又问：“刚过了‘立春’，下一个节气是什么？”
刘玉凤说：“是寒食（清明）吧？”
总理又问另一个造反派，也答不上来。总理很不满意：
“你们连二十四节也不知道，怎么当村干部哟。”
从北山回到打麦场，总理打着拍子领着群众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讲了三句话：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上了飞机又走下来说：“我讲的三句话，你们记住了吗？”群众喊：“记住了。”总理才挥手告别。
对于周总理的第一句话，保张派和反张派有不同理解。保的认为，总理是说反张反错了，张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然张的权已经夺了，怎么还说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呢？反的认为，总理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肯定我们的大方向，张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
总理离开沙石峪去西铺，临走时，留下一个姓王的同志专门调查王国藩和张贵顺的问题。王同志回沙石峪听了刘玉凤的汇报，又和张贵顺个别谈了话。最后在老班子会上说，张贵顺犯了严重错误，过去有贡献，要端正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党籍问题要文革后期处理。
张贵顺在劳动改造中默默无语。他虽然上了年纪，但搬石头垒坝十分卖力。人有所失，必有所得，失得一无所有，就变得一无所惧。他失得连党籍都丢了，还怕什么呢？张贵顺按照当时的思想政治逻辑考虑问题，越想越不服气。
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不服－－
1961年，沙石峪的大枣破天荒地收了６万多斤。一个支委提出，今年大枣丰收了，是否少交给国家点，拿出一部分分给社员，理由是大枣不是国家的统筹物资。由于他的坚持，党支部决定给社员分两万斤。当时任人民公社主任的张贵顺回到沙石峪，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一个社员找贵顺，要求帮他买点水泥，想打点水泥瓦翻盖草房。贵顺问，你家劳力少，哪来这多钱？社员说，大队分了枣，我到自由市场上卖了。张贵顺一听大吃一惊，私分大枣，卖自由市场，还要套购国家物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问题。张贵顺当时还兼着村党支部书记，于是马上召开了党支部紧急会议，要求大家检讨这个问题。检讨中又发现大队汽车搞长途运销、个别干部想办副业挣大钱等问题。经过张贵顺引导教育，党支部向群众做了深刻检查：给群众分枣和汽车跑运销，是严肃的政治问题；问题发生在群众身上，根子在我们党支部；我们只顾低头算收入，没有抬头看道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张贵顺想：“我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这是拨正了沙石峪前进的航船，坚持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张贵顺继续想下去。1961年和1962年，党支部一直争论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问题。主张分枣的那个支委外出串亲戚，发现那里的工作组帮助集体实行了“包产到户”，队里只留下交公粮的地，其他土地包给了农民。他跑回沙石峪找到张贵顺说：“上级有了新章程，群众很欢迎，咱们也实行吧。”张贵顺说：“什么新章程，那是单干，纯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每逢开支部会就争论这个问题，张贵顺急了，找到县委领导问，是不是上级出了奸臣。后来县委领导表扬他说，“张贵顺是老党员，老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与‘三自一包’歪风作了坚决地斗争”。
