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云关于毛山沟惨案的证言
刘庆云，男，1927年11月3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人
傅占贵，男，1931年4月26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人，现已故。
日军在我们毛山沟村制造了两次惨案，一次是1935年，一次是1940年。1935年，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驻扎在我们这里。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军打孙永勤部队，在我们家老房子门口，把我们村的刘万红（男，38岁）用枪打死了。在我们庄西岔子沟杀死了王殿增（男，40岁）。在黄花峪杀死了王起顺（男，28岁）。1940年那年，由于我们庄位于大深山里比较隐蔽，八路军的诊所、被服库、粮食库、军火库都设在我们这儿，八路军的伤员都送到我们这儿在各家住着养伤。日军知道了消息，农历九月二十七那天就来清剿。在黑枣峪（毛山沟所属的自然村）村抓住了我们村的刘万全（男，40岁），先把他吊在树上，身下点着谷子秸，问他有没有八路军，八路军的粮食、军火在哪儿。他不说，就烧，最后用刺刀把他挑死。刘庆合在刘庆祥家老院遇到日军，被日军绑到板凳上用凉水灌死。刘万亮（男，28岁）在黑枣峪被日军杀死。刘庆增（男，19岁）、刘庆森（男，17岁）在吴家沟村马山遇上日军，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傅国清、傅进增和王振合在村内被日军杀害。傅占贵（证人）父亲被日军当成傅国清抓起来，吊在刘庆顺家羊棚用火烧，经过拷问，发现抓错了才放开。这天，我们村共被日军杀死8人，伤1人。当时我们庄也就20左右户，除西沟4家房子外，全村的房子都被日军烧光，还烧死了王玉田家20只羊，我们家的两头猪一只狗，当时真的很惨。
调查人：刘素敏
调查日期：2006年9月15日
张宝义等人关于莫家屯惨案的证言
张宝义，男，1931年12月10日出生，务农，遵化市铁厂镇莫家屯村人，
刘福荣，男，1916年8月16日出生，务农，遵化市铁厂镇莫家屯村人
铁厂镇莫家屯村高升、高秀组织的抗日队伍，当时号称“高大队”，为阻碍日寇对东旧寨、莫家屯一带的侵袭，拆毁了东旧寨村北的二郎坨桥，被东旧寨镇徐家套村的汉奸苏万报告给了日军。1938年农历腊月二十八那天早晨，刚一露点太阳，驻迁西县三屯营据点的日本鬼子就把我们莫家屯村包围了，提前知道音信的年青人都跑出村了。鬼子挨家挨户地用枪把子砸门，砸到我（证人张宝义）家门时，我爸爸张万顺开的门，日本鬼子用枪把子一下子把我爸爸推出门外，用刺刀挑开我们的屋门帘，见我和我妈、我奶奶，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就推着我爸爸走了。
日本鬼子把从全村各家抓来的群众圈到村北的大坑，问高大队在哪里，群众都知道“高大队”就隐蔽在南山沟里，但就是不说。鬼子见群众不说，就用木棒子打人，当时就把李桂顺和莫永存的头打坏了。鬼子见群众还不说，就拉出18名壮年群众推进大坑，并让这18人跪在大坑里，用机枪扫射，又把堆在坑边的秫秸（高粱秸秆）堆到被机枪打倒的18人身上点火烧。其中没被鬼子打死和枪杀的李桂顺被火烧光了棉衣，疼得光着被烧黑的身子跑出坑来，跑到附近一家堂屋地上，又被日本鬼子追上用刺刀刺死。
鬼子见这18人死得差不多了，又到村里挨家挨户烧房子，烧了80多户，大火烧红了我们村的天空。鬼子烧杀完走后，坑里的张福春还没死，他从大坑里爬出来，浑身被烧得一个布丝都没有了，糊拉巴叽的，被别人抬回自家，不足三天就死了。
那天上午鬼子走后，我（证人张宝义）和我母亲、我奶奶从孤山跑回家，三间房子被烧得什么都没有了，到北大坑认我爸爸的遗体时，村里的其他死者家属也都去了，但因坑里的人都被烧焦了，都佝偻着身子，面部也都烧烂了，看不出模样，根本认不出是谁。我发现一个尸体下压着个铁片做的火柴盒，才确定这具尸体是我爸爸的遗体，因全村仅我爸爸才有那个用破铁片做的火柴盒。确认后，将我爸爸抬走埋葬。
调查人：莫广敏
调查日期：2006年9月13日
苏月芹等人关于沙坡峪村惨案的证言
苏月芹，女，1934年3月27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兴旺寨乡沙坡峪村人
