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昕，原名王智，字哲轩，化名王明义、莎荻、从众、伍仁。1909年3月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大旺庄村。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丰润县委委员、丰玉遵联合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丰玉遵宁联合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东十五地委副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等职，出席过党中央召开的土地会议。建国后历任山西省总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副部长、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81年10月因病逝世，享年73岁。全总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王维昕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二。父亲王瑞林在村里是个有名气的木匠，也晓石刻和铁工，好练武，可以称得上多面手。因几次外出施展手艺未成，只好回家干木匠活兼务农。他对穷苦人家非常有感情，让他干活从不收钱。他父亲这种慷慨济贫的精神，得到乡亲们的赞赏，在童年王维昕的心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母亲刘氏，纯朴善良，勤俭持家，对孩子要求虽严，但非常支持子女的正义行动。这些对王维昕革命思想的健康成长创造了好的环境。辛亥革命后，民主运动的兴起，给少年时代的王维昕以启迪。8岁进本村小学读书时，第一个剪掉了辫子，剃光了头，带头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同进步师生一起进行“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纷纷起来，罢工、罢课、上街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五卅”运动。王维昕亲眼目睹了国家形势的变化，面对帝国主义的残暴事实和封建主义黑暗统治，他和时宜步学生经常讨论一些问题，“怎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怎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瓜分；怎样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人民；中华的出路在哪里？”16岁的王维昕在学生时期就成了忧国忧民的志士了。于是他决心读好书，掌握本领，立志报效祖国。他从小学升入高小，由高小考取滦州师范，始终品学兼优。尽管家境困难和军阀混战的影响，但他刻苦坚持从未间断。直到1925年11月，东北军郭松龄部队进驻滦州，占领了校舍，学校被迫停学。王维昕不得不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
1930年初，冀东各县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王维昕经高小同学雷云龙介绍到遵化县达官屯小学去教书。从学生到教员这对王维昕来说无疑是个飞跃，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从而改变社会。8月，在遵化县小学教员要求“增资长月”的请愿斗争中，结识了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兰小川同志。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在党的领导下，边教书边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王维昕非常气愤，他在遵化县的大官屯、唐山附近的傅家屯、娘娘庙小学任教期间，经常向学校师生灌输进步思想和抗日道理，在校内外开展“不当亡国奴”等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3年，日本宪兵司令部进驻唐山，蒋介石窜到河北，制止抗日，公然对抗战部队下令“有言抗战者杀无赦”，对群众抗战活动按“赤化分子煽动人心”论处，以种种手段破坏和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而怀有爱国激情的王维昕却冒着生命危险，在校内外揭露日寇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并和小学教员一起向各界人士以及学生发起募捐，动员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物慰问前线抗战将士，支援抗战。
同年6月，他参加了丰润、遵化县53庄民团2000多人在左家坞一带截击日寇一百多辆给养车的战斗，这是丰润人民打响的抗日第一枪。
是月，他在遵化县小党峪教书时，结识了共产党员李一夫、徐志、彭来等同志。10月，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丰润小学教员联合会，并与彭来、杨植三、苏林彦一起负责以丰润城关为中心的北东区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工作，组织教联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地运动。通过一系列活动，使王维昕看到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的、是人民的大救星。认识到只有加入共产党，个人才有前途，国家才有希望。他对党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根据他的要求，1934年2月，经王品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继续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当年就参加并领导了丰润、遵化县小学教联的抗日增资斗争。
1936年，根据抗日形势的需要，京东特委决定将丰润县委分成丰润县委和丰滦边委两部分。当时在丰润四户小学任 教的王维昕按上级的指示，建立了抗日游击小组，做争取民团的工作。
1938年5月，京东特委与冀热边特委合工。6月，中央派八路军第四纵队分三路挺进冀东，配合地方开创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冀热边特委为配合大军东进，决定
九支队到遵化与铁厂一带的李运昌司令的暴动队伍会合，根据抗联司令部命令，将九支队编为抗日联军第五总队，政委李德昭，队长张树婉、支队长王维昕任供给处主任，与高庆谭、凌云等同志负责后勤工作。王维昕同志从大局出发，团结抗日，维护民族利益，从不计较个人职务高低。而是积极筹备军需物资，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千方百计收集机器，采购布匹，招聘工人，为八路军主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冬装和其它军需物资，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供应工作。1938年9月下旬，“四纵”和抗日联军在西撤途中遇阻，当时王维昕跟随“四纵”司令部，几经周折，到达平西根据地——斋堂。而后，王维昕和上级派来的蔡委心同志组成了宛平县临时政府，他任代理秘书长，开展恢复地方政权和后援工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冀热察区党委派王维昕化装店铺学徒化名王敏，自斋堂出发，经昌平乘火车到天津，在大胡同的一个旅馆里见到李楚离同志，指示王维昕回冀东家乡，隐蔽活动，联系潜散的大暴动干部和战士，恢复党组织，发展党员，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8月，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舍身台村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政权和开展群众工作”。遵照这一精神，在领导人员少，活动区域不大的情况下，于1939年冬建立了中共丰玉遵联合县工作委员会，王维昕任组织部长。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他经常利用青纱帐时期办党的训练班，培训农村支部书记和委员。1940年8月，在大旺庄村南的官峪曾搞过训练班，县委书记国荣、组织部长伍仁、宣传部长石光都讲了课。王维昕讲支部工作，讲如何当好支部书记等。参加学习的人一致认为，还布置了任务，提出在本村还要到外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王维昕为了使同志们不脱离群众，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经常说：“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要爱护群众，时时刻刻想着群众，处处依靠群众，当情况紧张时就会掩护我们，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还对自己的通讯员说：“当领导交给送信的任务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要失落。如果出现险情，要沉着，不要慌，在迫不得已时，把信处理掉，决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宁可丢掉生命，也不要丢掉信件”。
1940年杏熟季节，王维昕召集一区的几名干部研究工作，夜宿在大旺庄牛家。由于叛徒告密，天没亮，敌人就包围了村子。王维昕沉着应敌，道德上同志撤离，而自己躲避不及被围。于是在牛家老少的掩护下，安全脱险。敌人扑了空，穷凶极恶的敌人却抄了王维昕的家，将他父亲、哥哥和只有7岁的儿子老少三代一起抓走，押到左家坞伪警察局。敌人声言，只要交出王维昕就放人，同志们见此情景都很着急，王维昕却很镇静，稳定大家：“都别急，这并不证明敌人强大，相反正说明他们的虚弱，抓不着我，把我的亲人抓去威胁我，也休想动摇我抗日的决心。”王维昕宁可家里亲人受苦受难，也不向敌人屈服。经给敌人施加压力多方营救，敌人无奈，才把王维昕家人放了出来。还有一次，王维昕被敌人发现后，日本兵骑着马追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通讯员洪杰灵机一动，将他掩护在坡坎下水站的一个土窖中，用草盖好，很巧妙地躲过了敌人。
1942年，敌人疯狂地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第四、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三光”、“沟壕堡垒分割”政策，使各村党政工作转入地下。王维昕同志为了保持与各村的联系，派刘建民同志组织了丰玉遵和丰玉宁两条秘密交通主干线。敌人为了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沿公路三里至五里一个炮楼，还从公路一侧挖一条深
（白振国撰稿 吉夫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