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大寨，他更不服－－
“大战狼窝种果树、万里千担一亩田、山顶上栽青松、65年抗大旱时，我天天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学习《愚公移山》，不断地组织群众忆苦思甜，这不就是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吗？
“1964年沙石峪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冰雹灾害，上级送来救灾款、救灾粮，我婉言拒绝。这不就是学习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吗？
“我坚决地制止私分粮食、私分大枣，主动自觉地把余粮卖给国家，在大灾面前，我带领群众勒紧腰带，把粮食和籽种支援灾情更重的大队，这不就是学习大寨大队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吗？”
张贵顺平反后，我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他一面。当他一字一板地申明这些“不服”的理由时，脑袋一上一下地恍动着，像给他的每一句话打上一个有力的惊叹号，让我形象地感受着“理直气壮”这个词的真实含义。今天看来，张贵顺不服的理由也许幼稚可笑。然而，在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他的理由都是当时的政治！
但是，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有一条罪状是他心服口服的。张贵顺参观大寨大队回来，指挥群众在北山上用白灰和石块摆了９个大字，一个大字占山几十平方米，未到沙石峪先见９个字，撞眼得很。这９个大字是：“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造反派质问他，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你要“超”大寨，你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农业学大寨吗？张贵顺被问得无言以对。对于这一点，他痛心疾首地自恨，甘心情愿地让革命群众“砸烂狗头”，或“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今天看来，真要“砸烂狗头”肯定又是一件冤案。因为没有赶超，就没有进步。没有生产的进步，没有科学的进步，没有人类的进步，人呵，还都是猴呢。然而只学不超，超了也不能说超，也是当年的政治。
1967年，沙石峪成立革命委员会，原党支部副书记、造反团副团长李书旺当选革委会主任，“造反有理”、“造反有功”的造反团团长刘玉凤却什么也没选上。原党支部副书记阎福忠被选为革委会副主任，和任革委会委员李淑珍负责农业生产。
1969年12月，李先念副总理陪外宾视察沙石峪时，问张贵顺解放了没有。1970年6月，李先念副总理第二次陪外宾视察沙石峪，又问张贵顺解放了没有。李副总理说，周总理对张贵顺很关心，多次问到他的情况，张贵顺还是有贡献的。
1971年12月，遵化县委做出决定，恢复张贵顺同志的党籍，推倒强加给张贵顺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为张贵顺同志彻底平反。之后，张贵顺任党支部书记，阎福忠任副书记兼大队长。革委会解散，原革委会主任李书旺任党支部副书记，后在“批林批孔”中犯错误被留党察看2年。
1983年，张贵顺年老离休。1999年农历正月十七日逝世，享年87岁。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一个不占耕地，不影响今后造地，又暖和又向阳的地方”。