王士泽，男，1934年4月23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兴旺寨乡沙坡峪村人
肖永起，男，1936年6月27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兴旺寨乡沙坡峪村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村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13团司令员包森同志经常在我们村活动，地下党、村办事员肖占文带领民兵在我们村隐藏一大批军用的枪支弹药和电台，民兵们还下过满洲队13支手枪，还有有名的长期接待八路军吃住的老房东邢德福，这些事都被汉奸告了密。
1940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本鬼子到我们村搞清乡大扫荡。天刚一亮，日本鬼子就包围了我们村，然后进村把村里所有的男女老少，老百姓都给圈到村大庙坡下，把小伙子圈到一个地方用柴禾围起来，把老年人和孩子圈一个地方放毒气，逼问藏的军用品在哪儿，谁是给八路军办事的人。第一个先把我（证人王士泽）父亲从青年小伙子中拉出来逼问，我父亲不说，就被灌凉水、棍打、枪杀而死。等敌人走后，村里人把我父亲尸体用棺材装起来准备埋葬，敌人又来了，老百姓都跑了，敌人又往棺材里倒上汽油给烧了。敌人拉出其他的人拷问，不说实话，就灌凉水、轧杠子、棍打、火烧、放毒气、枪杀、刺刀挑等害死。那天最惨的是王芝一家三口人，全被鬼子用刺刀挑死，母女俩是被日军轮奸后挑死的，闺女才15岁。还有张宝明的前妻袁张氏，20几岁，怀着孕，被日本鬼子轮奸后，用刺刀把孩子挑出来看笑话。敌人折腾一天，也没人说出实情，就烧房子、抢东西。天黑了，敌人紧急集合并带着几个小伙子走了，这一天，日本鬼子杀伤我们村民23人，死者19人，烧房子252间，及其中的粮食物品。我（证人王士泽）家8间房子都给烧了，粮食、物资被抢得一点没剩，只好过沟投亲靠友生活三年。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搞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真是罪大恶极并激起民愤，邢树林的父亲参了军，牺牲在抗日战争中，他的祖父邢德福被中央誉为八路军的老房东，在坚持无人区和地下党活动时，被日本鬼子围在长城尖楼里用手榴弹炸伤腿，药费花了好多，老死后弹片还留在腿里。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的血债累累，应偿还。
调查人：邢树林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2日
李长林关于鲁家峪惨案的证言
李长林，男，1927年3月3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地北头镇鲁北峪村人
今年我80岁，1942年3月日本“大围攻”，即日本对我根据地第四次“强化治安”，在历史上称为“42·3”惨案。那时冀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供给部、炸弹厂、被服厂、修械所、党校、电台、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唐山十五行署都建立在我们北峪村。北峪村成了冀东抗战的摇篮。日本鬼子对我村恨之入骨，在1942年3月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那时我十几岁，亲眼看见了日本鬼子的凶残，他们将我村孕妇于长合的妻子（30岁）轮奸后，又用刺刀将其肚子划开，刮出孩子用刺刀扎着耍着玩，还有许多人是活活地被烧死，被枪杀，被毒死（毒瓦斯熏死）。将我村人赶出去，形成“无人区”。我村房子全部被烧光，不包括在我村死伤的党政军人员，仅老百姓被枪杀、烧死、熏死50多人，老百姓的牲畜被枪杀抢走，所有的财产物资全部被抢走，党政军机关的损失更为严重，所有机关物资遭破坏，日本鬼子在我村犯下的滔天罪行血债难还！
调查人：张之兴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7日
