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范增，他那时是村支部书记。他怎么培养介绍，叫做哑子作梦——说不清。印象深刻的是，在西大洼高梁地里干活，高梁已长出小苗，区委干部坚胜（小岳各庄人，原名孙连，1981年探亲时范增领我到他家看他)找我谈话，我意识到是关于入党问题。不几天，村党支部在赵凤兰家开会(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宣布我入党了，没有什么仪式，没有候补期，记忆所及，"未填写申请书、志愿表。且即当选为支部保卫委员。我因当时思想幼稚，不懂党的基本知识，也不记得为党作了什么工作，准确入党时间应在194 5年3、4月间。根据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印发《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1982年9月29日)，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入党之日算起。1985年春11军政治部干部处发文通知，我入党时间定为1945年1月。
     1945年春，虽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胜利，中国敌后抗战局面也已大为改观，但日伪军仍疯狂一时。日本侵略者为最后“确保满洲”，把冀东划为“特别军管区”，在唐山设伪“特别公署”，由伪满巨奸姜鹏飞“统一领导”，推行“冀东满洲化”。敌人抽调伪满军11个旅24个团进关，连同当地伪军万余人，再次大规模剿扫荡。冀东形势出现了“黎明前的黑暗？。冀东抗日军民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打伪满军战斗。由于地处敌人鼻子底下的韦家岭，所以每天下午我们都要跑到二里以外躲避。我对这种消极逃难生活已相当厌烦，加上田里劳动时被父亲打一巴掌(不记得原因)，蓄之已久的出去抗日的念头坚定起来，就向范增明确提出了。当时正值县委(蓟遵兴联合县)要开办党的骨干训练班(对象是区、村干部)，即介绍我去参加集训，给我的化名叫“杨德”。当然，我是悄然离家，未通知父母双亲的。这次外出集训，成了我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和生活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啊，在这民族危难和民族觉醒的时代，我走过了——或者说提前结束了难忘的少年时期，令人感慨万千!
    讲课教员有县委宣传部长陆明和割部长杨光等，他们讲的问题我似懂非懂，不得其详。但对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抗日，建立敌后根据地，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对日不抵抗，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等，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另外，训练班一切事物，包括地方干部的语言、个性，无不感到新鲜和具有吸引力：还第一次看了尖兵剧社演出的“八月十五”、“兄妹开荒”等歌剧。当时我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均低，但却看到和接触了大量新鲜事物，扩大了眼界，进一步认识并接近了党，更加坚定了出来干革命的信念。我当即正式提出参加工作，并立即被县委批准了。训练班约20天左右。
    我并不喜欢由组织上给我取的化名，经琢磨改为方一川，这带有较多的随意性，因其笔划少，好写，姓、名既不古怪，又不太多见，可避免一般化和雷同，无任何含意。各人的名字只不过是一种代号、符号，无需加什么含意，旧时习惯以富贵荣华之类字眼加进名字去，我有点讨嫌。当时改名无需任何手续，只是向周围同志和领导说一下，就叫开了。解放后，一些原用化名的同志纷纷改为用原名，我也未改，因我对原名也并不满意。
    训练班结束时，正遇县抗联会将建立“青年救国会”。首先建立一个青年工作组进行工作，就吸收我参加了这个组，这是我走上职业革命的开端。没过几天，就分配我到六区(现天津市蓟县南部)作儿童工作，任儿圭团长。这个区为平原，  已基本上没有敌据点了。我第一次到生疏的地区，建立与发展儿童团组织，实在是赶着鸭子上架。记得在清石(一个上千户的大村)完小去讲话，慌得面红耳赤，走上讲台把讲话内容已忘的差不多了。在这个区工作大约一个多月时间，到8月，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了，艰苦的抗战终于胜利了!朱总司令于8月10日、11日从延安发出的连续七个命令的“号外”’“限令日伪军投降，我军应立即进占所有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理，维护秩序，如遇拒绝投降缴械者，应坚决消灭之”。“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部，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各就现地，向辽、吉、热、察进发”：“令贺龙、聂荣臻所部，配合蒙古作战军队向热、察、绥行动”：“令中国境内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解放区抗日军队，积极向日伪进攻，迫使日伪投降”：“令冀热辽边区李运昌司令员，迅速率部深入东北……”