采访期间，我去北山瞻仰“张贵顺之墓”，墓前有中共遵化县委和遵化县政府敬立的
这里安息着张贵顺同志。他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更是名闻全国的农业劳动模范；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为代表的人间奇迹。追随周恩来总理两次亲莅视察的步履，三次重新安排九岭山水，“当代愚公”成为飘扬华夏的一面旗帜。改造山区的成功探索，赢得五大洲参观访问的朋友如云。掌握改革开放之机遇，锐意进取，大开山门，让沙石峪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接轨。终将世（代）贫穷交还历（史），富裕昌盛扎根家乡。老支书八十五（七）岁病逝之前偿夙愿。托体故山阿，斯人众所怀。赞曰：
神话渺渺，创举弘弘，愚公事迹，日升月恒。
云天苍苍，尘海茫茫，贵顺遗风，山高水长。
墓志铭没有记述他历任村党支部书记、东旧寨人民公社主任、遵化县委副书记，还当过一届河北省人大常委，是中国共产党第９届、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但这都是真的。
我在张贵顺墓前点燃了三颗香烟，默默地祝他安息。他耿耿于怀是非曲直，今天早已清楚了，虽然并不是他所想象的。但天地之间的你、我、他，包括伟大者，有谁能超越所处的历史时期呢？今天有今天的政治，明天有明天的政治，否定之否定，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张贵顺，老朋友，你安息吧。
二代愚公谱新篇
1982年，张贵顺从外地开会回来召开队长会说，大包干也是暂时的，超不过３年，咱们沙石峪不准备实行。1983年，县里决定请７１岁的张贵顺离休让贤，组织上决定，原党支部副书记阎福忠接任党支部书记，阎保玉担任副书记兼大队长，提拔团支书、林业队长阎保庭任副书记。于是沙石峪第二任党支部组成了。
阎福忠在贵顺当书记时就是副书记，文革时是革委会副主任，贵顺复出后还当副书记，他一直是抓生产的。这样看起来，无论谁当政，都得有个有经验的人抓生产。搞生产比搞政治要稳定得多。
阎福忠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贵顺在任时，县里讲，工委找，贵顺就是不实行。现在阎福忠当了一把手，上面一讲，下面一促，阎福忠坐不住了。
第二天，阎福忠到了乡里，乡党委书记听完汇报说，太好了！县委书记正为你们几个村发愁哩。明天，我就去沙石峪。福忠说：“你要去，得先找找贵顺，他要不同意还是不中。我是偷着来的，没征求他的意见。”
第三天，乡党委书记和县委农工部长来找张贵顺。贵顺说，我没意见，就怕群众不同意。他们又找阎福忠，说张贵顺同意了。第四天上午，沙石峪召开党员大会。全村42名党员都来了，通过表决，有26名党员同意大包干。下午召开户主会，公布了两个方案，然后发票表决。在308个户主中，同意大包干的比同意定额管理加工资制的多18票。阎福忠事后对我说：“唱票时，我俩腿吓得直哆索。我怕犯错误呀，因为我知道张贵顺心里不同意。“
“大包干了，水井谁管？吃水怎么办？”
“果树分了，不懂技术怎么干？”
“一家一户，农药、化肥怎么买？谁管粮食卖给国家？”
阎福忠忙解释：“实行大包干，不是单干，还要发展集体经济。要搞水利服务队、技术服务队……”
人们一扭脖子说：“你都复辟了，还说不算单干。”
闹得最厉害的是李凤忠。沙石峪要实行大包干，他三天三夜睡不着觉，“集体完了我就完了”。他把媳妇叫过来说：“咱村要大包干了，咱俩离婚吧。往后我要能过得下去，你还回来；要是过不下去，你也别跟着我受罪，咱俩的情分就算到头了。”媳妇一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自从到你李家门上，对上不是不孝，对下不是不痛，思前想后，没有对不起您门里的地方，就为个大包干，你就撵我走……”
李凤忠腿脚不好，又刚刚盖了房子，拉下了饥荒。他认为，不实行大包干，4年能还上债；实行了大包干，还不清债就得典房子卖地，过父辈的苦日子，那还有什么活头呢。
