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七·一”，冀东军区“尖兵剧社”和我们十五军区“长城剧社”联合演出了反映人民及其子弟兵反对日寇“集家并村”法西斯暴行的四幕话剧《地狱与人间》。这是冀东抗日根据地一次空前大型演出。军区首长指示，在纪念“七·七”抗战八周年的时候，赴军区驻地演出，由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同志带队，从遵化过平（北平）唐（山）公路去玉田，护送我们的部队，是遵化县付支队长耿兆江赎买带的一个加强排。
7月3日下午，这支文艺队伍从滦河东出发了，两个剧社在一起行军，队伍显得格外活跃，阵阵歌声、笑声、口号声不断地在深山峡谷中回荡。“尖兵剧社”社长黄天同志喜欢讲笑话，象一部活的《笑林广集》。他讲的每一个笑话，都引起一阵捧腹大笑。所以每次行军，不论是在崎岖的山间小路，还是在平川大道上，总是前前后后地围拢着不少人，成了 “疙瘩队”。当然，人们愿意接近他，不仅仅是为了听笑话，他平时待人热情，关心体贴，与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逢同志们不高兴的时候，他总是和言悦色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工作中有了困难，总是热情地帮你出主意想办法。即使出了什么事，他也不发火，总是乐呵呵指出问题之所在，受到同志们的敬佩、赞扬：“黄社长象位慈祥的妈妈！”
黄天同志，1938年入伍，是上海崇明岛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他原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艺科长，为了加强冀东的文艺工作，把他调到冀东，谁都知道抗日根据地艰苦，而“尖兵剧社”又是由几个单位凑起来的，基础比较薄弱。黄天同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愉快地走马上任了。那时，他已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因他害着心脏病。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给他调来了公务员，他谢绝了，他说：“自己办自己的事更方便。”给他一匹马，他立即送了回去，背着大得象背包似的挂包，迈着轻捷的步伐，与同志们一起行军、作战、演出。他喜欢行军，除了走前跑后地照顾队伍外，还抽空进行作品构思。他深有体会地说：“夜深人静，除了嚓嚓地脚步声，再也没有别的干扰，是构思作品的好时候。”一到宿营地，他又忙着把想好的作品记了下来。当时，虽然行军作战频繁，但他的作品是很多的。“地狱与人间”这出戏（音乐家今歌作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一部新作。
“哎哎，你们看！”黄社长扭回头来，指着我说：“王指导员今天行军，怎么落在后头了？”同志们的目光“飕”地朝我投来，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知道这是他和我开玩笑。红着脸正要说句什么，不知是谁喊道：“欢迎指导员唱个歌好不好？”“好！”行军路上又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最后一片晚霞消失了，大地渐渐变得昏暗起来，人们的声音也随着静下来，只剩下沙沙脚步声。我们踏着残月的银光，一气又走了50多里。
夜空中，块块乌云越来越多。才参谋长看了看夜光表，已经12点了，离宿营地鲁家峪还有15里地，中间还要翻过一座大山，他扭回头看看部队，女同志和小鬼渐渐地落在了后边，尽管不断地下达着：“向后传，加快速度”的命令，可是掉队的人越来越多，行军速度越来越慢。他又考虑到两个剧社目标太大，临时决定夜宿杨家峪。
杨家峪是遵化南部的一个山村，边界三面环山，往南二里地就是去丰润公路。村中仅有两条街，被一条小干河分开，中间架着一座小桥。我们就住在河沟北面的街里。
冀东敌人恨透了这支文艺队伍，千方百计地“搜剿”我们，所以，每次演出后，不管天气多晚，气候多么恶劣，我们都得转移。这次因为汉奸告密，敌人纠集了1700多人，翌日清晨，把仅仅200余户的杨家峪重重地包围起来。狡猾的敌人，利用我们撤回岗哨的机会，偷偷的接近了村子，直到拂晓未放一枪。