     8月12日，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李运昌、行署剖主任朱其文等率领4个军分区司令员，8个主力团和朝鲜义勇队共万余人及4个地委书记和3500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跨过长城，向东北挺进。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漫漫长夜，抗日军民付出了惨重代价。这突如其来又来之艰难的胜利喜讯，使人们完全沉浸在欢庆胜利，喜泪交流的狂欢中了，顿感心中从未有过的舒畅、痛快!解放区的抗日军民，终于看到了胜利来临，真象晴天霹雳，令人回肠荡气，激动亢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啊！
    9月，我就调回本县(这时取消了原来的“联合县)三区作青年工作(当时青年救国会已改为青年联合会，属区抗日联合会领导)。途中，回到了离别近三个月的家。我参加工作时已发过夏服时间，还穿着一身离家时衣服，腰间系的只有新发的一双布鞋袜的包裹。一进南街就见到了饱经忧患的驼背的妈妈，她看儿子回来了，语言哽咽，泪垂双颊。
    三区区公所设在八户庄。这个区北至长城，南至二道山，西到石门和东陵西部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除长城附近的山区外，大部是平原。区内有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修建的古温泉，名“汤泉”。尤以东陵区，钟灵毓秀，风光旖旎。自然村约一百多个，包括马兰峪、堡子店二镇。区委当时称“派报社”，区委书记为温茂春，不久改为安鸿烈。副书记尹瑞祥(1949年随军南下到广西，1985年我到桂林旅游，听说他已离休在桂林，专程去看过他)。区长先后有赵阔东(1946年国民党军进攻时牺牲于蓟县)、赵全慧(日伪警察所反正过来的，听说在土改初期在“左”的浪潮中被群众打死，恐怕也有些误伤)、李国才等人。区委组织委员李华山魄工出身，未上过学，  1943年入党脱产参加工作，  1995年病故)、组织干事罗青山(也是村儿童团长出身，当过童工，1945年入党脱产参加工作)，此二人都是满族，马兰峪南一个小村马庄人，所谓“马庄”是为皇陵养马之地。抗联会主任安子丰，工会陈国兴，农会陈喜良(以后又有李祥)，妇联高明(郝各庄人，1946年同地委抗联的丁春生结婚。当时地委、专署机关包括冀东建国学院都驻于马兰峪特区南新城。这位丁春生，就是1942年冬开始任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十二区，即遵化北部、兴隆南部“无人区”区委书记，在艰苦、残酷环境中依靠群众、靠勇敢和机智坚持斗争的。建国后他们在唐山、秦皇岛工作，高明曾任秦皇岛副市长)、李瑞峰(三区孟家窝铺人，小脚，1942年参加工作，坚持游击战争和建国后一系列革命和建设工作，当到县妇联主任，足迹遍及全县城乡，令人满怀敬意。70年代初退休后改离休，1995年病故)。武装大队长李佩芝等。此时日伪已逃窜，全区光复。我们四处安定秩序，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工作基础较好地区，各种群众组织——农会、工会、妇联会、青联会等逢彰发展，我们作群众工作的干部互相配合，深入农村，对农村青年工作和其他名项中心工作，我已不发怵了。绝大部份村子都活动过，到处吃派饭(干部下乡吃派饭，应该是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不管什么干部都没有特殊招待，进相第一件事是找村干部“号饭”。吃派饭并不给群众增加麻烦，老乡家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同桌而吃，边吃边聊，无拘无束，形成了亲密和谐的关系，绝没有现在的酒肉招待，陪吃陪喝现象)。日伪军逃离马兰峪后，即到马兰峪参与“接收”。这是个清王朝陵寝所在地，满族人(过去称“旗人，，)较多，封建势力较雄厚。日寇为表示对“满洲国，隗儡皇帝溥仪“友好”，划为“特区”，作为“伪满洲国”的领土，由伪热河省直辖；曾设有日本“领事馆”和日军、“满洲军”、警备队、特务队等，所驻机关和军队名目之多，数量之大都不亚于县城。在“五陵九圈”搞所谓“模范治安区”，边缘地区搞“无人区”，实行所谓“治安肃正”。我们进去由商会安排在商号吃“派饭”，“旗人”见面行“请安”“礼”。“旗人”多为“陵户”，过去是“铁杆庄稼”(吃皇粮)，俸米禄银，现在自食其力，虽穿着摆设还象样，生活已贫苦，有的穷困潦倒。     l 9 4 6年春夏，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我主要是在马兰峪地区参加组织群众清算斗争(清算汉奸、恶霸等依靠日伪势力敲诈勒索得来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同基本群众生活在一起，直接参与群众运动实践，密切了同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感情，我受到了第一次可贵的锻炼。