关键的时候就显出了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张贵顺和阎福忠找到李凤忠和不赞成大包干的社员做思想工作，反复讲述大包干的性质和实行大包干的意义。张贵顺说：“大包干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就不是复辟。搞社会主义图的是共同富裕，怎么会过穷日子，怎么会饿死人呢？你们要一百个放心，共产党永远不会忘记穷哥们……
人们想通了，包田包树开始了。那可是一件非常细致而繁琐的工作：田要分１、２、３等，树要分１、２、３等，葡萄也要分１、２、３等。按等作价算出全大队的总资产，然后除以总人口，算出平均一个人占有的份额。再抓阄分田、分树、分葡萄、分杂树、分山上的一草一木。用各种资产的等级，使每家的钱数和分得的田数、树数、葡萄数相对应。这叫作“树作树价，田作田价，人手一份，多项找齐“。多亏了阎福忠多年管生产，熟悉山上的一草一木，说到东山一条田，提起西山一棵树，阎福忠闭上眼睛能看见，说出价来人人点头。就是这样，沙石峪搞承包，日夜连轴转还是用了118天。阎福忠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比打井兴水利还难呀。
在沙石峪，什么事也难不过打井兴水利。过去，阎福忠就是负责水利工作的。群众说，过去阎福忠最大的成绩是抓水利，为沙石峪的老百姓造了大福。
在“土如珍珠水如油”的沙石峪，群众吃水是最大政治。1966年我在沙石峪时，刷了牙的水洗脸，洗了脸的水留待晚上洗脚，洗了脚的水还不能泼掉，放一放用来喂猪。沙石峪本村没有水井，下了雨吃雨水，不下雨就到５华里外的大老峪去担水。“有女不稼沙石峪”，第一位的原因就是沙石峪没水喝。谁给沙石峪一眼井，沙石峪人用命换！
大老峪有大地主，沙石峪多长工户，地主和长工从来就是一对不可协调的矛盾。大老峪的地主心眼坏，经常往沙石峪担水的井里扔死猫、烂狗、人粪尿，砸水桶摔水罐的事也经常发生。阎占存的爷爷实在受不了这分窝囊气，带着儿子、孙子发愤打井，祖孙三代50年，先后打井５眼，结果落了５个干窟窿。绝望的老人仰天长叹：“沙石峪要打井，非神仙指点不行了。“他的话留给后人，于是土改后的1950年，有了一点钱的沙石峪人，请来了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是个瘫子，走不了路，骑不了驴。沙石峪人把一张方桌翻过来，里边垫被褥，上面绑棍子，由８个青年小伙子轮流抬着他看风水。强烈的盼水愿望误导了对神仙的虔诚，许多老年人跟在后面膜顶礼拜。他们从东山走到西山，从南山走到北山，一连转了五、六天，最后风水先生往东一指说：“龙头在那里。挖四丈五见水，挖五丈够用。要是挖不出水来，就把我埋在井筒里！”闹哄了好几天，村干部怕说迷信一个也不参加。如今找到了龙头，老年大辈人逼着村干部组织青年人打井，村干部再也躲不及了。张贵顺说：“挖就挖吧，挖不出水来，还挖不出比水更珍贵的群众觉悟吗？”挖井开始了，一天又一天。人们猜着，人们盼着，人们祈祷着。白天看挖水，晚上做水梦。水呀水，沙石峪人需要你。
需要不是现实。石头挖了五丈八，连点潮气也没有，再挖下去还是干石头，最后又落了个干窟窿。“把风水先生找来埋了他！”干部说：“埋他有什么用，还是把我们的迷信思想埋了吧。”
沙石峪缺水、找水的事传到县里，传到地区，传到省里，没有一个领导不为之动容的。1970年省里派来了地质水文队，又一次点燃了沙石峪人找水的希望。他们用仪器找水，身后跟着几十个盼水的老百姓。于是水文队的技术人员开始给百姓讲解找水的民间经验。什么“两山夹一嘴，地下必有水”，什么“碎石带下水汪汪，红石头下边干梆梆”，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其中听得最认真的就是阎福忠。以后，党支部派阎福忠跟着找水、打井的技术人员一块工作，他刻苦学习，有疑必问，慢慢地成了打井的土专家。
1970年，沙石峪打成了第一眼深机井，用６英寸的水泵抽不干。此后阎福忠带领10多人的水利队，搞了６年的水利建设，没日没夜地战斗在工地上。爱人生下第一个儿子，叫他回去看看，他说没时间；儿子生下的第７天因患破伤风夭折了，爱人再通知他回去看看，他说孩子已经死了，扔出去就是了。就这样，他带领水利队日以继夜地打井修渠，先后打成机井16眼，修盘山渠１万多米，埋设地下管道１万多米，开凿大小蓄水池10个，不仅彻底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还发展水浇地800亩，使沙石峪破天荒地种上了冬小麦，吃上了白馍馍……