张之兴关于鲁家峪惨案的证言
张之兴，男，1950年5月29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地北头镇鲁北峪村人。
我父亲张俊金（国家离休干部，于1999年病故）是1942年3月鲁家峪惨案的幸存者。日本鬼子往鲁家峪沟东白薯井内砍杀11个青壮年人中的第二个就是我父亲。当时我父亲宁死不屈与敌搏斗，咬了敌人的手。敌人将我父亲踢入白薯井中，往井中打枪，全部打在我父亲身上，但未中要害之处，以后被老百姓救出，幸免一死。解放后我父亲参加我国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指控，用日本鬼子在我鲁家峪犯下的滔天罪行控诉日本战犯，迫使日本战犯低头认罪，据我父亲控诉记录所写，1940年至1942年三年间，日本鬼子七烧我鲁家峪，我鲁家峪死伤人员1000余人，被烧毁房屋6000余间，给我鲁家峪人民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血债难还！
调查人：证人张之兴本人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6日
李连仓关于日军扫荡范庄的证言
李连仓，男，1938年12月29日出生，务农（村党支部书记），遵化市铁厂镇范庄人，
1942年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猖狂的年代。
1942年日本兵侵占到我们家乡，日本兵所到之处，真是如同虎狼进村，到处是哭声惨叫声。那一年的农历四月二十下午，百姓没来得及转移，小日本就进村了。他们挨家挨户地，不管男女老少，像赶羊一样，用带刺刀的枪逼着，把我们村的老百姓赶到邻村李家窝庄边的一个大坑里，当时那里有几个村的人。日本兵叫老年妇女小孩站在一边，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站在一边。小日本在人群中间放一块大石头，叫青壮年人轮流去搬那块大石头。没力气搬不动的，就被日军用皮鞭、枪托抽打一顿，把你打到一边去，叫能搬动的站在另一边。他们是在抓劳工。临走时，就把能搬动大石头的人带走了，带到辽宁省当时有个叫老虎台的煤矿去做苦工。我们村李连喜、李连丰、李连河、李连地、李连发、杨万年等30多名青壮年被抓走带到老虎台煤矿。在煤矿，他们每天背着沉重的煤筐和被皮鞭抽打的伤痕，吃的是狗都不吃的变了味的稀粥，睡的是稻草地，听的是鞭打声和惨叫声，闻到的是尸体的腐臭味。我们村好几个人都活活地葬送在那里，幸运逃回来的人也不像人样。
就在同一年，有一天小日本又进村了。这一次，抓住了叫李长才的人，敌人把他吊在村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从下边指使狼狗咬，从上边用刀一刀一刀地割，就这样活活地被日本兵给惨害死了。敌人抓到几个年轻妇女，把她们关进一个屋子，一个日本兵想糟踏一个妇女，杨家的年轻媳妇拿起菜刀反抗，被日本兵活活扎死。李长满被日本兵当活靶子打伤，久治不癒而死亡。
在日本占领我们家乡之际，即使是一个讨饭的也不放过。有个叫李顺善的出外讨饭，在半路上被日本兵杀害，十几条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死在了敌人的手中。
为行军方便，小日本毁坏我们村几十亩青苗，是日本兵烧毁了我们村几十间房屋，破坏了我们村内外长达3公里的路，牵走我们的驴、赶走我们的牛羊、抓走我们的鸡和鸭、拉走我们的粮食、抢走我们的被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中国时欠下我们的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调查人：李明印
调查日期：2006年9月10日
吴胜志等人关于八户庄惨案的证言
吴胜志，男，1927年5月23日出生，务农，遵化市石门镇八户庄人
杨绍耕，男，1940年10月22日出生，务农，遵化市石门镇八户庄人
在抗战时期，我们村虽没驻守日军，但距周围有日军据点的村都不远，往东15华里有堡子店日伪据点，往西有石门日伪据点，往北有汤泉、石各庄日伪据点，往西北有马兰峪日伪据点，距我们村最远的日伪据点才18华里。我们这里正是周围各日伪据点侵扰的交界处，周围各据点的敌人出来清乡、围剿，差不多都到我们村。所以，我们村经历过多次惨案，最惨痛的是“五·一八”惨案和“八月初八（农历）”惨案。