晨曦微露，天空飘着淡淡的去雾。两个剧社的人有的刚听到集合声，有的刚走出来。突然，沙河南沿上喷出了几条火舌，激烈的枪声撕破了黎明的寂静。才参谋长掏出他的“快火”，“突……”一梭子弹射向敌人，接着他一挥手，命令我们撤退。集合场上的人“刷”地闪到背后的一条胡同里。
警卫队伍迅速卧倒在北河沿上还击。密集的子弹“啾、啾”地叫着，从四面八方飞来。敌人的嚎叫声和枪声响成一片，警卫部队被迫撤回胡同里。
我们被包围在这狭小的胡同里。剧社的人，除了干部有几条短枪外，其余的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这时，才参谋长指着胡同口命令道：“趁天没亮冲出去！”“是！”黄天答应。
队伍立即组织起来，警卫部队在前，女同志和小鬼在中间，轻伤员跟着走，重伤员由男同志搀着，有战斗经验的在后面。黄天同志虽没有战斗经验，也留到后面掩护。我们集中了所有的火力，一阵猛打，队伍一起从胡同口冲了出去，这时，天还没亮，加上蒙蒙晨雾，冲进村里的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被我们甩出的一排手榴弹打得晕头转向，连滚带爬地闪开了一条路，我们乘机冲出了村子，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层包围。当我们冲上村西山坡时，山上敌人的机枪迎头扫射过来。警卫部队伤亡很大，我们被迫退回山下。枪声较稀疏。狡猾的敌人埋伏在山上，等我们冲上西南山坡时，突然开火，把我们压制在山脚下的大坝坎下。 我们清点了一下人数，仅剩下二十多人，大多数是女同志和勤杂人员。还有负伤的同志和警卫班的几个战士。
天亮了，透过淡淡的晨雾，发现东面大山上，有一面敌人的大红旗，红旗指向哪里，哪里的枪声就激烈起来。
“我们兵分两路。我们向西，吸引敌人的火力。”才参谋长指了指飘着红旗的东山，向我和朱希明（长城剧社的副社长）低声地下了命令：“你们带领女同志和小鬼，向东突围》”“不……”我一听急了。才山同志是军区首长，黄天同志是我的老首长，他们还带着伤员。怎么能让他们吸引敌人的火力呢？“跟我来！”才参谋长把手一挥，和警卫班的几名战士，跃过坝坎，迅速地向西猛冲猛打。东山的红旗又指向西山，顿时枪声大作。
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我在前，朱希明在后，隐蔽地向地向东冲去。东山是杨家峪附近最高的一座山。山上峰峦起伏，怪石嶙峋，山下是十几里长的大沟。刚出村东的葡萄架里，尖兵剧社的马夫王风来牵着驮满道具的骡子，被枪声一吓，卡在葡萄架下，驮子高，葡萄架低，怎么也牵不出来，他打一下骡子，猛跳一下，葡萄架也猛颤一下，急得他满头大汗，我急忙帮他卸下驮子，他牵出骡子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十几个人拉开距离，先选好大石头，然后猛跑过去隐蔽起来，一个一个地挨次跃进。
那面红旗正向西指着，西山上的枪声一阵比一阵紧。
距离高峰还有一百多米的时候，我们在几块巨石的背后隐蔽着，准备最后突围。我拨开草丛向山上望去，红旗下站着十几个敌军官，正举着望远镜向西山窥望。山峰南的鞍形部有三个鬼子，目不转晴地望着西方。显然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我们立即决定从这个鞍形部北方冲出去。大家鼓足了力气。
“冲啊！”我举起没有子弹的手枪，一边喊着，一边朝鞍形部位飞快地冲去。
我们的突然出现，把敌人吓呆了，以为是袭击他们的指挥部。顿时，敌人惊得面面相观。这些平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家伙吓得丑态百出，有的望远镜从手中滑落在地上。有的伸手掏枪，竟连枪也拔不出来，吓破了胆的那三个鬼子，连滚带爬地逃走，举旗的那个敌兵，不知所措地摇晃起来。唉！真可惜！我们连一粒子弹也没有了，不然是多么好的一次歼敌机会呀！我们顺利地冲过鞍形部，快下到山腰时，敌人才醒悟过来，当山上的枪打下来的时候，我们已冲出了最后的包围圈。离杨家峪已经十多华里了。
事后，据幸存的同志介绍，才参谋长和黄天等十几个同志，为掩护我们，被围在西山角下的一片葡萄园内。这时，所有持枪的同志都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了，敌兵的吼叫声，狗翻译撕破喉咙的劝降声，他们似乎没有听见，都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