这段时间，并无闲情逸致去观赏这座规模庞大、宏伟壮观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何况当时荆棘丛生，残破不堪。1945年日本投降后，继军阀孙殿英指挥国民党第12军盗陵之后，1945年秋日本刚刚投降，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第二次盗陵。这次主犯是当过八路军，抗战中出生入死、时任军分区敌工部长的黄金仲和惯匪王绍义。第二次盗陵时间长达3个月，损失惨重(孙殿英当年只盗掘了乾隆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而第二次盗掘的是3座皇帝陵——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和同治的惠陵，与一座皇后陵——慈安皇后的普祥峪定东陵)。黄金仲等人是以“皇上是最大的地主，因此他们的陵墓不应保留”为盅惑人心的借口，被他们煽动参与盗陵的竟达数百人，不仅有流寇惯匪和盲目挺而走险的村民，还有我们的区长(当时东陵区尚归蓟县管辖)、公安助理、区小队长和不少区、村干部和民兵。当时北平、唐山的国发党军统特务也插了手，造了些舆论，还截持了主犯黄金仲，另一主犯王绍义追捕5年才擒获，1951年正法。
    1945年11月左右，专区青联在刚收复的玉田县城开办儿童工作训班，我奉调参加。主要课程是学唱歌(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论联合政府”、“团结就是力量”等)，学打霸王鞭和有关开展儿童工作的课程。学员最小十三岁，最大二十一岁。我当时已不愿再作儿童工作，硬着头皮学习一个月结束，仍回本区作青年工作。
    三区与我家乡四区为邻区，距家很近，差不多每月可回家看望一次双亲。1945年冬时局动荡，美军10月初陆续侵入北平、唐山地区。 11月，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4个师在秦皇岛登陆，并侵占山海关。有关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各种消息和谣传不胫而走，老百姓开始惶惶不安。父母双亲这时也一度劝我回家——这是家父家母唯一的一次“拉后腿”。我凭着革命热情和坚定信念，义无反顾，毫无所动。
    被日伪军占领十多年的遵化古城，此时驻扎五个大队伪满军“一心队”，加上保安联队、自卫团和伪警察等共4000多人。日本宣布投降后，伪军内部开衫垮人始分化，“一心队”司令捷川田集伪军头目开会，要“一心队”护送他们(当时城内共有日军80多人，主要为教官和顾问，加上其家属105人)到葫芦岛。伪军头目们表面接受，私下决定出发前全部杀掉日本人。公推作战科长陈天喜又司令。这伙人一反常态，往日的主子一夜之间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伪满军一的未同国民党接上关系，对共产党、八路军持彷徨态度，曾一度允许我少数军政员出入县城。县支队政委杨勃只身进城劝降陈天喜，陈态度暖昧，虚与委蛇。他们发现国民党进唐山受降，便决心拒绝投降我军，扣押杨勃，加修防御工事，孤军待援。国民党驻唐山行营主任姜鹏飞派人化妆乞丐潜入城内，把国民党先遣军第7总队少将司令的委任状交陈天喜，又口授机宜，陈遂铁心顽抗，独揽大权，凭藉城坚地险，负隅顽抗。我进城劝降的县大队政委亦献出生命。我地方部队和民兵百日围城(三区民兵亦参加了围城袭扰)，几次攻击失利，付出重大代价。到了1945年12月，顽敌发现我进军东北路过的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投入战斗，不敢据守，于12月31日  夜仓惶弃城逃窜；沿途大部被歼，残部逃到唐山附近。这是遵化城第一次重见天日。
    我入党时还非常幼稚，党的观念相当模糊：虽经县委集训，但对党的生活并不了解。因此在l 9 4 5年6月训练班结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时，不知道要办理党的组织关系，稀里糊涂地丢掉了组织关系而自己又无觉察。到了1946年2月左右，区委李华山见我工作积极，思想单纯，政治可靠，找我谈话，了解我的历史情况。我意识到他在考察培养我入党，这才表明我已入过党了。经向蓟县县委组织部联系，顺利转来了我的组织关系，这才正式参与党的组织生活。这次对我教训很深，再不敢马虎了。 
    1946年初夏，马兰峪及附近陵区范围划为特区，建立公安分驻所，我调任分驻所干事，分管内勤。所长陈国华(原三区公安助理)，后改由傅震光接任(傅震光，河南洛阳人，1939年高中时入党，1940年经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西安“八办”工作，又去延安。日降后到冀热辽区党委分配冀东马兰峪工作。建国后调唐山，曾任路南区副区长和区人大副主任，先后去看过他2次)。不久，又专门成立东陵派出所，所长纪子珍。有趣的是同区公安助理常万春有接触，一起开过会，我也知道他是我表兄(大舅第二子)，但不知犯了那种痴呆 症，似并未相认过，直到他在南新城手枪走火负伤离开。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作，我曾数次去他家拜访过他。