1942年农历八月初八，驻堡子店和石门两处日伪据点的日军同来并包围了我们村，将全村老百姓聚拢到村子的古庙前，还到各家各户搜查隐藏的地下共产党员、八路军及八路军家属。在古庙前，逼迫老百姓抬来十几口大缸，挑来水灌满缸，把崔志远、王忠、王化文、王德普、梁德成、闫树林等青年人轮番浸泡入水缸中，逼问他们谁是八路军和抗日家属，得不到回答就再浸，浸得几个青年死去几次。当时的武装班长王忠，被浸死过去几遍致病，几天后死了。闫树林被浸、拧、打得折了大腿，成了瘸子。然后又将小名叫天津的12岁男孩（小天津的哥哥是八路军）拉出人群，追问谁是他父母，小天津不说，日军就在大街上架起干柴，点着火，将小天津绑上大绳，几个人四面拉着扔进火堆，四周有刺刀围逼着，最后小天津活活被烧死。到各家搜查的日军从田纯家院内搜出八路军秘藏的文件，就把田纯拉出来拷打，田纯宁死不屈，冲开日军跑出门口，跳进街口的深井自尽身亡。当天，十几名日军还将村民崔连喜的妻子轮奸致残。
日军共烧毁我们村孟家、杜家等抗日家属房屋六、七十间，谷少臣、高玉山、杜奎、杨彩、仇功、王兴的儿子等数十名村民，都是在我们村被日军抓住，遭多次毒打，最后被杀死。顾明的前父韩顺被日军抓，又被灌凉水，又遭毒打，最后被打死。
马兰峪据点的日军来八户庄围剿，一次掠去40多名青年为他们挖战壕、修工事，张敏、王桂、王维汉等几人，因不给日军好好干活，被日军打死，就地埋了。
当时，我（证人吴胜志）们弟兄几个都参加地下抗日工作，由于叛徒、汉奸的告密，我妻子和我妻子的三嫂被日军抓住灌用开水泡的辣椒水，逼问我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已混在群众中被汤泉据点的伪军抓去修工事），被灌得死去活来致病，几个月后死去。我们家为躲日军剿捕，经常住到义井铺、寒河庄、南山坡等地。
由于日军在我们村多次制造惨案伤害我们，逼得我们村很多青年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如孟子捷一家八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都参加了抗日军队。又如孟子捷（名孟敏，号田功）、杜荣庭、韩忠、王金、王明、史西连、史彦如、吴胜芹、周占豪、王庭赞、谷士全、乔德贵、杨绍勋、李长林、张志、王德普、蒲希来、王悦、杨来子、田二骚、秃老记、王小秃、苟不理等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并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调查人：王翼飞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6日
刘凤林关于被日伪军拆毁住房残害其母的证言
刘凤林，男，1937年6月18日出生，务农，遵化市石门镇义井铺村人
我二哥刘明是1941年5月参军在八路军第十三团。1942年冬季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兵和区团特务约30多人，将我家5间正房全部给拆平，并立刻将我母亲五花大绑，押到遵化城内北池子“感化院”，整整押了4个月。我母亲每天不定时地被审讯，要我母亲说出我哥是否参加八路军、在什么地方。我母亲受尽种种刑具的折磨，直到被保回来也没说出我哥参加八路军。
调查人：刘凤林
调查时间：2006年9月8 日
胡海潮关于日军杀害胡立中的证言
胡海潮，男，1936年9月24日出生，务农，遵化市东陵满族乡西沟村人
我听我妻子说过，1939年4月份左右，我二爷胡立中和本村的阎庆富二人参加了义勇军队伍，是救穷人的。后来由于邻村叛徒特务的告密，被日军抓走，将其二人用铡刀铡掉头，把二人的头挂在我们西沟村南门楼的墙头上。为镇压当地老百姓连挂七天。当时，我妻子用木棍上绑一把扇子，边哭边给我二爷他们的人头轰苍蝇。
调查人：杨文清
调查日期：2006年10月8日
时明关于日军清乡的证言
时明，男，1927年4月28日出生，务农，遵化市石门镇前六盘营村人
1940年4月份，驻石门据点的日军到我们六盘营村清乡。将全村的男女老少围到村中央，用刑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将村民杨瑞、张术先、张永财抓起来，用枪托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皮鞭抽，用尽严刑，最后将张术先、张永财抓走，几天后杀死在石门村北的龙门口。