天空灰蒙蒙的。笼照在山头上的云雾久久没有散去。
抑卧在葡萄架下的才参谋长逐个地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和黄天同志交换了一下眼神，狠狠地吸了几口烟，扔掉了烟蒂，向敌人闪过轻蔑的一瞥，举起手枪，把最后一发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参谋长……”黄天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才山同志，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肩头激烈地颤抖起来，一颗颗泪珠涌出眼眶。他擦去泪水，含情地望着同志们，翕张着嘴唇想对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说句什么，喉咙哽住了。他收回目光，推上了手枪里最后一颗子弹。受了重伤的通讯员想爬过去夺下他的枪，救出这位可亲可敬的首长。可是晚了，只听“呯”的一声，黄天同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社长……”杨斌伏在黄天同志的遗体上，泣不成声。
今歌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胸部。也许没有击中要害，她呼呼地喘着粗气，吃力地朝前爬了几步，把手枪藏在坝台里，才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后来，我见到她地遗体时，她象沉睡似的安祥。
人们砸碎了所有的武器，烧毁了文件，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当敌人好久没有听见还击的枪声时，便冲了过来。杨斌怒视着走来的鬼子，用上肢撑着身子爬了两步，猛地抱住鬼子腿，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得鬼子嚎叫一声。用刺刀割断了他的喉咙。年仅18岁的青年党员杨子臣，腿上负了重伤，不能站立，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挺立起来，搬起石头，向敌人砸去，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扑向敌人。刚入伍的青年学生杨素贞，至死不当俘虏，破口大骂敌人，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挂重花的朱愉鼎满脸血迹，早已失去知觉。当他从错迷中醒来时，所有的同志都静静地躺在血泊里。前面站着几个凶恶的兽兵，顿时，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但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他已经不能动了。只翕动了几下干得发白的嘴唇，又昏厥过去。这是在场地唯一幸存者。他，记下了这悲壮的场面。
林志强、席珍两个女同志刚一出门，被敌人堵在院子里。几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在门外晃来晃来。后面是高高的围墙，他们又手无寸铁，怎么突围，怎么突围？她们正想跳墙出去，房东杨大娘把她俩拉进屋里，迅速地找出女儿、儿媳的衣服，急燎燎地解着她们的衣扣：“快！孩子，听大娘的话，出不去了，换上吧！”
大门口传来鬼子哇哩哇啦说话声。
杨大娘抓起她们换下的军衣，急忙塞进灶膛里。她看席珍的脸色还有些发白，抬手抹了几把灰。这时，她像想起了什么，猛地转过身来，从箱子里掏出一件红兜肚，对席珍说：“八路军不穿这个，快穿上” 。“我……”感动的席珍眼含着泪花，说不出话来。“快点呀！”大娘催促着。“大娘，等我们回来再还您衣服吧。”林志强拉着穿好的席珍，就往外走。“不能走！”杨大娘急急地张开臂拦住她们，指着林志强说：“他问你，你就说是我儿媳，又指指席珍：“你就是我闺女”“大娘，我们好几个人，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受连累……”席珍不安地说。“同志！你怎么这么说呀？”杨大娘一听火了，嗔怪地说：“你们为了啥？我看过你们演的戏，不打出鬼子，咱就得进 ‘人圈’，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得救出你们”，说着撩起衣襟擦去泪水。