如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沙石峪人最怕的就是从此无人搞水利。吃过无水苦、又带领群众搞过水利建设的阎福忠，十分理解群众的担忧，他保留了水利队伍，加强了水利管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用水制度，还投资６万元修了自来水，彻底解除了群众对水的担心。
阎福忠上台后的第二件大事，是动员群众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贵顺曾发动全村群众大讨论，从此摆脱了“以粮为纲”的束缚，制定了发展多样化种植的规划。规划的中心是把“一亩粮田半亩园”改为“一亩果园半亩田“。阎福忠上台后实行“萧规曹随”政策，在进一步明确果树生产以葡萄为主，大力发展甜杏、李子、花椒、柿子等杂果的同时，积极搞好养殖业和劳务输出。如今，沙石峪的山山岭岭都披上了一领绿袍：2500亩青松是其帽，500亩果树紧缠腰，一川的葡萄如春湖涨潮。问到人均纯收入，阎福忠说不多，葡萄一人1000元，杂果和养殖400元，再加上劳务收入大概有3000多元。
过去，村里禁止劳力外出，谁外出干活都被看作厌恶艰苦生活，贪图城市享受。现在阎福忠千方百计撵劳力外出挣钱。他说，如今集体企业不好搞，劳力输出是条道。大会上，他这样讲，全国平均一亩地用工13个半，咱沙石峪活计重也超不过20个，几百个劳力在家里窝着干什么？有汽车不搞运输，有葡萄的卖在大门口，这都不是愚公所为。今日愚公不是看你多种了几垄地，而是看你多挣了多少钱，挣钱多就是贡献大。在他的鼓动下，全村已有150名劳力外出挣钱，平均每人每年挣回5000元。另外还有搞加工的、搞修理的、办小厂的、跑出租的，大体有50％的劳力已脱离了农业。阎福忠说，这还不够，至少要出去300人。
如今沙石峪是富了。1995年实现了“翻两番”，1996年建成了先进小康村。家家盖了新房，户户买了彩电，液化气、洗衣机、电饭锅成了必备之物。80％的户安了电话，70％户买了摩托车。新盖的房子多有汽车库，已有57户买了汽车。再去遵化市，不骑摩托就打的，只有小孩子上学才骑自行车。
今日愚公奔前程
走在大街上，坐在人群里，向当年的愚公们讨教一个问题：今日愚公有几人？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像猴一样，哪里还有愚公呢？
在“万里千担一亩田”，遇到当年的民兵连长李凤元。他每天来这里转两次，呆呆地望着“一亩田”，回味着过去的岁月。我问他同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细胳膊细腿的，哪能吃得当年苦？”青年人听了不服气：“机械化了，电气化了，您老还让我们去担土？”
晚饭前去拜访老房东，新村新院的怕找不到大门口，放着大桥我不走，钻西沟，爬南坡，为的是找到那个方位。35年白首再见，老房东阎瑞春激动得不放我的手。酒菜刚摆好，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来了。我说，你的消息可真灵通。支书说，“请你喝酒的是俺爹”。呵，你是老四！
阎大叔的四儿子叫阎保庭。当年我们排练节目时，他脸贴门框偷着看。你要找他说句话，他羞得满脸红彤彤。想不到当年那个土小子，今天成了沙石峪的党支部书记。
阎保庭长大后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复员回村不久，张贵顺找他谈话，让他当了林业队长，以后又当大队长、村委会主任。今年２月阎福忠年老让贤时，他成了沙石峪的一把手。
越说越近乎，越讲越亲热。保庭敬酒喊声穆大哥，叫得我心里好自在，于是想起阎福忠谈他的接班人。
