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前夕，我的家曾一度是向上的中农，父母亲也一度盘算过好日子，精打细算求“发家”。但目睹民族危亡和苦难，幻想很快破灭。我从懂事时起，思想的野马也曾一度在旧轨道上奔驰。什么务正业，作顺民啦，长大了买一辆大车跑买卖啦，家人也议论过到马伸桥(村西十五华里，蓟县东部一镇)药铺学徒，等等。然而，残酷的现实，迅速地从思想上把我拖出了原来的小天地，时时带着好奇和激情翘望着火热的抗日斗争和斗争的每一个胜利。约于l 9 4 0年左右，也曾听到大人们私下议论“中央军”北上抗日，因黄河涨水未能过河等所谓“新闻”。又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偷偷讲：“蒋介石抗战救国，汪精卫是汉奸卖国贼”；并在黑板上画中国地图，说明蒋介石抗日的“战略方针”，说日本鬼子象一把豆粒，当把豆粒撒向全国时，再一个一个地消灭他。讲完又嘱学生们严守秘密。这件事直到参加革命后也未想通，他从什么渠道得来的材料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解呢?学校暗中是教抗日政府的课本。
l 9 4 2年，一次日伪军清乡，抓了
这期间，不论环境和缓一些还是多么严酷，常有我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侦察员到村活动，多次就在我家吃饭，妈妈尽量给做好的吃。村里范增、赵凤兰、张全等人是作秘密工作的，都对我有影响和鼓舞。尤其是范增，化名品一，比家父小一岁，同家父关系密切，我称他大叔。他在学校时曾当仆役(给学校打杂，给老师烧饭等)。是韦家岭最早入党者之一。他对我教育、关心和影响最大。可是当时，村中仍有一二男人(并非老年人)脑后仍留一条长辫。我始终不解，满清王朝早已不复存在，他们为何还对这条辩子恋恋不舍呢?
从l 9 4 1年l 1月到l 9 4 2年，在当时冀东军分区李运昌司令员，包森付司令员等的统一组织指挥下，以包森兼团长的13团为主力，开展了打治安军战役，仅在遵化就歼敌3600余名，三个整团，大大震奋了人心，也改善了我军装备(治安军装备较好)，为渡过敌后抗战最艰苦岁月打下了基础。提起“老自”，敌人丧胆，老百姓家喻户晓，人人竖大拇指，成了冀东传奇人物，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可惜，他于l 9 4 2年2月在遵化北部战斗中牺牲，年仅3 2岁。l 9 8 7年夏，我离休后携妻返冀东故乡，重游蓟县盘山，拜谒了盘山脚下烈±陵园，包森烈士即葬于此。每次战斗胜利，群众欢欣鼓舞，在困难情况下，争做烙饼，炖肉，炒鸡蛋慰劳子弟兵。抗日斗争的漫天烽火和日本鬼子血腥屠月下的亡国奴生活，强烈地启发着我们这刚刚懂事的小学生的民族觉悟和战斗意志。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怒潮，磁石般吸引着我们，敦促着我们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早熟，唤醒和激励人们投身于神圣的民族战争的行列。抗战期间一些平时为人正派、接受革命和抗日思想较早的人，如范增、韦德、张全、张文、赵风兰、赵凤瑞、梁万福、崔和、范永贵及家父张祥等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如韦德(化名鲁子连)，于1941年参加我区基干队，1945年1月当指导员，战斗负伤，2等乙级残废。建国后曾作为县荣誉军人代表出席全国英模代表大女，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曾安排任县民政科副科长和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因无文化和水平、能力太低，不能胜任，50年代退职回家，曾任村支部书记亦不胜任，不受拥护。他弟弟韦升主动替本村人崔平去当伪“区团”，拉出一个班人枪投入八路军，日本人来村杀害了崔平作为报复，韦升亦在战斗中牺牲。
当然也有败类，如我家隔壁的赵坤，当伪军小队长，无恶不作。他喜吃猪腰子，人称“腰子队长”，我亲口听他摆过嫖女人的丑行。60年代未开始的十年动乱中，本村抗战中的一些骨干人物，如范增、张全、张文等人，均横遭打击摧残，其中就有土匪出身的梁万金，当过日寇特务组织“兴亚队”的梁万安之类社会渣子兴风作浪。
l 9 4 3年上半年，由于开展广泛的粉碎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和恢复区的斗争，摧毁了敌人沟壕堡垒政策，打开了局面。村里成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儿童团、妇女会、抗日救国会、老头队和识字班。我报名参加了儿童团并任团长。儿童团是在青年报国会建立之后成立的一个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少年抗日组织。团长由选举产生或指定。下设小队或班，人数不等，有班(队)长。成员都是十几岁的男女儿童，大部是在校小学生。其纲领是：团结当地各阶层儿童，努力学习救国的知识与本领，拒不接受奴化教育，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各项活动。平时工作有：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学唱革命歌曲，保守抗日秘密，武器则是红缨枪、木棍等。我们一是学唱抗战歌曲，如“叫老乡”，“八路好”’“中华民族”，“五月的鲜花”，“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等。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到处都是抗日歌声汇成的海洋。这些歌曲有如阳光、空气和雨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激起了整个民族的同仇敌忾，动员无数同胞直接或间接投入了抗战的洪流。不论男女老少，人们以激越悲愤的抗战歌声来渲泄、抒发抗战到底的心声。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也起劲地唱，而且很多歌曲至今难忘。二是站岗放哨，送信带路。村东黄土山和南山头上，架一棵“树”，发现敌人从东面来了，“树”立即倒向西面，人们立即“跑敌情”。有一次，我奉命到上庄(2华里)送信，从西头进村，正好敌人从东头进村，在街上迎面相撞，别无办法，只有咬牙镇静前行，从东头出街，未引起敌人注意。约在l 9 4 4年，范增等也曾计议推荐我去盘山(坐落北平东90公里燕山南麓，平、津、唐二角交汇地带，为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军政学校上学，终因年幼，父母双亲不放心，未果。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