“叭叭！”院子里突然响了两枪，窗户纸震得“哗哗”直响。房顶上钻了两个小洞，震得房子上的土直往下掉。接着，卡、卡的大皮靴声越来越响。杨大娘刚把她俩推到炕角，几个鬼子、伪军端着刺刀闯进来。一个鬼子斜楞着三角眼看了看林志强她们说：“统统的花姑娘的！”最前面的那个伪军，凶眼圆睁，朝大娘晃了晃刺刀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八路军女戏子？”“八路军天没亮就走了。”杨大娘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们都是老百姓。”伪军转着狡猾的眼珠，挨着儿端祥了一番，猛地把林志强从炕上拉下来，狞笑着说：“你女八路！”林志强向着那个尖嘴猴腮的家伙闪过鄙夷的的一瞥，暗暗地攥紧了关头。“老总，慢着点儿，我儿媳妇有身月了。”老大娘护着林志强说。伪军信以为真，松开了手又来拉席珍。席珍涨红着脸，愤怒地瞪着伪军。大娘怕她说话露出外地口音，忙不迭地指着她的背说：“香芝，别害怕，不要紧！”“什么？”伪军似乎听错了，问道：“你们都是八路军？”伪军把席珍拉下炕来，席珍踉跄几步，头险些撞到门框上，杨大娘上前一拦，伪军回手就是几枪托子，把大娘打倒在地上。林志强、席珍急忙上前扶起，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大娘打倒在地上。林志强、席珍急忙上前扶起，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大娘。“走！”伪军抓住席珍的上衣就往院里拉。“哧”的一声，撕掉了她的衣服上的扭扣，露出了半新不旧的红兜肚。伪军眨巴眨巴眼，凶狠、恶毒的目光顿时消失了，笑嘻嘻地向鬼子一哈腰：“统统的老百姓。”悻悻地走了。
戏剧队副队长冯树奎腿上挂了花，被敌人拉到院子里这是他们在这儿唯一的“俘虏”。伪军把他晒在太底下，成群的绿豆蝇叮在他的伤口上吸血。可是他连赶一赶苍蝇的力气也没有了。就这样还派了一个伪军看守着，连老乡送一碗为汤都不让。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为他赶了赶苍蝇，还挨了伪军一枪托子。老大娘早就恨透了这帮人面兽心的家伙，下决心救出自己的亲人。她边思考着，边走到几位老大娘的身边，窃窃私语了一阵，布满皱纹的脸上顿时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
“唉，她大婶子！”另一位老大娘帮意大声说道：“东院的花衣服可多了！”“真的？”爱财如命的伪军一听，像狗见了屎一样，馋得直咽唾沫。
“南街上的老总装得都背不了啦！”老大娘见伪军有些踌躇，又来一句：“净些绸子缎子的。”伪军再也忍不住了，提起枪就跑，刚到门口，脚突然停住。扭回头来拍着手中的枪威胁说：“你给我看着这个八路，回来没人朝你要！”
大娘望着跑去的伪军，赶忙把伤员藏到柴禾垛里，他们也悄悄地溜出了院子。
护送剧社的部队，在支队长耿兆江的带领下，虽经与顽敌浴血奋战，曾两出两进，付出很大伤亡，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将剧社同志带出多少。
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杨家峪。在离村三里的路上，到处都是同志们洒下的鲜血。正准备安放烈士遗体的乡亲们，看见我们，一齐围拢上来，个个泪流满面地诉说着战士们牺牲时的壮烈情景。
我们找到了被老乡救出来的伤员及三个女同志。在烈士的遗体中，找到了黄天，今歌同志和才山参谋长……
杨家峪人民按照当地的风俗举行了最隆重的安葬仪式。老年人献出了自己的寿棺，乡亲们的眼泪洒在烈士的遗体上。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刚懂事的孩子，个个抹着眼泪敬立在烈士的遗体前。
在一片泣哭声中，安葬了烈士。
