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是是回忆，也更多的是缅怀；这既是历史，也更多的是事实。在我的可敬可爱的父母和兄长相继去世的今天，就让我讲一讲我的祖父戴经和外祖父于鹏九的故事吧！
外祖父于鹏九原名叫于云程，字鹏九。取其庄子“大鹏展翅九万里”，也有说晚清考秀才时他所在遵化考场的卷棚排第九，中考后人称九爷。因为有学问，曾任平安城镇镇长。他办事公道，乡亲们有求必应，又乐善好施，经常为村里办一些有益的事，所以在蓟，玉、遵三县享有盛名。
他并不像有些地主广占良田，欺压百姓，而是在家乡兴办客栈，商店，组织骡马队长途运输货物，利用平安城地处遵化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推动商业的发展。1936年秋，思想开明的于鹏九被推举为遵化县商会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侵占了遵化。敌人在镇里搞起伪维持会，平安城的人推举于鹏九出面与之周旋，于鹏九深知谁替日本鬼子办事谁就是汉奸，坚决不同意。但镇里多人次找他，包括一些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人，让其公开应酬敌人，暗地为乡亲和抗日人民办事。这样他答应下来。从此于鹏九和另外两人徐净波、齐发祥三人共同主持平安城的伪维持会。他的两个助手尚明（另一个记不起名字）是中共地下党员，日寇投降后他们均成为中共遵化县委区、镇领导。这种现象正如毛主席在“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一文中阐述的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两面政权，即明里利用“合法身份”为日、伪军效劳，暗地里也就是实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提供情报，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抗日军民。
父亲计明达回忆说：“反蚕食斗争。主要表现在敌我对政权的反复争夺上。我们要设法将敌占区的伪组织亲敌的一面政权转变为亲敌的两面政权；将接敌区的亲敌两面政权转变为抗日的一面政权。将远敌区的抗日两面政权变为抗日的一面政权。这种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是艰巨的犬牙交错的残酷斗争，其反复性尤大。”又说：“关于建立村政权。在抗日的一面村，设村办事员，实际负村长责任。下设粮秣员、财物员、武装班长和保卫干事等，原伪组织人员一律取消，即使有个别存在的，尤其在必要时应付敌人。在抗日的两面政权村，以我方选派村干部为主，伪组织的名义虚设，应付敌人。
在当时一些“亲敌”的两面政权村，仍以伪组织为主，但我抗日政府所派的任务，力求必须执行。在亲敌的一面政权村，积极做争取工作，必要予以打击。”他还说：“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游击区，我们完全靠武装斗争去争取民族解放是不可能的。许多斗争的胜利，都包含统战工作的内容。在民族存亡的时刻，大多数上层人物，伪职人员是有爱国之心的，不能统视为汉奸。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身份、地位、声誉、条件，争取他们去做对抗日有益的事，做我们直接办不到的事情。如采购禁购物资、枪支弹药，搜集敌伪情报，通过他们做伪军伪组织的工作，甚至可以通过这些人向敌占区派遣工作人员。当然，对铁杆汉奸必须坚决镇压。
在抗日战争中，基层政权是个战斗堡垒，游击区的村政权建设工作尤为重要。丁振军（时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东东部办事处主任——注）曾总结十六字箴言，形象地表达抗日村政权的任务‘站岗放哨，联系情报，封锁消息，沿村转递’。在抗日的一面政权村和抗日的两面政权村，采取坚壁清野的方法，使敌伪的疯狂扫荡一无所获。丁振军在游击区基层抗日政权组织建设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历过多次扫荡与反扫荡的严峻考验，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战火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总结出一套关于游击区抗日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政策，经过两次干部培训，这些基本理论和具体政策得到修订、补充，其内容更趋深刻、丰富。
丰滦迁联合县是冀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党的基础、群众基础都很坚实。在四五次“治强”运动中，县长于沐之牺牲了，丁振军又派秘书张昆山代理县长，不久又牺牲了。丁振军立即肩负县的直接领导任务，并责成赵尚金、张春和我三人分担各区的反扫荡组织工作。我分担三个区的任务，任务是艰巨的。每当扫荡暂停（轮番扫荡，每次约十天左右），丁振军必约我向他汇报，而且总是同住一个山洞。每次汇报之后，都是耐心细致地帮我分析敌情，教我应该注意的事项。
丁振军是一位朝气蓬勃、精明强干、富有创造性且意志坚定的领导者。他尤其对知识分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给予尽可能大的帮助。使像我这样每一个刚刚踏上革命征途的知识分子，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无比亲切。”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化县及平安城镇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干部，县、区领导同志都去过于鹏九的家，利用他家做掩护。大表哥王洪烈回忆说：记得一天夜晚，有三个人从后院进入，外祖父（于鹏九）对他们很热情，送水，让做饭，他们是跳墙进来的，我和外祖母去了厢房。他们当晚住下了，第二天天亮前走的。我听外祖母说，当时县长王昌鸣，即王常明②，区领导李维连，即李维廉③，都到咱们家去过。