调查人：杨海成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5日
代守珍关于日军在复兴村清乡的证言
代守珍，男，1931年3月26日出生，务农，遵化市东陵满族乡复兴村人
我们复兴村，原来叫平桥子村。日本虽没在我村住过，但是他们经常到这儿来清乡。使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才10岁，即1940年农历腊月二十三的夜间一点多钟，来了很多日本兵，都带着枪。把我们村人全部围到太后陵那里去，在那里共打死我村6人，有我两位表兄曹士祥和曹士明、刘养田、翟发、刘万林、刘井福。其中曹士祥是在定陵平桥子被打死的，其他5个人是在西大河被打死的。到农历腊月三十的晚上，我们村别人才把这6人尸体拉回来埋葬。
调查人：杨文清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9日
王俊等人关于日军在讨伐路上杀人的证言
王 俊，男，1938年2月11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平安城镇张家街村人
王 群，男，1935年6月5日出生，退休医生，遵化市平安城镇张家街村人
王 艾，男，1941年6月7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平安城镇张家街村人
李成，男，1931年9月2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平安城镇王家街村人
王文全，男，1937年3月5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平安城镇王家街村人
杨义民，男，1934年7月7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平安城镇王家街村人
兰利田，男，1927年10月14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平安城镇张家街村人
1941年农历三月十六上午，从遵化来的日本宪兵队鬼子乘汽车去果河南的村庄清乡讨伐，走到果河桥，因当时桥已被八路军拆毁过不去，抓到我们张家街村的张再银，让他带路绕道去东龙虎峪桥口，又遇一条水沟，过不去汽车。鬼子们下了车，顺水沟往北寻路。路过张家街村东晾子口坟坑（填坟取土挖成的坑），发现坑内躲藏着十几个人（原在附近干农活，发现日本鬼子过来而躲藏），不容分说，立刻包围起来，全部杀死。只有顺沟子往北跑的兰利田（证人）被日军枪伤颈右下方，摔倒在地致右臂骨折逃掉未死。当场被日军枪杀、刺死的有张家街、王家街、孟各庄、东龙虎峪几个村的王国治（证人王群的父亲）、王振山、王振田（证人王艾的二伯父、三伯父）、王润田（证人王文全的父亲）、王景荣（证人王俊的父亲）、王家街村村民王子丰、李占地、李满（证人李成的三哥）、杨俭（证人杨义民的长兄）等14人。
调查人：李志（王家街村干部）、
王俊（村民自述）、
王群（退休医生自述）
兰利田（张家街村会计）
王艾（村民自述）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1、22日
缪玉昌等人关于大安乐庄惨案的证言
缪玉昌，男，1920年11月16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建明镇大安乐庄人
刘成奎，男，1929年3月8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建明镇大安乐庄人
