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担任中共唐山地委《唐山农民报》编辑部主任以后，不仅要协助总编辑审定稿件，还要撰写社论、评论，起草工作总结，还要分管党务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分管政治运动，曾经耗费了我很多精力。除此以外，还要抽出时间出去采访一些重要报道。
说到采访，不能不特别说一下“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篇报道，因为这篇报道的影响远非始料所及。为了说得清楚，需要从1955年初说起。1955年春节前，我听说遵化县十区洪鸭屯村农业社实行了山西省郭玉恩农业社的包工包产，很想去看一看。
于是我和报社的阎醒之一起去遵化县洪鸭屯采访。在采访过程中，这村农业社社长姜公忠无意中谈到，他们刚办起农业社不久，因为他们是这个区最早办起的两个农业社之一，区委书记赵涌兴曾带人到他们这里蹲点，学习怎样办社。蹲点期间，连区委的会议也到这个村来举行，使区干部从这里学到了不少办社本领。我听后非常感兴趣，因为当时如何学会办农业社，是农村工作干部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我想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可惜姜公忠所知不多。由于这时已过了腊月二十三，农村各户都在准备过年了，我们不好在农村再呆下去，只好回去了。回去后我仍感到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便向总编辑郑毅作了汇报。郑毅也很感兴趣，他向地委书记周振华作了汇报，引起了周振华的重视。
周振华表示，他要亲自去看一看，并告诉郑毅，要我等着同他一起去。由于他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55年4月中旬末才通知我同他一起去遵化。周振华带了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亨运和一个警卫员，我带了报社摄影记者王兰亭，一行五人到了遵化。我们又从遵化县城乘马车到了十区区委驻地鸡鸣村。在区委听了半天汇报，周振华讲了要对农业社加强领导的几点意见。
我们在鸡鸣村住了一夜，便由区委书记赵涌兴和区委副书记李计增陪同，乘马车到了西四十里铺。在这个村听了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的半天汇报。第二天上午，周振华同我们几个人说，这个区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让我好好写一篇报道登报推广。
随后，他同我一起研究了这篇报道的写法。我先说了我的想法，即开头部分先写这个区由于区干部初步学会了怎样办农业社，使合作化运动得到健康发展，并使生产面貌有了显着变化。然后第一部分的小题目叫“从不懂到懂”，写区干部从绕开社走到主动向农业社学习。周振华听到这里便说，第二个小题目叫“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我接着说，第三个小题目叫“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周振华表示完全同意。这篇报道的框架就这样定下来了。
下午，周振华要去白马峪村去看看，他让我留下来写这篇报道。他们几个人走了之后，我翻了翻笔记本，感到掌握的材料不足。于是我又找有关人继续了解情况。晚饭前周振华等几个人从白马峪村回来问我写得怎幺样了，我说还没写。他很着急，摧我赶快写，并说明天就离开这里去沙石峪。
这样急着走是我没有想到的，真有点慌了手脚。于是我同赵亨运商量，请他帮我把开头部分这个区的农业社发展状况及生产变化状况写出来，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一些数字需要核对。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因为仍感到掌握的材料不够充分，便同区委书记赵涌兴商量，请他和李计增今夜睡在我的房子里，我在那里写，他们睡在我身边，我在写的过程中，如遇到需要补充情况的时候，便可叫醒他们来询问。他们同意了。
当晚，赵亨运就把他写的那部分交给了我，我非常高兴。于是再次提出请求，请他再把促使区干部学习办社的几种办法写出来，他也同意了。这样，经过我和赵亨运两人合作，总算在次日早饭前完成了这篇报道的初稿。早饭后，周振华看了初稿，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我带回后再好好修改。这天下午我们便乘马车去了沙石峪村。我们在沙石峪只住了两夜便回昌黎了。
回到报社后，我把那篇报道又修改了一遍，经郑毅看后送给周振华审阅。周提出把他在遵化十区的那次讲话加进去。我和郑毅都认为不妥，那样会造成既不像报道又不像评论。但周振华坚持要加进去。没有办法，只好在第三部分之后又加了一个小题目，叫“加强领导”，把周的讲话摘成几个要点加了进去，经周审阅后没有署名即在1955年4月30日的《唐山农民报》上发表了。这不过是一篇适应当时需要的普普通通的报道，没想到， 1955 年末这篇报道竟然身价百倍，它的影响所及，完全出乎我的予料之外。
这要从1955年10月中旬说起。这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周振华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振华从北京开会回来，即打电话要我赶快到他那里去。我见到他后感到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他把一本16开的厚厚书递给我说：“这是毛主席编的书，遵化十区那篇报道被收进去了，而且是第一篇”。我听后顿时感到意外地惊喜。我看那本书的书名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本样书，其中收编河北的文章共六篇（那时还没有收进“勤俭办社”一文，直到12月毛主席第二次编这本书时，增补了河北四篇文章，“勤俭办社”一文即在其内），“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竟赫然被放在了第一篇的位置，文章的第四部分，即后加的“加强领导”那个部分，理所当然地被毛主席删掉了。
毛主席为这篇文章写了长篇批语，批语的末一段毛主席这样写道：“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看后非常激动。周振华似乎比我更高兴，因为这篇文章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写出来的呀。我问周振华赵亨运看了这本书没有，周振华只说你先拿去看吧。我把书拿回报社，大家也都争相翻阅，并为我们的报纸和我感到高兴。
1955年12月，毛主席又对这本书进行了修改和增补，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开本由16开改为大32开，分上、中、下三本于1956年初正式出版。这本书发行量非常之大，对合作化运动的影响也非常之大。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不只对合作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还影响到诸多方面，诸如：遵化十区区委书记赵涌兴被选为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遵化县西四十里铺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成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已闻名全国，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我于1956 年1月由编辑部主任提为副总编辑，没过半年又提为总编辑。这年我才26 岁。这样连续提拔与毛主席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的按语不无关系。这些应该说都是机遇，是意外的机遇。既然是机遇，总带有某种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想躲也躲不开。
（本文援引自卢振川回忆录《往事漫笔》，系卢振川之子卢宝柱所提供，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转载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