表弟于建华④告诉我们：当年于鹏九营救了很多同志，其中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他在被于鹏九营救出来几年后去世了。这个人叫潘效国，原在冀东军区十三团三营的一个连当连长，因身体有病，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在平安城一带活动，在游击队当队长。有一次，他和于云波执行任务时在平安城南五里的南窑被鬼子抓住。鬼子把他们带回平安城拷打，叫他们说出游击队在那里？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在哪里？他们任凭鬼子怎么严刑拷打，只说是在游击队里当小兵，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此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于鹏九，叫他想方设法营救。于鹏九立即对日寇开展攻势：请他们吃饭，说这两个人是因为和家里的老人闹气跑出去，因为找不到活干，没办法才参加的游击队的，他们参加游击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所以，他们确实不知道游击队的秘密。还说，于云波是他的同宗兄弟，请“太君”关照一下。并用自己的生命担保潘效国两人是“大大的良民”。
这样，日寇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不再严刑拷打，只是把他们关押在平安城。几个月后，于鹏九先把于云波保了出来，不久，他们里应外合，潘效国策反了关押他的三、四个伪军，还带着一挺机枪回到了游击队。
张景海（今年86岁，平安城二村人，1942年加入共产党，是地下党的情报员）说：
“我当时是二村的甲长并负责看护南城门，日伪时期平安城修了护城河、炮楼，是我半夜替潘效国他们开的城门，护送他们出城。”
王洪烈说：我的父母都是爱国的小学教师，常年在遵化县各地教学，我从小就生活在外祖父于鹏九家，由外祖母照管，寒暑假才能随父母到骆马庄自己家中小住。外祖父于鹏九是晚清秀才，家境富裕，古书较多，他有时也写古诗与朋友讨论或交换。由于他的学识、家境、社交能力等，在平安城镇有一定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在遵化县及平安城镇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县、区干部，好些人到于鹏九家去过，大多是在夜晚。因为遵化县的很多共产党负责人都知道，于鹏九这个维持会长是抗日的两面政权，对党是忠心耿耿的，是替八路军办事的会长。外祖父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营救过很多被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抓捕的人，其中包括地下党和革命干部以及普通群众，凡找他保人，他都尽全力营救。当时我们年龄小，好多事大人不让知道，救出的人数和名字我无法统计，但只要没有完全暴露的抗日人员，他大部分都能救出来。
二表哥王洪乃回忆说：我父亲王寿亭当时在骆马庄小学当教师，大约是1944-1945年间，日本鬼子清乡，在学校翻出两本抗日教材，立即把小学校唯一的教师我父亲抓捕，并严刑酷打，他一直没承认，就被关到敌人的据点中。我母亲于淑娟求到外祖父（于鹏九）处，他多方营救，到处奔波。他买的银器数盒，有银杯、银盘、银勺、银筷等给了翻译官，警察局等处送礼、请客。把我父亲保释出来后，我母亲告诉我，于鹏九为了还债，还卖了一块土地，大约5-6亩。从此我知道从鬼子手中救人的难度是很大的。于鹏九膝下有两个女儿：于淑娟和于立娟（字锦屏）。他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早早就送两个女儿上学读书。送她俩姐妹上了位于北京燃灯古塔下的著名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当时，一位遵化县
“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在天津工学院读书的计明达戴秉公（字景初），和爱国师生一道来北京游行示威。此时，包括我母亲于立娟在内的通州女师的爱国师生在赵校长的带领下，也来到北京。因为大批军警突然出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赵校长就把戴秉公等天津来的冀东子弟带回通州避难。
此后，我们的父母，经人介绍认识，建立了恋爱关系。于鹏九听说女儿于立娟要嫁给遵化县国各庄小学教师戴经的儿子戴秉公，又听说戴秉公是家乡唯一名天津工学院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还是学生运动领袖，由于参加组织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而被反动当局强迫肄业。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女儿的婚事。他嘱咐家人，一定要把喜事办好。出乎意料的是老戴家把这桩婚事办得十分隆重。原来，戴经和于鹏九都喜欢这对志同道合的儿女，称赞是门当户对、喜结良缘。