1941年初春,日军清乡时，把我们村(大安乐庄)里的人都圈到路南大院。把高玉同（男，30岁）和缪玉林侄（男，25岁）绑在板凳上灌凉水，还往两人身上倒上油，点火烧，事后没过几天都死了。把缪玉安三哥身上缠上线，浇上油，用香火驱，或点火烧，因烧伤十分严重，事后也没过几天就死了。我（证人刘成奎）本人也被日本鬼子用香火驱过，烧得浑身都是伤，事后养了好长时间，差一点没死了。日本子把缪军举、缪福善、缪玉章、庞玉璞、刘玉春、刘金满等人扔到大坑里。当时正是初春，坑里的冰还没化完，水很深，也不让露头，谁一露头，日本子就用石头砸谁，几人都冻伤了。缪玉方、缪玉亮、刘少存、刘子功等人被日本子严刑拷打、灌凉水、用香火驱，讯问他们谁是八路，谁是干部，枪藏在哪里，他们谁也没人说。其中一个人被打得疼痛难忍，随口说了句“别打了，大老爷高升啊”这样求饶的话，日本子就认为招出来的干部叫高升。第二天早晨高升起来去担水遇见日军，日本子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高升”，日本子立即把他抓起来拷打，事后没几天也死了。王玉山、缪玉祥被日军抓到大寨日伪据点枪杀。
调查人：陈来、张贺平（退休教师）
调查日期：2006年8月28日、9月29日
孟广增等人关于钱家屯惨案的证言
孟广增，男，1915年12月11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兴旺寨乡钱家屯村人，现已故。
孟宪录，男，1923年10月16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兴旺寨乡钱家屯村人
1942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早上五、六点钟，日军板下、绰号二阎王带队扫荡包围了我们钱家屯村，把男女老少都集中到村中心孟家园子。日本特务看谁不顺眼，拉出来就打，打后就埋。把我（证人孟广增）绑到老邱家，吊在上门坎上，用芝蔴帽子火烧身，烧得满身大泡。那天，日军打后活埋了老李、杨发、杜宽、乔英、乔荣、孟广顺、孟继安、孟昭村、裴田子、高庆恩等13人。
调查人：钱树仁
调查日期：2006年9月15日
冯云亭关于冯各庄惨案的证言
冯云亭，男，1934年9月24日出生，务农，遵化市新店子镇冯各庄人
1942年9月27日那天，日本鬼子佐佐木的队伍把我们村的群众圈在村西南小河沟的北岸，进行镇压。当时我还是小孩，我妈抱着我。
日军先从人群中拉出冯珠，砍了两刀，推到河里再砍一刀杀死。拉出冯德忠先砍，后推到河里，再用石头砸，最后开枪打死。拉出唐喜，唐喜猛跑，跑到西山，被日军岗哨开枪打死。张振被日军拉出吊在树下用火烧死。拉出王永海，王永海飞跑，被敌人追上，由四个日军分别抻其四肢摔死。还有冯三被日军枪杀，在场的马各庄的万老五，被日军放在柴禾垛上点火烧，烧到日军撤走时死亡。日军杀了半天人，走时叫冯树增三叔带路，刚走不远，冯树增三叔猛跑，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在日军临走时，还曾拉住冯士和，日军用刺刀刺冯士和，冯士和一闪身，被刺中上衣口袋（没伤及肉），口袋里的钱掉在地上，日军抢钱的同时，踹了冯士和一脚，饶冯一命，冯士和才跑掉。
调查人:李永春（离休干部）
调查日期:2006年9月10日
闫永起等人关于闫家峪村惨案的证言
闫永起，男，1929年2月28日出生，务农，遵化市东旧寨镇闫家峪村人
张甫印，男，1929年1月17日出生，务农，遵化市东旧寨镇闫家峪村人
张印百，男，1934年4月24日出生，务农，遵化市东旧寨镇闫家峪村人
抗战时期，我们闫家峪村是李运昌司令员建立的军事基地，保存着大量的军事物资，八路军还在我们村制造过军事武器。日军对我们村十分仇视，把我们村列为清剿、讨伐的重点。
1945年2月28日的那天，日军围攻我们村，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村东头，从人群里一个个往外拽人，问八路军、地下党及军事基地情况，对不说的就用杠子打。闫永庆被日军拉出来问，他说自己是种地的农民，八路军和地下党的情况全不知道，就被日军用木杠子活活打死。闫志祥被日军拉出来问八路在哪里，他也说全不知道，被日军用绳子活活勒死。王永地被日军问在闫家峪的兵工厂和军事基地情况，他坚决不说，被日军打伤后，在家养伤时间不长就死了。张福生被日军拉出来问话，他不说，日军特务就用一块棺材板压在他的头上，木板两头，一头一个特务用力往下压，让人看着真惨。日军让王俊合带路找八路军，王俊合死活不去，被日军在我们村小岭后枪杀。日军就这样迫害了70多人。除上述几人外，受害最重的还有张振林、张连福、张连海、张连青、闫庆瑞、王永恩等人。其中闫庆瑞是当时的武装班长，他的腿肚子被日军用木杠压两半了。
调查人：高明宇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8日