1991年邓小平南巡后，村村想办企业。沙石峪石头多，就想办个碳酸钙生产厂。从唐山请来师付考察，人家要技术转让费16万元，建成还得300万元，太贵了，干不成。后来听说唐山开平区有个碳酸钙厂，保庭就去考察，和对方的厂长费连营签定了由对方设计建设、投资包干117万元、明年“七一”投产的合同。到了1992年7月，别说投产，建设工人都回家种地去了。阎保庭和阎福忠找到开平，厂长和生产厂长都在播种玉米。为了感动“上帝”，两个人挽起袖子就播种，保庭扶耧，福忠撒种，一连干了两三天，把两个厂长家的玉米播种完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方厂长说，三天以内再不到，我把费字钩掉。
好歹在1992年11月投产了，但管理跟不上去，派７个党员去抓生产，因为都是外行，仍然没有起色。阎保庭急了，他亲自任厂长，黑天白天长在厂里，一工序一个工序地跟班劳动。后来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和销售奖惩办法，碳酸钙厂才慢慢走上了正规的道路。如今阎保庭当了党支部书记，还兼着厂长的职务，被子、褥子还在厂里，坚持跟班指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另外，村委会主任周国军是个嘴快、手快、腿脚快的好干部，整天忙得脚不点地，你刚约好他谈话，一转眼就找不到了。因为工作太忙，累得精瘦精瘦的。群众说，要找今日愚公，保庭和国军当之无愧。
走在沙石峪大街上，有辆汽车从身后开过来，在我面前嘎然而止。汽车里探出半个小伙子：“是天津来买石头的吗？”我说不是买石头的，是记者。“是记者也好,需要周总理视察的照片找我。”
他叫阎国胜，群众说他很懂技术，会做买卖，嘴上、手上都有一套，也能算个愚公。我想采访阎国胜，正巧他来村委会办事，村干部不在,和我谈了两小时。他说年轻人在沙石峪，感到有劲使不上。阎国胜从部队回来就结婚，为此家里欠了债，生活有些困难。然而，困难使人坚强，劣势使人奋起。看清了自己的危机，就能勇而不莽；明白了自己境遇，才能脚踏实地。阎国胜面对困难，伏下身子，大栽葡萄，很快他家的葡萄由承包时的27株发展500株，其中结果的有200株。阎国胜好钻研，他到县林业局的表哥那里要来葡萄资料，又花300元买了葡萄书，还到县科委学了一年葡萄课，成了县葡萄协会的会员。和他一起学习葡萄技术的还有李建明和李凤庭，三个人首先采用了以激素促早熟技术。别人的葡萄8月初上市时，他们的葡萄早卖完了；别人的葡萄１斤卖７角，他们的葡萄卖1.40元；别人葡萄每亩收3500斤，他们的葡萄收4000斤。他们的葡萄又甜又个大，北京人来收葡萄，要先交定金后拉货。现在80％的农户看着国胜他们种葡萄。他浇水，人们也浇水；他施肥，人们也施肥。但学来学去，总是赶不上他们。国胜说，群众连ＰＰＭ也不懂，怎么教呢？阎国胜是党员，很关心群众生产。他说：“成立个葡萄生产服务队就好了，我们上课教，各户分头种，集体统一配药，村里集中销售。“今年，阎国胜又从日本买来了葡萄套袋，准备生产无公害葡萄，明年的价格又要上一个台阶了。
阎国胜还擅长做买卖，每年为东北客商代收核桃、李子和甜杏。例如收核桃，7角1斤收起来，雇人加工成核桃仁，1斤核桃仁卖3.8元至４元。去年代收1.3万斤，开支加工费后，净收入3000元。闲暇起来他就挖石头卖石头。沙石峪盛产千层石，是做盆景的好材料，一吨能卖一、二百元。他从去年腊月到现在，每月挣石头钱四、五百元。他说，村里的政策不合理，你领客商来买石，卖一吨只给提成15元；自己挖的自己卖，自己只得30元，人们没有积极性，要是集体和个人对半分就好了。阎福忠说：“李凤忠也应当算个愚公。”大包干时闹离婚的李凤忠后来并没有离婚。在张贵顺和阎福忠的帮助下，在地里，他艰苦劳动；在厂里，他努力工作。两年后，找到阎福忠报喜说，他不仅还清了外债，还买了三大件：缝纫机、电视和手表，盖了厢房。以后儿子骑上了摩托车，手里还捏着４万元钱。
1992年，40岁的李凤忠提出入党的申请。阎福忠说，半辈子的人了，别跟青年们争指标了，作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从此，他更加热爱集体，热爱沙石峪，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一辆外地来拉石头的汽车不小心轧了他家的庄稼，找到他要赔钱。他问：“你的车有事不？”人家说：“没事。”又问：“你人有事不？”“也没事”他说：“都没事，你还有什么困难找我？“人家说：“我轧了你家庄稼，得赔钱。“他说；“几棵庄稼算什么。以后你记着，有了困难找沙石峪。轧几棵庄稼你开车就走，沙石峪没人难为你。”