戴经和于鹏九都是不缺衣食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他们不仅投身抗日洪流，而且毅然决然把自己最喜爱的一双儿女送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他们不是不知道儿女立志抗日救国的前程是多么的艰险，不是不知道实行野蛮“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到处疯狂扫荡的日寇是多麽残忍和凶暴，但是，他们不但支持革命儿女联姻，而且在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之中，两位老人从来没有拖累过他们，反而都是忘我地帮助他们和八路军，全心全意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同千千万万的工农革命群众一样，是我党抗日救国战争可靠的坚强后盾，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脊梁！
父母“锄奸救国”参加革命以后，敌人曾经四处张贴告示，追捕、通缉戴秉公等“共匪”，将其碎尸万段。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父亲戴秉公改名计明达，母亲改名“文玉”，解放后也一直沿用化名。只是临终前，父亲在大女儿计小为的恳请下给她写了一首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落款是“戴景初”三个大字的墨宝。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恢复使用原来的名字，其教育子女、寄希望于子孙后代“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良苦用心，可想而知。
1944年，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敌人曾扬言：“掌握了赵老头⑤和临抚昌联合县县长计明达的活动，并通令悬赏捉拿我们，凡是抓住我们俩其中一人，就赏日金币一万元。”（见中共抚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洋河怒潮》P11页）这使我联想到前不久三舅于宗淦（天津市科委退休干部）的回忆：八路军曾一度到处贴告示，任命于鹏九是遵化县抗日政府第四区区长。日本人知道了气急败坏到平安城放了一把大火，把于鹏九家的东西两个大院全烧了。家人四处逃散，流离失所。那年是民国27年，即1938年，当年是润7月，烧房那天是（后润）
王洪乃还说：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平安城是解放区，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初期，于鹏九即把大部分土地交给当地政府，自己只保留一块地，大约10亩左右，在全镇大会上被宣布为开明士绅。这时期镇和区的一些领导人员，还到家中看望过他。于鹏九经常下地干活，家人也要去地里干活，我小的时候到地里拔过草。忙时，重活就让他弟弟（我的二外祖叔父）和侄子（舅舅）帮忙，太忙时请过临时工。总之，他虽然60多岁，仍然是自己劳动为主。
在土地改革快要进入复查阶段，即土改中期，我母亲和姨母均建议外祖父到唐山或北京的亲戚家住一段时间，避开已经出现错误苗头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期，但外祖父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曾做过很多有益于革命和群众的事情，营救过很多革命者和群众，县、区的一些领导都知道，自己没有罪，无所畏惧，坚决不走。为此，我母亲（教师）很生气，顶撞过外祖父，但没能说服他。结果在土地复查群众运动中，他果然被执行“左”傾错误路线的人迫害致死。几乎是同时，秉性忠贞、刚直不阿的爷爷戴经在国各庄土改复查当中，因为给村里某作风腐败的干部提过意见，被诬蔑是什么“国民党”，运动中被伺机报复的人用严刑逼其认错。早在1915年就订阅《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的祖父戴经，一向用民主、进步的新思想教书育人，怎肯向坏人坏事认错？他因不服，被打死，含冤去世。
当时，计明达、文玉正在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跟随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先机挺进东北，抢占兵家必争之咽喉要地锦州，英勇奋战在打击日伪残部的最前线，拉开了伟大解放战争的序幕。继而转战辽西广袤的大地，扩大解放区的同时开辟新区，并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支前运动，大力配合东北野战军开辟东北战场，准备打一场举世震惊的“辽沈战役”。因此，他们根本无法顾及家乡父老的安危。
建国以来，无限忠于党的父母，因为祖父和外祖父的所谓“历史问题”，长期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直到文革后期，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１９７９年，原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和锦州市解放后第一任市长计明达等冀东老干部，回故乡瞻仰盘山烈士陵墓。1985年10月，父亲和原司法部副部长、老战友李运昌一起回河北故乡凭吊先辈李大钊烈士，在烈士当年避难处题词留念：“李大钊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与五峰山共存”，“五峰巍巍高耸云天，先驱英名永载史册”。父亲还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抚宁县视察，面对革命老区欣欣向荣的新面貌，看到老同志幸福的晚年生活，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挥毫写下了由衷的感慨和希望⑥。