王计秋等人关于火烧双桥店村的证言
王计秋，男，1928年10月5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崔家庄乡小良屯村人
徐宝胜，男，1928年3月10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崔家庄乡小良屯村人
曾广林，男，1932年5月13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崔家庄乡小良屯村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冬季10月份一天的中午，（遵化）县支队在我村双桥店(自然村)附近伏击从遵化开往大寨据点的日伪军，信号是打早（枣）子，战斗一打响，村民已经跑返走了，后面的几十个日伪军就跑回遵化叫援军，战斗胜利结束后，八路军县支队押俘虏撤走。从遵化赶来增援的另一股伪军赶到双桥店时，没找到县支队，就一怒之下，把双桥店村的房屋全部烧光，烧毁的房屋有王计春、证人王计秋等4家的3间瓦房、8间草房，老冯家（冯国臣、冯占海、冯亮）5间草房，老张家（张桂方、张桂全）3间草房，共8户19间房。烧房的大火从下午着到天黑。
调查人：宋镭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7—28日
高国祥关于鲁北峪抗日根据地损失的证言
高国祥，男，1918年8月15日出生，务农，遵化市地北头镇鲁北峪村人，现已故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为八路军送信、带路等。当时，我们村是冀东抗日根据地，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唐山十五行署、李运昌所领导的八路军13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供给部、炸弹厂、被服厂、修械所、党校、电台、报社等机关单位都驻在我们村，我们村成了冀东抗日的大本营。1940年至1942年3月，日本鬼子七次剿袭我鲁家峪抗日根据地，我党政军机关全部遭到了破坏，隐蔽的物资全部被拉走。仅1942年3月惨案，日军用15辆汽车拉运清剿到的党政军民物资，整拉半个月。整个鲁家峪抗日根据地房屋被烧4000余间，牲畜、车辆损失1000余头辆，仅我们鲁北峪村被日军枪杀的老人、青壮年、儿童等老百姓50多人。总之，日军在我们鲁家峪这片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将我们鲁北峪变成了“无人区”。我们村抗战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调查人：张之兴
尹福田关于“无人区”损失的证言
尹福田，男，1920年5月17日出生，务农，遵化市苏家洼镇山王庄人
1942年秋后，日伪军把我们村划入“无人区”，强迫村内所有人家搬迁并自行拆房。不愿拆的和家中没有壮劳力拆不了的就全部烧毁。全村共30多户，85间房屋，全被烧毁或拆后烧毁，成为一片废墟。因我们村靠近“无人区”边缘，不仅房屋被毁，日伪军还从我们村砍伐3000多棵成树，用于埋“无人区”界桩或枷封锁沟边的树寨子。
调查人：唐世魁（局退休干部）
洪茂林（退休干部）
调查日期：2006年9月15日
刘殿龙关于被日军抓劳工的证言
刘殿龙，男，1920年10月22日出生，务农，遵化市石门镇八户庄人
我今年87岁了。提起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所犯下的罪行，让我们回忆起来真是咬牙切齿。就拿我自己来说吧，1940年我21岁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到抚顺给日本人挖煤。每天要干十二、三个钟点的活，吃饭不管饱，每天只给五毛钱的饽饽头吃。后来我病了，他们不给治，不干活也不给饭吃，几乎要死，他们才把我放回来，折腾十几天我才跑回家，总算没死在外头。当时和我一起被抓去当劳工的还有蒲希来、崔连发、谷士全等十多个人。日军在我们村烧杀抢掠，做尽了伤天害理之事。
调查人：杨绍耕
调查日期：2006年9月26日
未完待续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