还有一次，一个山外客买了他120斤葡萄，装好车，车坏了。他推出一辆自行车说：“骑这辆车走吧。”山外客说：“你的车新，我的车旧，还驮着你120斤葡萄，我要是跑了呢。“李凤忠说：“沙石峪讲的是精神文明，你要跑了，还文明吗？”
住在沙石峪，很想见见国际和友谊。当年总理和谢胡抱过的两个孩子，如今怎么样了？
友谊在橡胶厂上班，友谊的爱人在化工厂上班，一双儿女（上级批准沙石峪一对夫妻两个孩）都上学，两次到他家，都碰了大锁头，只好用大喇叭喊，于是下班放学后，一家4口穿着新衣裳来了，进门就说：“记者叔叔来了，还不在周总理雕像前给照个全家福？“照完像友谊说，“周总理抱我时，我才５周岁，当时的情况朦朦胧胧地记不清了。总理第二次来，我就记事了，家里把我打扮起来，让我去献花，总理又拉着我一直走到‘一亩田’。当时留了好多照片，后来又盖新房又搬家，都丢失了“。显然，阎友谊对没把相片保留下来很遗憾。
友谊说他算不上今日愚公，但论挣钱和发展商品生产的能力，也算上中游。他在橡胶厂上班，料足干满点，每月能挣400元，原料不足时挣二、三百元，平均下来一年挣3000元不成问题；种着100株葡萄和4亩土地，一年能收5000元；核桃、李子加花椒，收4000元；有辆汽车，收5000元；爱人的工资不少，在5000元上下。全家的总收入两万多元钱，４口人平均，每人5000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还可以吧。
谢胡抱起阎国际时，国际才3岁。她对当时的情况更是毫无记忆。但她一直珍藏着一张谢胡抱着她的照片。那是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岁月已使照片变得黄黄的。拍摄这张照片的是新华社记者刘庆瑞。
比较起来，阎国际的情况不大好。高中毕业后相继在县地毯厂、五金公司上班。他在五金公司卖过自行车，卖过电视机，卖过摩托车，还承包过化工柜台。后来公司改制，她到公司浴池烧锅炉，上一天班挣10元钱。因为身体不好，今年春节后，就再没去上班。爱人在县医药公司工作，收入也不多，经济情况有点紧张。她说，我毕竟是愚公的家乡沙石峪人，很想干点事业，叔叔是当记者的，走南闯北见识广，有小项目给我介绍一个。
住在沙石峪，我到处找今日愚公。年轻人说，沙石峪的愚公不乏后人，只是不好找。有的在山里干活，一干就是两头点灯，中午也不回来；有的在山外艰苦创业，一年半载不回趟家。但请老记者你放心，沙石峪的愚公精神永远不会丢，党支部在教育，爹娘在数落，我们谁也不会忘记，自己是当代愚公的后人。
在沙石峪，有两个铁姑娘我想见没见到。一个是妇女大队长李淑珍，一个是团支部书记阎玉萍。她们都是当年报纸上经常表扬的人物。抗旱时，阎玉萍去买水桶，挑了一付最大号的，一担水比别人多三分之一。她一天担水8趟，行程近100里地。文革时，造反派给张贵顺划漫画，把两个姑娘划成了张贵顺的左右眼，侮辱她们的人格。两个姑娘，一气之下远嫁他乡，再不肯回沙石峪。我想去看看她们，沙石峪的年轻人说，阎玉萍得了脑血栓，说不了话，不能接见记者了。但我们年轻人不会忘记这两位老姑奶奶，她们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离开沙石峪的那天早晨，我又去转转葡萄沟。繁花展示着各自的盛装，树叶散发着独特的香气。喜鹊催早起，布谷劝荷锄，初升的太阳从东山伸出她灿烂的手臂。啊，尽管沙石峪经过了风风雨雨，但仍像黎明一样朝气勃勃，像日出一样拥抱着光辉的未来。
书记阎保庭开来桑塔纳汽车要送我。我说，你很忙，我“打的”就行了。阎书记说，送你也是顺便。为了迎接建党80周年，今日愚公要立新功，我去考察新项目。
阎书记把我送到遵化就走了。我望着他汽车的背影，举手劳劳，别情依依……
（文 / 夜阑时 载于红袖添香网 吉夫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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