应遵化县县委邀请，父亲和许多从遵化出去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曾再次回到遵化县出席一个新建水库的落成典礼。在这个典礼上，好几位当年被于鹏九从日伪手中营救脱险后从军南下的老干部，相互问起那位救命恩人，关心这位对革命有大功的老人。当他们得知在土改复查错误路线的干扰下，于鹏九早已含冤死于非命时，都异常愤慨和遗憾！纷纷写材料证明于鹏九营救抗日干部的事实，交给父亲计明达代为转交。父亲不负重托向遵化县委提出建议，要求给于鹏九等平反昭雪。还有一位老同志写信致父亲，证明祖父戴经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而是支持和帮助过中国革命的老实本分好人。
注释：
①本文根据北京退休干部于建华、内蒙包头钢铁公司退休干部王洪烈、河南省冶金勘察院退休干部王洪乃等同志的回忆和我们父母的遗物整理编写。
②王常明是兰小川同志的化名，原名兰溪，字小川，又名木铎。兰小川于光绪22年（1896年）出生在遵化平安城。1917年毕业于遵化省立五中，后又考入滦县师范读书。毕业后在本县芦各寨高小、南岗高小、县立东关师范任教。1927年4月经张明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任中国共产党首届遵化县委员会委员。1938年底从平西整训回来，受命组建县、区、村政权。1940年初任遵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0年11月任丰玉遵联合县县长。日寇自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调动大批日伪军围攻清剿我抗日军民，致使我军民受到严重损失。丰玉遵联合县县长王常明、耿玉辉、李维廉，先后在敌人大举围歼中牺牲。
③李维廉，化名官万、张品一、卫华。清光绪21年（1895年）出生于遵化市平安城镇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自幼过继给伯父李允诚（清末秀才）为嗣，家教甚严。他自幼聪颖好学，才智出众，中学毕业后赴北平燕京大学学习，时逢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因参加了学生向封建政权YOU XING SHI WEI（？）而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他不畏强暴，不辞劳苦，与进步同学一起深入京郊农村，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与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后来李维廉回到遵化、兴隆、蓟县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常与当地进步知识分子兰小川、耿玉辉、李化度等来往。经兰小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同岳雷、耿玉辉一起领导了城西农民进城YOU XING（？）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1938年8月，冀东抗日大暴动时，他任冀东抗日联军游击总队第一总队长。同年9月，他与杨占山部队联合在平安城镇西河沿设伏，把伪蒙骑兵队打的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大大消灭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940年春，任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联络科科长兼七总队政治指导员，为沟通部队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日寇推行壕沟堡垒政策，他不畏艰难险阻、协助县政府开展“无人区”斗争；在敌人四、五次“强化治安”的残酷环境中，从事恢复基本区工作。在军、政机构初建的艰难时期，他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披星戴月，奔波于军政、军民之间，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联络和疏通工作，他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敢打敢拼的必胜信念。时至1942年，经过日伪军的五次“强化治安”抗日基层组织大部惨遭破坏，许多战友都相继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李维廉为给牺牲的战友报仇，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带领多名同志逐村恢复游击区、敌占区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43年1月，李维廉时任丰、玉、遵三县联合县县长，冀东区十二团二营营长。同年
鬼子撤离后，一个名叫刘瑞的当地村民（中共党员）用骡车把烈士血肉模糊的尸体拉回了家，他的身上只剩下被敌人掠断的一只老怀表的半截表链。
④这是2008-8，于建华采访遵化县平安城几位知情老人：于云，92岁、张景海，86岁、兰赫然，71岁、于景升，78岁、于志文，71岁、于成，61岁。根据他们的回忆整理。
⑤即赵濯华同志，时任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日本投降后，历任沈阳市公安局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病逝，享年83岁。
⑥见《计明达文集》
（吉夫辑录）