    1946年8、  9月间，国民党以大量兵力，并纠合伪军和反功地主武装，东自山海关，西到密云，南自武清，北达古北口外的滦平，疯狂地进攻冀东解放区。  1946年9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遵化城，  9月12日侵入马兰峪。区委书记杨青带领我们在东陵区西部同蓟县接壤的黄花山一带坚持斗争半月左右，直到敌军退去。我曾写了一篇揭露顽军在马兰峪暴行的稿件，居然在《冀东日报，，见了报。杨青，一位年青有为的干部，时仅22岁，朝气蓬勃。后调任县武委会主任。 1947年7月，由杨青任团长兼政委的“遵化县远征随军担架团”随在冀东组建的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转战冀东和东北战场8个月，被9纵和冀东区党委分别授予“遵化县随军远征模范担架团”光荣称号。  1948年夏，这个团又参加了热南战役。当年冬，这个团发展为6个团，仍由杨青任总团长兼政委，投入平津战役支前。  1981年在天津，听说他在一个医学院任副院长，我去看望了他。他仍津津有味地谈起1958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十年动乱中受到胡耀邦牵连，等。
    当年1 1月，我到迁西山区参加冀东行署公安局举办的公安干部训练班，学期二个月，稍微系统地学习了公安业务。公安局二科科长方飞(解放后曾任唐山到市长)，每见面喊我“小方”，三科科长周平等，经常任教，训练班距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很近，间或参加一些重要报告和活动，如李楚离、张明远的报告等。 1947 年1月底学习结束，即调县公安局三股(机关保卫股)任股员。代局长郑修，到局长崔佑中，三股股长田茵。 
    对我最重要的一次群众阶级斗争的洗礼，是1947年夏，参加农村的土改运动。这次土改，仍按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进行，具体政策尚不够明确和完善。  1947年9月13日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央正式公布实施)。<<大纲>>反映了广大农民几千年来的迫切愿望，推动了土改运动的进行，为消灭封建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但这次会议使“左”倾错误有了发展，  1948年2月11日，中央在由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指出：“还是宣传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而不是孤立地宣传所谓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其特点就是过左”。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首先是冀东区党委组织了土改工作团，在遵化(当年6月，遵化县城第二次解放)搞土改试点。县委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搞土改。我参加了在县城东北约五华里的田庄工作组，按要求，进村后一个星期内，都要交一个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朋友，逐步组成贫雇农小组，建立农会，树立贫雇农优势，召开诉苦会，把受剥削、受欺压的苦水倒出来。我是在农田里找到的朋友对象，姓王，兄弟两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处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悲惨景况。同他们一起吃糠团、野菜。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通过一系列的深入和串联，同贫苦农民建立了阶级感情，对他们的思想、感情、苦难和农村封建压迫的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深切的感受。同时摸清阶级底数，搞清阶级阵线，待酝酿成熟时再有步骤地组织群众性斗争，平分土地。工作后期，早秋已熟，我最常联系的三家想法给我做新鲜饭吃：特别是临离别这个村时(我提前离开了)，几家农民兄弟再三口丁嘱不要忘了他们，要把这里当“家”，把我送出很远；在街上碰到卖樱桃的，大把大把地往我口袋里塞，最后噙泪告别。遗憾的是，我未赶上斗争和分土地的高潮，我也未能再去田庄看望他们!星移斗转，人世沧桑，他们的命运如何?可以预料又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解放亿万农民生产力的土地改革，彻底砸碎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的确是一件划时代、破天荒的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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