翌日，“尖兵剧社”的同志要回军区，我们回分区。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泪水像断了的珠子，掉在地上，默默地握了握手，踏上了征途。虽然谁也没说一句话，但是所有活着的人，不管是负伤的，还是从敌人眼皮底下跑回来的二十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用文艺铁锤给日寇以猛烈回击，为烈士复仇。
为着回击敌人，“长城剧社”决定重新排演《地狱与人间》。
《地狱与人间》是反映1942年，日寇在长城沿线七八百里，宽数百里范围内制造“无人区”的悲惨事迹。日寇把人民强迫赶入“人圈”，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割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但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人民，坚持斗争，穴居冷食，过着原始社会生活，与日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我军挺进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剧中主人公高老头，是长城一带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日寇的“集家并村”把他的老伴、女儿凤姑，拉进“人圈”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不愿受日寇欺辱的儿子大生夫妇及乡亲们，逃进深山，团结在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边生产边战斗，尽管身居山洞，缺衣少食，却过着“风儿暖鸟儿唱”自由的人间生活。数月后，正处在奄奄一息的高老头的老伴，惨死在伪警长的皮鞭下，含恨离开人间。凤姑不堪日寇的侮辱，怀着为亲人报仇血恨的决心逃离“人圈”。日寇抓住高老头带路，进山搜剿，被大生及乡亲们解救出来。“八路军来了！”受苦的人们终于重见天日。在喜庆的日子里，女婿春儿也回来了，高老头一家重新团聚。
黄天同志牺牲后，导演的任务落在冯树奎的身上。他伤还没好，就拐着腿组织排练，还兼演群众角色，并让我饰高老头。我过去没有演过戏，现在让我演这样一位苦大仇深的老人，距离太远了。为了完成牺牲了的战友未完的事业，为着回击敌人，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原饰大生的演员郭铁民，替今歌担任了乐队指挥。朱俞带伤饰大生。原来饰日本鬼子的杨子臣同志牺牲后，角色由美术组夏恩太担任。朱希明饰警长兼翻译。饰女婿春儿的演员田庆同志，脖子还不能转动，也坚持演出，乐手谭庆红，胳膊上绑着绷带伴奏，所有乐队的人都化妆担任角色。会乐器的所有演员，下场后都参加演奏。
“长城剧社”的演员不仅艺术水平不高，斗争生活也很缺乏。单独完成这个大型歌剧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人们变得坚强了，都以空前的热情各尽其职，积极投入排练中去。每到一处驻地，人人都抓紧乐器、背台词、练唱歌，忘了休息，忘了吃饭。嗓子疼了，偷偷去泡“胖大海”，伤痛了，偷偷地抹上红药水。这样，党支部对党员提出保证休息的要求，都落实不了。这次战斗不仅给所有演员带来表演才能，好学上进，热情认真，而且排练场上也出现了空前的严肃场面。过去排练鬼子被打得连滚带爬的动作时，而引起哄堂大笑没有了，甚至连饰群众角色的十五岁的王志文，在排演高老太太惨死一场戏时，都落下了眼泪，这样，仅一周的时间就排完了这出戏。
不久《地狱与人间》又在遵化上演了。
演出过程中，当演到高老太太惨死在“人圈”，高老头回家、发现炕上的尸体时，我仿佛看到杨家峪战友们的尸体，泪水禁不住地涌出来。当老头被敌人抓去踏地雷时，我好像又冲到杨家峪的东山上，愤怒的烈火的胸中燃烧起来。当演到最后：“八路军来了！”的一场戏时，我为完成烈士的遗志，脸漾上开无比欣慰的喜悦，与观众一起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台上台下溶为一体，安息吧，才山参谋长！安息吧，黄天同志！安息吧，在杨家峪牺牲的战友们！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